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冒舒諲；右：文強
文老未習武，武老卻能文。
文老姓冒，名舒諲[1]，是元朝鎮南王脫歡帖木兒（一說中書右丞相脫脫）的苗裔，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後代，其父冒廣生（鶴亭）[2]是一代詩詞大家。舒諲以倜儻風流的世家公子，蜚聲文、劇、影壇，又服務於金融界。據他說，自己曾秘密加入共產黨，又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加入國民黨；革命成功後，卻忘了需要證明自己的黨籍。
武老反倒姓文，名強，是抗元的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孫，出身縉紳世家。他早年投身黃埔軍校、先後加入了共產黨和國民黨。文強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曾擔任中共四川地下黨的重要職務，後因黨內鬥爭脫黨；從事一段新聞工作後，進入軍統局成為要員，官拜中將；國共內戰中被俘成為戰犯，關押二十六年後特赦。
二老皆出身世家，從家族史上看，以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冒家，到了明代仍入仕，明末與漢族一道抵抗過女真人，有清一代至民國，仍世代為官。文家在元朝想來不會事外族，明代曾否入仕不詳，但在清朝出了兩位「上大夫」，清末民初出了革命黨。
誰也沒想到，這對從老祖宗算起分屬敵對陣營中的文武二老，都有兼跨國共兩黨的經歷，晚年則與我這晚輩同席說古。
一、初識舒諲盤掌故
我的朋友徐女士，是一位成功的典型上海女性，善生活，喜交遊，愛美食。其父早年服務於銀行界，過世多年，女士事母至孝，朋輩皆膺服，儼然「大姐大」。九十年代中，曾一度輪流做東，吃遍京師的各路名館。
某日女士來電話告我：「我爸的老同事冒舒諲先生想見你，他認識你爸。」舒老的文章我已讀過不少，特別是那篇他1957年陪其父晉見毛澤東，窺見「反右」雄文文稿的故事，印象至深，於是欣然同意。
約好日子之後，我偕女友在徐女士陪同下，前往海淀雙榆樹南里老人家中。這是那個年代設施較好的一座居民樓，記得侯德健也曾在此樓居住過。
舒老的家在一層，陳設簡樸，無富貴氣象。惟四壁書櫥及案頭文稿，透露出書香門第的淵源。老人年過八旬，清癯儒雅，華發童顏，皺紋很少，頭髮和唇上的一字須，都梳剪得十分整齊。他一見我面就說：「你長得很像令尊。」其聲低而綿，肺氣似不足。這副典型的江南才子相，怎麼也想像不出他的草原民族血統。老人坐在他專用的藤椅上，開始打開話匣子……
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他是何時與父親相識的，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兩人都曾服務於銀行界，必定有相交的機遇。不待我發問，老人自己就翻開了這張牌：
建國前夕我到北京，被中國人民銀行聘為專門委員。那時令尊和沈志遠、千家駒應南漢辰之邀，擔任人行的顧問，辦公室相鄰；他們地位比我高，好像每人有單獨的辦公室，我們專員則是數人共用一間。
接下來他談起1949年5月解放軍攻克上海後，陳雲為解決上海糧食和燃煤危局而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的情況，後來被我記入一篇懷舊文章。老人說，陳雲是他認識的共產黨領袖中最謙虛者。我請他舉例說明，他說陳雲沒有架子，不像有的人不懂裝懂，有不明白的問題能夠不恥下問，所以大家都願意幫忙。記得初次開會與專家們見面時，陳雲在開場白中說：「我是個『土包子』，比如這個電話機怎麼打長途，我還弄不懂呢！各位見多識廣，很多經濟上的工作都要向大家學習……」
聽舒老如此說，我當時有些奇怪。那個年代領導人自稱「土包子」者，往往帶有革命的自豪感，甚至含有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後來讀到了陳雲自述夜請我父親給他講課的一段文字，看來他對專家們的表態是實在的，既非自傲，也非客套。
當日老人送我一冊《掃葉集》，是三聯書店剛再版的。他堪稱碩果僅存的掌故家，如同一本歷史活字典，凡我問及的遺聞逸事，像如皋冒家與淮安周家的世交關係，他的少年同學蔣緯國、榮毅仁、唐納以及影劇名人胡蝶的往事等，無不娓娓道來，條理井然。當時正是一個商品大潮風起雲湧的年代，很少有人關心那些消逝中的往事，像我這樣一位關心歷史掌故的晚輩，是他可以傾訴的對象，可惜我當時還不是很理解老人的心情。
