北京四中校門是灰磚和石塊構築的牌坊式建築，校名由郭沫若題寫。
3月，《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下簡稱《暴風雨的記憶》）在內地出版。這是一本關於北京四中的回憶文字結集，十八位作者都曾是北京四中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屬於「老三屆」，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
曹一凡、北島、維一三人任此書主編。北島是核心。
在書的序言中，北島寫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有名的中學之一，曾處在暴風雨的中學，在這小小的舞台上，展開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
就在這個舞台上，高幹子弟、知識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陣，大幕拉開，劇情濃縮了一個中國。
這本書中的文字，真切記錄了「文革」暴風雨怎樣沖刷一代人的心靈，又如何影響他們的一生和他們所代表的這個國家的未來。
「暴風雨過去了，如果什麼記憶都沒留下，我們不僅愧對自己，也愧對我們的後代———所以才有了這本書。」北島寫道。
1.風暴眼
由於高幹子弟雲集，內部消息靈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學紅衛兵運動的中心。
1965年夏天，16歲的北島考上北京四中高中部。在《北京四中》一文中，他形容自己是「小瞎子終於摸進天堂門」。讓他更驚喜的是，同住一棟樓的「發小」曹一凡也考進了北京四中。兩人都在高一（五）班。
四中是當時北京最好的學校之一。「我1964年考入四中初中，當時北京城區的男校，沒有比四中分更高的了。」本書作者之一、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印紅標說。
北京四中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離長安街很近，正門不遠是西什庫教堂，後門對面便是林彪的住所。四中以擁有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子弟而聞名。「在男校里四中考分要求最高，西城區是國務院各大機關和家屬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國務院各大部的子弟。」印紅標告訴南都記者。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雲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劉少奇的兒子一個（劉源源），彭真的兒子兩個（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兒子三個（薄熙永、薄熙來(專題)、薄熙成），再如像謝富治的兒子，謝覺哉的兒子，徐向前的兒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將軍級的子弟就更多了。
「大部分人都是憑真本事考進去的。」曹一凡說，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在北京四中念完初中後，沒能考上四中的高中。雖然陳毅時常去北京四中，但陳小魯最後還是不得不去了北京八中。
表面看來，當時的北京四中學風正派、欣欣向榮。
但在「文革」爆發前，「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顯然有什麼東西被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北島寫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文化大革命」爆發，四中停課，北島、曹一凡以及整個「老三屆」瞬間捲入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當時，北島和曹一凡同屬於北京四中的「造反派」。
由於高幹子弟雲集，內部消息靈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學紅衛兵運動的中心。
1969年，北島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當工人；1971年，曹一凡被分配到西城碳素廠做燒火工。此後，兩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軌跡。北島成了知名詩人、作家，曹一凡則成了成功的商人。
