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重慶「掃黑」期間，著名律師、「法學泰斗」趙長青堅持認為檢方指控的黎強「涉黑」罪名不成立，其行為不構成領導、組織「黑社會」犯罪。但法院後來還是堅持按「涉黑」判黎強有期徒刑20年。
趙長青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感嘆說，他後來才知道當年的「掃黑」基本上是一手由專案組主導的「黑打」。嫌疑人是否涉罪，不是法院和法律說了算，而是專案組說了算
「法學泰斗」趙長青：重慶「黑打」中專案組干擾威脅法官判案
只要沒有重要社會活動，78歲的趙長青每天都會按時出現在他擔任「專家顧問」的律師事務所里。律師事務所位於重慶市江北區的一座辦公大樓內，登門向他求教法律問題的客人一撥接一撥。每個人談話結束後，老人都會堅持將客人送到樓道，並握手道別。
趙長青1960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後留校任教長期從事刑法教學、法學科研工作，並擔任諸多和法學相關的社會職務。1997年《刑法》修訂，他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黑社會組織』相關問題國家級課題組」組長。也就是說，當年中國司法界關於黑社會如何界定，標準答案出自他帶領的課題組。因此他被學界公認為「法學泰斗」。
從1982年開始，教學研究之餘趙長青先後擔任450餘起刑事案件的辯看護作。1995年他擔任新疆克拉瑪依「12.8」特大火災案400多個受害者家庭的代理人，親自撰寫了長達1.5萬字的代理詞。這篇文字一度被律師界奉為圭臬。基於此，兩年後的刑法修訂案，玩忽職守罪的法定刑期由5年上升到7年。
後來的重慶綦江虹橋垮塌特大事故、重慶開縣「11.23」特大井噴事故等震驚全國的大案要案中，都有其擔綱主辯的身影。他的書房裡，聯排的矮櫃裡堆滿各式卷宗，他所經辦的所有案件，在這裡都能查閱到原始檔案。
2009年8月，重慶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渝強實業)董事長、原重慶市人大代表黎強，因涉嫌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七項罪行被捕。當年10月一審開庭，但一直到了12月底才宣判。公開的說法是，黎強的辯護人趙長青在法庭上認為檢方對黎強的涉黑指控證據不足，他說「黑社會」是有組織的犯罪，而非一個犯了罪的組織。所以他在法庭上徹底否認了檢方關於黎強涉黑的指控。
2009年的重慶「唱紅掃黑」正當勁頭，所以趙長青的辯護旋即遭到了網上「水軍」的圍攻。甚至謾罵他為「黑社會的狗頭軍師」。對於這樣的攻擊，平時很少上網的趙長青淡淡一笑回應說，這種炮轟做法是《律師法》普及不夠的表現。
儘管有趙長青這樣的「法學泰斗」發聲辯護，但黎強最終還是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並處罰金520萬。一審判決後黎強提出上訴，重慶市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今年12月11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熱情接待」並約談了前著名律師李莊。而據黎強的家人告訴記者，在約談李莊之前，法院也同樣約談了黎強家屬，並收下了家屬為黎強「申冤」的申訴材料。
12月21日，趙長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堅持認為，黎強案中的「涉黑」罪是不成立的，他期望法院早日能在這方面「糾錯」。採訪中，趙長青還談到了重慶當年的許多「往事」，甚至包括警察「威脅指導」法官判案的荒唐細節。
指控黎強「涉黑」不成立
華商報：黎強案一審開庭距離宣判將近兩個月，外界當時都解讀為你認為黎強不構成「涉黑」罪的觀點起了主要作用，現在回過頭來看，你認為法庭當時重視你的意見嗎?
趙長青：他們這些法官還是比較是尊重我的意見的。最主要的還在於我的辯護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參與了1997年《刑法》修訂，而且我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適用及立法問題研究」國家級課題組組長，對這個話題我自認為是經過了深入研究、有發言權的，不是在信口亂說。我當年為黎強辯護，是因為「黑社會」是有組織的犯罪，而非一個犯了罪的組織。當年檢方指控的黎強涉黑，但沒有一個「有組織犯罪」的證據，更不不用說證據鏈了。
華商報：在這樣的情況下，那為什麼法院最後還是按照檢方的指控做了判決，你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趙長青：據我所知道，薄熙來當年發話說這個黎強就是「黑社會「。他的話在當年在重慶就相當於法院的判決結果。這是典型的政治干預司法，是法律的悲哀。
華商報：就你所了解，薄熙來當年為啥要這樣做?黎強和他有正面衝突嗎?