舒老已從人民銀行離休多年，夫人諸玉女士是友誼醫院的退休醫生，女兒已定居澳大利亞。老夫婦的日子既不窮，也不富，只是比較落寞。舒老愛說愛寫，談讌筆耕兩不誤；老夫人不愛說也不寫，仿佛資源都已被夫君占盡，她只是個沉默的影子。
老人好交遊，後來隔一段時間就會打個電話來，小心翼翼地問我是否有時間，他想請客吃飯。從電話中可以猜出老人內心孤寂、卻又怕打擾人的躊躇，我從來都欣然應邀，開車去接舒老夫婦，並搶著做東。但有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過生日），老人是堅持自己付帳的。每次出門宴飲，老先生必定穿戴整齊，頭頂貝雷小帽，手拄文明棍，十足的名士派頭。
二、相約探訪張玉鳳
我自問疏於交際，因此錯過不少向前輩請教的機會。舒老花眼我為忘年小友，由此成為其「夾袋」中之一人，他喜歡把我引見給自己的朋友，也會推薦一些特殊的人物給我。識天下人物而紹介之——這是老人的一大樂趣。
1998年3月，舒老來電話說，他想邀張玉鳳女士吃飯，問我是否有意前往？我心中有些詫異：老先生真是交遊廣泛！他知道我對歷史的興趣，或許是有心安排？
我知道張女士受黨教育多年，斷不會隨便向人透露秘辛。其實在文史研究者視野中，歷史人物無分尊卑貴賤，皆「素材」也。抱平常心一起吃頓飯，有何不可？便回答說：「還是我來請客，到時候去接您。」
舒老在1937年和1957年，曾兩次訪問毛澤東。第一次是作為記者身份訪問延安，寫下轟動一時的《邊區實錄》，連載於鄒韜奮主持的《抗戰》雜誌上，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等方面的情況作了系統報導；第二次是因尊人冒鶴亭老先生來京，毛澤東久慕其名，讀了鶴老在報上發表的整風意見，托周恩來約老先生到中南海敘談，舒諲陪同父親前往。當賓主縱論詞章、談笑風生之際，這位不安分的公子，無意中窺見一個絕大的機密：鄰座者手握毛批改得密密麻麻的一束文稿，標題竟然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
當日主人敬老尊賢，執禮甚恭，臨別問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贈，鶴老坦言：「現在黨內正在整風，我是經歷過幾個朝代的人，共產黨能把中國搞得這樣強大，譬如一頭雄獅，身上也不免長几只虱子。古人云：蟣虱雖小，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我一定記在心裡！」主人親自送父子二人上了汽車，還用手遮住車門上框，以防鶴老碰著頭。
領袖接見後不久，「反右」狂潮便迎頭砸來，鶴老僅以身免，兒子舒諲卻遭滅頂，墮入他所說的「拔舌地獄」，晚年方成「出土文物」。那段「驚鴻一瞥」的新聞，過了很多年才被他寫成舊聞爆出。我曾問過舒老：當時您怎麼會注意到那篇文章？他答：你別忘了，我是新聞記者呀！我開玩笑說：事有先兆，那日有主席以巨手保護，鶴老先生沒碰著頭，可舒老您就碰頭了！
3月12日下午，偕女友如約接上舒老（老夫人不願去），駕車至西黃城根國管局家屬院內停車。老人打了一個電話，張玉鳳的夫君劉愛民先生便下樓來迎接。劉先生身材魁梧、濃眉大眼，一看便是位厚重的北方漢子。我們登上一座普通的磚砌單元樓房，張女士及小女兒已在家門口等候。
舒老事先曾向張玉鳳通報說，要帶乾女兒同來，見面時張看著我女友說：「你有這麼漂亮的乾女兒！」給人的感覺很是隨和親切。她當時已五十五歲，但保養得很好，膚色白皙，看不出有任何化妝，短髮修齊，鬢角略有白絲；身著藕色圓領羊絨衫、米駝色褲子，與膚色、發色頗為和諧，整體感覺乾淨明快。
張女士攙扶著舒老，將我們延入客廳坐定，又忙著上茶。從攙扶老人入座到上茶，我感到女主人確實訓練有素，所有動作都十分自然而又到位，不愧是做服務工作出身。記得在途中舒老就談及，他與張女士是在去內蒙參加一項活動時認識的，她很會照顧老年人。
舒老向主人介紹說：「這位是章先生，他父親是毛主席的老朋友。」父親有與毛澤東共事的經歷，1957年受到毛的點名批判，是大家都知道的。記得有次在余秋里家，飯桌上他像考核幹部似地問我：「你爸爸對毛主席的看法怎樣？」「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這回我不清楚舒老事先是怎樣通報的，便沒有解釋兩人是怎樣一種朋友關係，張女士也沒有問。若論個人結局，毛的親密戰友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中共開國元勛，則比父親更慘烈。史家不以私見而廢公心，我自問對毛澤東的心態是平和的，無非是實事求是，將神還原為人而已。