2001年，北島回到闊別十三年的北京。北京的劇變讓他震驚，「我在自己的故鄉成了異鄉人。」北島在《城門開》的序言中感嘆道。
記憶中的北京四中也早已消失。1986年，北京四中校舍全部翻建。面對這個白色現代建築群，「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線索也沒有，茫然搖搖頭。」北島寫道。「我生在北京，在那兒度過我的前半身，特別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長經驗與北京息息相關。而這一切卻與這城市一起消失了。」
北島決意用文字來重建自己的北京城，由此開始了《城門開》系列文章的寫作。寫作過程中曹一凡驚人的記憶力為北島寫作提供了大量的細節，尤其在《北京四中》一章中。
2009年10月，曹一凡到香港探望北島，再次聊起北京四中的往事。「記憶那麼好，歷史那麼獨特，應該編一本書。」北島建議曹一凡可以和維一（黃其煦）合作，編一本關於北京四中「文革」的回憶錄。維一是北京四中1966屆初三（一）班學生，與曹一凡是多年的朋友，去年出版了《我在故宮看大門》一書。
「我對四中的印象特別深，一直想給學校留點什麼。」曹一凡說，正是在四中的那三年，讓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他接受了北島的建議，並為此四處聯繫。
由於聯繫出版社、編輯稿件等原因，北島最終參與進來。「這恐怕也和我編《七十年代》有關。」北島說。
《七十年代》是由北島和李陀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回憶「七十年代」的文集。收錄了阿城、朱正琳、陳丹青、北島、張抗抗在內的三十篇記憶文字。「如果追溯歷史，勢必要從七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必須要到『文革』的暴風雨中尋找答案。」北島說。
2009年11月29日，維一回復曹一凡，同意參加《暴風雨的記憶》一書的編撰。
曹一凡在北京，負責約稿及收集圖片；北島在香港，負責文字編輯；維一在美國，負責協調和編校。
在約稿前，北島確定了稿件編輯原則。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要儘可能保持客觀立場，要能把完全對立的聲音匯集起來。」北島說，為了儘量容納當年不同的視角和立場，他們特別選取了當年具有代表性或爭議性的人物，同時也兼顧不同類型的角色。「重要的是通過個人的視角、感受、情緒等細節，去展現歷史的複雜性和可感性，從而最大限度地還原那些歷史事件和場景。」
「老兵派」、「造反派」，悉數登場。
2.各派別
伯仁非我所殺，伯仁因我而死。
「要想把各個派別，各種人的觀點都反映出來，並不容易。」曹一凡說，當時北京四中有兩大派別：「老兵派」和「造反派」。「老兵派」主要由高幹子弟組成，是最早的紅衛兵組織。「造反派」主要出生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算是「文革」中的激進派。
北島和曹一凡都屬於「造反派」，同其他「造反派」都還有些聯繫。問題在於「老兵派」，雖然「文革」中他們也倒台了，但由於生活經歷和環境的差異，他們同別人並不交融，彼此也沒什麼往來。
曹一凡最先找的是劉輝宣，他們是高一（五）班的同學。
劉輝宣是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廣為流傳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正是由他譜的曲。
口號喊出來非常偶然。「當時，我同學的哥哥在輕工學院被對立派圍攻，我們趕去支援。當時也沒有涉及出身問題。但為了造聲勢，最好的辦法就是先給對方扣個帽子，罵他們出身不好。先聲奪人，讓對方一下亂了陣腳。戰略方針定下來，大家想找個歌到會場上造聲勢，一時找不到，就攛掇我瞎編一個，我連詞帶曲，一揮而就。」劉輝宣在《昨夜星辰昨夜風》一文中回憶道。
這首鼓吹「血統論」的歌迅速傳播全國，成為紅衛兵的「戰歌」。反對之聲也如約而至。為評判這首歌，遇羅克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因此入獄，最終被槍決。
「血統論」後來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評判，劉輝宣為此也吃了不少苦頭。各路紅衛兵都追著他打，爭相批鬥。巨大的恐懼讓他做好了隨時被槍決的準備，有段時間，每天都在家裡練習「慷慨就義」。