趙長青：據我所知兩人不存在正面衝突，黎強是一個生意人，他也不可能(也不敢)去冒犯薄熙來。這個事情的起因是2008年11月3日發生在重慶的計程車罷運事件。薄熙來認為這個事件對他是一個下馬威。當時他剛來重慶不久，你們就搞一個計程車罷運的事，他認為不是一個好的事情，所以他對這個事非常重視。也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薄熙來大會小會就講，說重慶的「黑社會」很壞。
華商報：黎強當年到底和計程車罷運有關係沒?
趙長青：關係是有的，但黎強絕對沒有參與組織罷運，這些我們後面都有取證材料。當年重慶計程車罷運前夕，黎強人不都在重慶，當時去北京參加全國工商聯的一個什麼活動了。計程車是3號罷運的，黎強2號下午回到了重慶。他的一個部下(渝強實業經營有計程車公司)告訴他說當天全市公共交通部門的領導給他們開了一個會，說某些人煽動計程車3號要罷運，開這個會就說讓大家不要參與。黎強對部下說好，就這樣辦。所以黎強根本沒有參加也沒有支持罷運。而且他的公司當時定的調子也是不准參與罷運。所以說黎強支持計程車罷運是對黎強莫大的冤枉。
更奇怪的是，關於當年黎強串通、支持計程車汽車罷運的的材料案卷里一個字都沒有。公訴起關也沒有公訴這個事，判決書里也沒有判決這個事。等於這根本就是一個莫須有的事情。莫須有的事為什麼進入薄熙來的耳朵後會成了這個結果，這我就不知道了。
華商報：也就是說，黎強和當年重慶的計程車罷運一點關係都沒有?
趙長青：黎強這個人脾氣有點急躁。罷運事件結束後重慶市開了一個處理善後會，主要是勸大家不要罷運了。這個會黎強參加了，還發了言。他發言比較急，說計程車罷運當然是不對，但是罷運的理由是對的，比如說他舉例到重慶黑車太多、起步價低、管理費高、加油加氣難等理由。他說的這些個理由當時的確是存在的，也很正確。這都有會議紀要。
但後來就有人給薄熙來匯報，說黎強支持計程車罷運，後來大會小會，薄熙就說黎強煽動計程車罷運。事後我們分析，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薄熙來記住了黎強。
華商報：當年檢方指控黎強一共有七項罪名?
趙長青：我當年給黎強擔任辯護律師，主要是認為檢方指控他的「涉黑」罪名是不成立的，至於其他罪名有的罪的確是存在的，比如破壞交通秩序、向公務人員行賄等。
華商報：你所說的破壞交通秩序和計程車罷運有關嗎?
趙長青：完全沒有關係的另外一回事，而且這個事情也是有原因的，是公共交通公司先把他(黎強)的資源(公共交通路線)侵占了，他才反抗的。是對方過失在先，這些都很清楚簡單。
華商報：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涉黑」罪名的話，黎強的其他罪名即使全部加起來最多也就判幾年而已?
趙長青：最多三五年吧!檢方指控的其他許多罪名至今都說不清楚。
律師意見正確法官就該採納
華商報：你在西南政法大學任教那麼多年，重慶司法機關應該有你的許多學生。難道老師認為黎強不構成「涉黑」，學生們可以不聽老師的?
趙長青：(笑)正常的法庭上，不能因為你是老師，學生就要採納你的意見。學生不採納老師意見的時候多了……在法庭上，我就是一個律師，只要我的意見正確，你法官就應該採納。
華商報：黎強的家屬已經就黎強案開始申訴了，法院也約談了黎家人。你認為在當前新的環境下，黎強案申訴勝利的可能性有多大?
