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研究過習近平○二年至○七年在浙江任省委書記的經歷指出，在中國各路諸侯施政之爭中，除了汪洋的廣東模式，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實際還存在一個習近平治理浙江時出現的「浙江模式」。這個第三模式值得注意，有可能將是習近平未來施政的路向。
所謂浙江模式，在官方的宣傳中，是指國家支持發展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但這位中國國情研究者認為，還應該包括對地方基層民主發展和擴大民間社會空間的嘗試。因為出現在習近平治浙之時，有人也稱之為「習近平浙江模式」。
長期研究大陸基層民主選舉的北京「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對此特別推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浙江三個沿海城市溫州、台州、寧波因私營企業發達，民間社會空前活躍，溫州成了中國家庭教會的三大中心之一，信教人口可以達到溫州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此外社會組織和各式各樣的協會、商會非常多，並相當活躍，甚至出現類似自由工會一樣的組織和監督政府的組織。如溫州一個自發性監督政府的網站「703」，得到政府容忍並能接受其監督。
溫嶺基層政治改革的創新
李凡特別提到，在經濟和社會高度發達的影響下，在社會的要求和壓力之下，浙江出現基層政治改革創新，台州的溫嶺有政府與民眾直接對話的民主懇談會。
他說，更難能可貴的是，「溫嶺出現了更加制度化的政治改革，這就是地方公共預算改革。這種改革將政府和公眾的對話納入到現行的政治體制之內，啟動了閒置不用的人大制度。在政府體制之內，創立了一系列預算審查制度，包括政府制定預算中的公眾參與制度，人大審查預算的初審制度，人大代表的預算提案和辯論制度等。這些改革在中國其他地方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到目前為止，這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做得最好也是創新程度最高的地方，而且難能可貴地堅持了八年，而且還會繼續堅持下去，成了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試點」。
北京消息人士說，當年溫嶺搞這一制度創新，習近平完全沒有干涉，當時人大委員會派人去考察，礙於習近平的面子，在浙江未作表態，但回到北京就大罵浙江亂搞。
在薄熙來重慶模式大紅時，中共黨內一批有識之士，除支持汪洋廣東模式以壓薄熙來，也開始大講習近平的浙江模式。中共體制內自由派的網站《共識網》在今年三月以來發表多達十餘篇文章肯定浙江模式，多數未提習近平名字，但了解中國政局的，一看即知是為習近平造勢。
傾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
其實，浙江模式就是政府多服務少干預，逐漸走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這是中國發展公民社會逐步建立憲政民主是一條正道。一位北京知情人士說，浙江模式的發展是民間自發的，但習近平可貴的是他主政時未予打壓，任民間社會發展壯大。被視為自由派媒體的《財經》雜誌記者翁仕友在報導浙江模式時，直接指出這是習近平的政績。他說，習近平是「一個堅定的有限政府論者」，而這正好契合了他作為一個民營經濟大省領導者的身份。
從這一點來說，習近平主政民營經濟大省浙江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他說，當年在福建任職時，習近平就對政府的定位與角色問題有獨特的見解。當時他提出，要強化政府的服務意識，要建設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務，後來，他又將建立服務型政府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習近平認為，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把自己定位準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為規範是什麼，做那些不錯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該管好的事情，把那些自己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還權於社會，還權於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