劉輝宣答應了曹一凡的約稿，但不是給他寫，而是將兩篇訪談錄給了曹一凡。一篇是講西城糾察隊，也就是「老兵派」的事；另一篇談高一（五）班的事。北島在這兩篇文章的基礎上，摘取一些內容，做了大量的改寫，最終成文。
「我覺得很自然，只要是有人對這段歷史感興趣，不管是對『文革』還是對我感興趣，我都會說給他聽。」對於「文革」期間的事，劉輝宣早已釋懷。而遇羅克之死，劉輝宣認為與《出身論》並無關係，但「伯仁非我所殺，伯仁因我而死」。
「我的態度是先看事實，動機都是次要的。完了以後，就說我們影響到什麼程度。如果不太重要，那就過去了；如果很重要的話，那承擔嘛。」劉輝宣說。
之後，北島和曹一凡又爭取到高三（五）班紅衛兵的頭兒、教師勞改隊隊長劉東和「老兵派」領袖秦曉的參與。最終在《暴風雨的記憶》中，共收錄了三篇「老兵派」的回憶文章。
除了「老兵派」和「造反派」以外，北京四中還有一些人什麼派別也沒參加。影響較大的有趙京興。
趙京興是六六屆北京四中初三（三）班的學生。趙京生的父親是個裁縫，家庭條件比較差。這種家庭背景在四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趙京興是個真英雄。是個跨了時代的人，又有膽，比我們看得不知道遠多少。」曹一凡說。
1967年初，趙京興在《中學生文革報》上讀到遇羅克的《出身論》，非常贊成。當時還和同班同學組成「紅旗」戰鬥隊，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學文革報》。
在一次同「老兵派」的辯論中，趙京興引起遇羅克的注意。遇羅克給趙寫信，此後頻繁來往，直到兩人入獄。
「我當時就認為，《出身論》只是個簡單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當然不會像血型那樣是可以遺傳的。若無『血統論』，它本來是不言自明的，用不著那麼多人搖旗吶喊，更用不著遇羅克獻出生命。但隨著對社會認識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觸動的實際是某些人感情背後的權力與利益。」趙京興在文章中回憶道。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指示發布後不久，趙京興便寫了「我為什麼不去上山下鄉」的大字報，申明自己不參加上山下鄉的理由，他認為當時的政策歪曲了毛澤東的指示，純粹為了解決就業問題。而自己的志向是從事理論研究，通過其他方式同樣可以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
大字報發表之後，趙京興很快被「工宣隊」隔離審查。
真正讓趙京興獲得牢獄之災的，是《哲學評判》。這是趙京興送給女友陶洛誦的生日禮物。在這篇「不到十萬字的論文」中，趙京興闡述了自己對哲學的獨立見解，並提出了自己的哲學命題。當時，趙京興只有十八歲。
1970年，趙京興被西城區警局逮捕。此後每次政治活動，趙京興都會成為活靶子，什麼罪名都往他頭上安。
「我之所以答應寫文章，也是希望澄清事實。」趙京興告訴南都記者，他同遇羅克的關係一直都有誤傳，《哲學評判》一直也有傳聞，甚至被人叫做《歷史哲學》。他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能有所訂正。「這是我自己親身經歷，事實是怎麼回事，儘可能在篇幅內表現出來。」趙京興說。
「不需要怎麼說服，參與者對書的意義都是基本認同的。」北島和曹一凡當時找了五六十個當年北京四中的「老三屆」，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交過來了。經過北島長達半年時間的編輯和梳理，最終確定了目前十八個人、十八篇文章的基本格局。
十八個人分別是：牟志京、劉輝宣、陳凱歌、周孝正、秦曉、楊百朋、劉東、馮永光、王祖鍔、趙振開（北島）、印紅標、李寶臣、黃其煦（維一）、趙京興、白羽、高中、唐曉峰和曹一凡。
曹一凡當時還想找在「文革」中出身不好（地富反壞右）的同學也來寫。他們在「文革」前就被打倒，「文革」中也挨了不少打。但沒有一個人答應。「這也正常，當年挨打的同學，現在也是大學教授，你說他還願意出來寫他那段嗎？」
3.寫歷史
要搶救歷史，應該提倡大家動筆做起，而不是依賴幾個名人靠不住的回憶。
北島希望當事人不帶任何評價地回憶過去。
「現在還不是反思『文革』的時間。」北島說，「文化大革命」非常複雜，應該趁當事人記憶力還好，記錄下當時人的視角、感受、情緒、立場等細節，通過細節來回復歷史原貌。只有等「文革」資料豐富了才能反思，否則會破壞當時的現場感。
「如果連歷史背景與脈絡、派系背後的利益衝突、革命話語及鬥爭方式、個人本能的壓抑與釋放等都沒搞清楚，『反思』從何談起呢？」北島說。
細節比對帶來差異。在《暴風雨的記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劉輝宣究竟有沒有打過牟志京一事。