趙長青：這個最終結果還要看司法機關如何認定。我的觀點一直很明確，他(黎強)不夠成「黑社會」犯罪。「黑社會」犯罪有他的標準，比如說有組織性，他們(檢方)把它的公司當成黑社會組織，這是不合適的，黑社會是專門組織人幹壞事的，人家公司是正常經營運作的企業。並且是合法的公司，把這個混淆在一起，把合法的公司看成非法的組織，而且混成一塊。黑社會它是專門組織違法犯罪的的組織。所以我的辯護詞就說你必須要分清楚黑社會組織，和有犯罪行為的合法組織的聯繫。
華商報：你是國內法學界的權威人士，當時和薄有過正面接觸嗎?
趙長青：沒有個人的接觸，只有集體的。當年重慶召開全國專家論證會，關於掃黑的專家論證會。國內一些犯罪學的專家、刑事偵查專家，犯罪心理學的專家等兩百多人出席。開這個會的目的，是因為他的「掃黑」當時在全國開始受到質疑，他的目的就是讓大家來從理論和輿論上支持他，以免學界再議論。會議期間他接見部分專家代表，重慶去了幾個人、包括我在內，還有各個省市和北京的專家。他當時說只有「掃黑」才能鞏固政權，「掃黑」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的安定團結等等。
華商報：這是掃黑的前期的事情?
趙長青;這是掃黑中間的事，當時黎強的案子已經開過庭了。
華商報：也就是說，他當時已經知道你了?
趙長青：知道。
華商報：你和王立軍有過正面接觸嗎?
趙長青：沒有。
專案組威脅干擾法官判案
華商報：中國政法大家的陳光中教授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談到，重慶「掃黑」對中國律師的辯護制度是一個很嚴重的破壞。
趙長青：那是當然的。比如說許多律師的會見權利被剝奪了。情況好點的可以會見，但會見十分鐘就讓你走人，根本不准你具體說案情。
華商報：你當時的會見有保障和難度嗎?
趙長青：我們當時的會見相對還好，他們沒有敢來這樣限制我。因為幹警可能也想到照顧一下我的面子嘛。但是他換另外一種方式限制，比如只准見一次，見了就開庭，下次他就不批准了。因為要會見要通過他們批准，這是不對的。
華商報：當年重慶「掃黑」你們重慶本地的律師參與的好像很少，許多當事人和家屬都請的是北京等外地律師，是不是當時這方面有一些規定和限制?
趙長青：當時的司法局是有些規定的，但不是那麼突出。該去(辯護)的我們都還是去了，規定也只是表面上說一下說算了。許多律師即使辯護了，可能是因為他們(司法機關)認為說話沒份量，也就沒人理。我的辯護可能屬於有份量也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辯護後他們組織人在網上攻擊我。
華商報：你平時上網嗎?
趙長青：平時不上網，因為我年紀大了
華商報：當年你為黎強辯護後，他們為什麼要組織人在網絡上攻擊你嗎?
趙長青：因為薄熙來在大會小會上講，重慶掃黑除惡不准有雜音，不准說三到四。律師你去說他(黎強)不夠成「黑社會」，那就是雜音。就是你對我薄熙來「掃黑」說三道四。他們認為，給黑社會辯護的人壞，比黑社會還壞(大笑)。
華商報：黎強案你堅持認為不夠成黑社會卻按「涉黑」給判了，這對於法官來說，可能是很違心的。你在重慶司法系統的學生子弟這麼多，有人私下給你表示過無奈嗎。
趙長青：哪個時候不是法院法律說了算，而是行政長官說了算。在那段時間法官和檢察官他們的壓力很大，他們許多人的電話都是被監聽的，受到王立軍的監控。有的地方甚至惡毒到哪種程度，比如說他(警方)抓了你，回來就給法官打招唿，說這個人你們必須給判「黑社會」，否則你吃不了兜著走，我們馬上抓你。這是赤裸裸的威脅恐嚇。可以說霸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給你再說一個我在欒川(重慶下轄的一個縣)經手的案子，當事人也被指控為「黑社會」犯罪。案子開庭後不久，法院的一個庭長悄悄親自跑來找我，他說趙老師這咋個辦嘛，專案組的人上門威脅了我兩次，說這個案子如果不判「黑社會」就讓我吃不了兜著走。重慶高院的法官們也私下對我訴苦，說他們不敢說任何話，害怕「被整」。
華商報：一個警局長能把司法系統控制了，你認為根本的原因在哪兒
趙長青：說穿了就是有後台。
「掃黑」明顯有人屬於「錯殺」
華商報：昨天(12月20日)南方周末有一個專訪，重慶市警局現任的一位負責人說，王立軍開會時曾拍著桌子對黨委成員說，你們誰不聽話，我現在就可以把你們開了。
趙長青：那是事實。他一下子就撤幾十個處長。一句話全部都撤了。那時只要看不順眼的，一句話就不要你了。
華商報：他們當年「掃黑」，為什麼當時把文強也當做「保護傘」給打了?