牟志京是六七屆北京四中高二（二）班的學生。他曾激烈地反對「血統」論，並創辦了《中學文革報》。
在回憶文章《似水流年》中，牟志京詳細回憶了他在北京四中被劉輝宣打松一顆門牙的經歷。
當時，牟志京帶朋友趙頤庚去宿舍。宿舍里有人問趙是什麼出身，趙不願回答。很快就衝進七八個手持武裝帶的紅衛兵，問是哪一個。
「為首的那人方臉盤，個不高，但肩很寬，目光兇狠。上去就給了（趙）一拳。我見狀便朝那大手喝道：『你憑什麼打人？』他轉身朝我走來，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著我說，『看你蠻會打架的樣子，不過，老子不怕你。』話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臉上揮來……後來才知道，那個為首的就是為『對聯』譜曲寫歌的劉輝宣」。牟志京寫道。
劉輝宣的回憶文章《昨夜星辰昨夜風》中，坦誠自己曾打過「牛鬼蛇神」和流氓，並沒有提到打同學的事。
「我打過不少人，還真是沒打過同學，我當時也不認識牟志京。」劉輝宣對南都記者說，曹一凡曾把牟志京的文章發給他看。「看完之後，我就說了兩點：第一，沒這事，真沒這事；第二，你還是把原樣給登出來」。
「當時在學校『開我的批鬥會』，我有一個策略，一上台就給自己安一個罪名，說我打過人，向同學們請罪。」劉輝宣估摸著牟志京就這樣給弄混了，「他可能被外班的打過，我又冒出來承認自己打過人，這事在他心裡就掛上了」。
為什麼不把事情說清楚，還讓照登呢？
「第一，牟志京『文革』時挨過揍；第二，我『文革』時揍過人，這不就完了。這個理在這兒，具體這個事能說明什麼問題呢？能說明牟志京沒挨過打嗎？能說明我沒有打過人嗎？我們有過這行為，那就有這責任，我讓他一定要登出來，就是好漢做事好漢當。」劉輝宣對南都記者說。
北島樂見這樣的比對。「根本不存在所謂歷史的客觀。人的記憶具有模煳性、選擇性和排他性。你把不同的回憶放在一起，遠比輕易下定論或空談『反思』更有意思。」他說。
「要搶救歷史，應該提倡大家動筆做起，而不是依賴幾個名人靠不住的回憶。」維一告訴南都記者，過去的回憶錄，僅為名人專利，使歷史被強勢群體霸占，這樣的歷史往往一面倒，且大多是不真實的。
「歷史是一個完整全面的實體，不會因人的觀察而改變。但人的觀察卻會因為心中的壁壘而改變歷史映射出的色彩和形狀。」維一說。
同一件事，不同當事人的觀察，在書中也得到強調。最明顯的是趙京興和白羽的例子。
白羽是北京四中70屆的學生，噎超出「老三屆」的範疇。但最終還是把他加了進來，因為他在「牛棚」看守過趙京興。「把他們倆兒的回憶一比對，那就非常完整了。」曹一凡說。
在白羽看管趙京興的回憶中，提到一個細節：「我經常向趙京興請教各種學術問題；他則欣然指點，侃侃而言，讓我受益匪淺。有時批鬥回來，趙京興會告訴我今天批判稿寫得怎麼樣，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應該怎樣批才深刻，我簡直就是在他的『指導』下撰寫批判他的發言稿的」。
「這種事，你是根本沒法編出來的，都是活生生的事。也正是這樣的細節一點點匯成了現在這本書。」曹一凡說。
書出來後，「老兵派」的強烈反應倒讓曹一凡有些意外。
「『老兵派』對普通人的生活，對他們迫害過人的生活並不了解。」曹一凡說，他們沒想到「造反派」其實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的愛情，有自己的善良，有自己的追求，都是陽光的。「他們發現，當時平民子弟關心的事情，當時的追求，其實並不比他們差」。
「之前只知道，『老兵派』帶著原始股來，一直在壓迫我們。」曹一凡說，現在也開始看到了人的另一面。當時大家追求的很多東西，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想革命，都有共產主義理想，只是每個人具體走的路可能不一樣而已，「說白了，大家都是個悲劇」。
即便如此，從當年到現在，「老兵派」同「造反派」間的隔閡，並沒有因了解而稍有減弱。
「也不可能減弱，這和權力的遠近有關。」印紅標說，為什麼「西糾」有權威性，完全是因為他們是中國最高級幹部的子弟；中學「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反，也是因為他們對權力不滿，要評判權力，批評出身。
離開北京四中後，經歷暴風雨後的同學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劉輝宣，1969年離開北京四中，隨即入伍。1980年，他以禮平的筆名發表了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深刻反思「文革」和紅衛兵運動，主張用真、善、美來認識科學、宗教和藝術，引起文壇的爭議與批評。劉輝宣因此轉業，回到北京，先後在市政府、工人日報、光明日報工作，當過教員、編輯、主編。 2008年從魯迅文學院退休。
秦曉，1968年離開北京四中，在內蒙牧區插隊。改革開放後，曾任宋任窮的秘書，後進入中信集團任總經理，之後又擔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招商銀行董事長。現在是博源基金會董事長。
趙京興，1969年入獄，1972年出獄後，先是做臨時工，1975年在北京市一輕局工程處當工人。1972年，趙京興的閱讀興趣從哲學轉向經濟學，1980年起，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輯。1986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印紅標，1968年離開北京四中，到北京市門頭溝煤礦做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本科，1982年在中央團校任教，1984年在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
風雨四中 北京四中
北京四中創建於1907年，至今噎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為北京第四中學。 2005年與北海中學合併，恢復初中招生。校門是灰磚和石塊構築的牌坊式建築，帶有清末民初的風格，校名由郭沫若題寫。四中的著名校友，包括陳凱歌、北島、孔丹、秦曉等。
廢除高考
1966年6月，四中高三（五）班的學生響應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倡議，以「北京四中全體革命師生」名義，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廢除舊的「高考制度」。委託四中學生劉源（劉少奇之子）將倡議和信呈交毛澤東。他們可能事先獲知中央希望展緩高考的消息。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改革高校招生辦法的決定，以及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給毛澤東的信、北京四中師生的倡議書和高三（五）班給毛澤東的信。高考直至1978年才恢復。
「鬼見愁」歌曲
1966年8月，紅衛兵運動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長劉輝宣譜曲的對聯歌，成了「文革」廣為流傳的歌曲，此歌最後一段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人稱「鬼見愁」歌，是流行的紅衛兵歌曲之一。
「西糾」
1966年8-9月，北京的一些中學紅衛兵組織發起成立「紅衛兵糾察隊」，當中最早成立、最有威信的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主要負責人有孔丹、秦曉、陳小魯（陳毅之子）。周恩來認同其做法。「西糾」根據他們對中央政策的理解，規範紅衛兵活動，包括制止打人等暴力行動。但 「西糾」也存在打人現象。同年11月，「西糾」遭「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批判，停止活動，主要負責人被批判，甚至關押。
《中學文革報》
「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辦的小報鋪天蓋地，當中最熱銷、最具影響的莫過於《中學文革報》。由四中學生牟志京、王建復與遇羅文於1967年1月 18日創辦，截至同年4月共刊出六期，總印數達30萬多份。該報創刊號刊登遇羅克的《出身論》，遇羅克隨後還發表《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反動血統論的新反撲》等，影響很大。此報後被戚本禹稱為「大毒草」，被迫停刊。
「新四中公社」
從1966年10月起，「老兵派」逐漸被北京中學造反派取代。翌年春，由於中央首長4月3日和4月4日的兩個講話，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三派」的社會構成以平民子弟特別是知識分子子女為主，「四四派」以工人和普通幹部的子弟為主。四中校內的造反派成立「新四中公社」，屬溫和的「四三派」，四中絕大部分學生都加入在內。他們發表《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打碎特權階層」，有理性的政治、社會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