趙長青：他們內部的事情我不太熟悉。正面的來講，文強那個人確實有些受賄，這個事實是存在的。經過核實的。但是金額是不是很準確這個不好說，但受賄是存在的。因為文強這個人是不檢點的，這我們都知道。他的生活不檢點，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混。說穿了問題是有，但是不是應該殺頭呢?顯然不是。查清了就是一千多萬，按全國的這種情況來說，他不應該殺頭。現在三四千萬的都沒有殺頭，文強一千多一點，為什麼要把他殺了。這此問題涉及到根本就是體制問題了。殺文強是要報到最高法院核准的，最高法為什麼要批准呢。說明當時薄的勢力很大。
當時傳的是他要「入常」，而且他要去管政法。最高法政治性很強嘛(笑)。重慶「掃黑」期間明顯有一些人屬於錯殺，但最高院都批了。這說明已經不是法律的問題了，完全是政治的作用，完全是領導人的意思、要法院怎麼樣(法院)就必須怎麼樣。
華商報：也就是說，當時的法律是完全是為政治而服務的?
趙長青：對，完全為政治服務，而不是依法來判。
華商報：你認為中國的司法將來能獨立嗎?將來。
趙長青：將來還是可能的，但必須經過司法改革的過程。新一屆領導們多次談到依法治國，我認為依法治國首要是解決司法這個問題。依法治國的關鍵說穿了是依法治官的問題。官他不依法，就出現了薄熙來在重慶這些年的做派。重慶人議論說，如今的這個局面都是兩個「瘋子」來重慶整的。兩個人幾年時間把重慶搞成這個樣子，但仍有一大批人公然對他們畢恭畢敬的，這個很難讓人理解。
華商報：時至今天，我們在重慶採訪任聽到一些普通老百姓的言論，他們覺得薄熙來和王立軍很好。
趙長青：確實是這樣，重慶有些老百姓確實說薄這個官不錯，很好。樹也栽得多，路也修得多，經濟條件也很好了。再加上他大肆宣傳黑社會有多壞，當然你把「黑社會」打了，人民安定團結，哪個又不高興呢?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普通群眾沒有發現，他們採取的是寅吃卯糧的辦法，採取財政轉移支付辦法，大肆透支。比如你當記者的，我完全可以給你再加一萬塊錢的工資，你會說待遇是薄熙來來了才改善的，大多數人肯定說他的好話。我可以用權把國家的錢拿來用，不量力而行，不管子孫後代，只要我這裡有政績。這個是要不得的。
當年日本侵略中國，如果不把國內的人民安撫好，他怎麼能到其他國內侵略那麼久?這個道理一樣的。一方面用小恩小惠來安撫群眾，一方面大肆破壞和踐踏法制。用這些東西來達到他個人的政治目的，拿人民的錢財作為他晉升的階梯。
華商報：也有觀點認為重慶「掃黑」是利用了全社會仇富的心理
趙長青：仇官，仇富，仇黑嘛，他們是很會利用這些的
華商報：唱紅掃黑的時候，黎強的錢全部被沒收了，有說法稱都投入到唱紅掃黑里了?
趙長青：幾個億被沒收了，現在都不知道這些錢到底在哪裡。許多都成了煳塗帳。打一個所謂的「黑社會」至少能收幾個，。一百多個億啊，這些錢到哪兒去了?老百姓永遠不知道。這個「唱紅」跟「文化大革命」一樣，小學生都要發衣服來唱歌。所以現在重慶市的各個區鎮都是舉債幾個億，幾十個億。重慶現在就缺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