我們參觀了一下房間，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房，室內簡樸潔淨，一如其主人。張玉鳳說，這是她與老劉結婚那年，分配給他們住的；室內有兩隻從中南海搬來的老式書櫃，是當時毛澤東送給他們的禮物。她說自己跟隨主席多年，這是老人家留給她的唯一紀念。書櫃裡和茶几上，有幾套線裝本的詩詞、楹聯集，還有一些宣紙的字卷，看來張女士受老人家薰陶，對詩文書畫亦有愛好。
牆上懸掛著啟功的一副書法，是楊慎那首傳誦千古的《臨江仙》：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在這種場合重讀這樣詞章，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更令人聯想起元稹的《行宮》詩……
我注意看了看牆上的全家福照片，當時大女兒四五歲的樣子，小女兒才兩三歲，被爸爸抱在懷裡；兩個女孩的面龐眉眼兒，與老劉像一個模子裡活脫出來的。還有一幅張玉鳳在東北拍攝的近照：山野白雪皚皚，她身著軍大衣，紅貝蕾帽配紅圍巾，玉樹瓊枝下紅裝素裹，看上去依然青春美麗。
張女士待人謙和而又大氣，分寸把握得恰倒好處，令人絲毫感覺不到分寸的存在，從語言到聲調，都顯得毫無做作。書桌上放著一本筆電，女主人見舒老有興趣，便大方地打開讓我們瀏覽，裡面似乎是她抄錄的一些詩詞。女友認為她的字像「毛體」，我倒覺得有點像江青的字體，但比「江體」娟秀，仍屬於「秘書體」一類。
劉先生當時在鐵路部門擔任處長工作，而張女士則剛剛退休。她退下來後一點不寂寞，很多懷念毛澤東的人，將對老人家的感情移至他身邊的人，因此經常有各種邀請。我們談到寫回憶錄的話題，她說現在還不能寫（與組織上有約定）。我說：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淡漠，現在不妨自己先慢慢寫，寫完了也不必忙著發表，只要記錄下來就好。她不置可否，我也沒再多說。
閒談了一陣，便邀他們一家三口（大女兒當時已在國外留學）吃飯。張女士換了衣服，我與劉先生分駕兩車，齊至光華長安大廈的「夜上海」餐廳共進晚餐。那晚燙了一壺紹興老酒，其樂融融地敘些家常，誰也沒有涉及敏感的話題，一如我所預料。舒老特別欣賞這裡的紅燒獅子頭，說下次還要來吃。我再次注意到，老人用餐時，張玉鳳照料得十分周到。
賓主盡歡而散，我送舒老回家，歸途中老人略顯得意地發感慨：「怎麼樣？不簡單吧？到底是毛主席調理出來的！」舒老一生閱人多矣，我看得出他欣賞張玉鳳，遂戲曰：「您今日也享受了主席待遇。」
我不知這位被毛戲稱為「張飛的後代」、連江青都要討好她幾分的「小張」，與此時無權無勢、返樸歸真之張玉鳳，有著怎樣的區別，但看得出她對長者有一種樸素的尊敬。同時也覺得百聞不如一見，至少澄清了個別無聊的傳聞，令我改變了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應當承認，雖人各有命，但文人舒諲的欣賞不無道理，與雄主毛澤東所見略同。
三、文強慷慨話當年
有天舒老來電話說：「文強[3]老先生想見你，他在抗戰初期就認識令尊，想同你敘敘舊。」文強這位傳奇人物的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記得「反右」時有人揭發父親，其中一條罪狀是「章乃器勾結軍統大特務文強」，但怎麼個「勾結」法。我卻一直沒搞清楚。
約好見面的日子，偕舒老及其老友呂德潤先生（原《大公報》著名記者），同往海淀區甘家口增光路。這一帶當時諢稱「新疆村」，雜亂街道的兩側，有不少維吾爾同胞開的風味餐館，記得以前曾專門到此來品嘗過「拉條子」。
文老住在街北的一座樓房裡，他和夫人已在家等候（這是他的第三任夫人，最後竟告仳離）。老先生精神矍鑠，頭已卸頂，面頰削瘦，身著一件黑色的皮夾克，不經意中帶出了精幹的職業特徵，舉手投足之間，看得出是個習武之人。
「今天我真高興，能夠與老朋友的後代相聚！」他操一口不算濃重的長沙官話，底氣卻比舒老要足得多。「你父親對我們國家民族、對抗戰的貢獻很大，我今天早上寫了一副對子送給你。」
文老乾的這一行，借用當年某盲公給戴笠批八字時的判語，乃是「文不文，武不武，文武之間」。其實老人家允文允武，有出口成章的才賦，記得在董竹君先生家裡，就掛著文老送給她的五首詩。
聊了一陣之後，我們便驅車同往「九頭鳥」酒家，這是舒老熟識的一家湖北風味餐廳，顯然符合文老愛吃辣子的口味。他說起自己有個兒子對飲食很有研究，在貴友大廈後面開了一家餐廳，字號是「阿文湯包」。這家以蟹粉湯包聞名的上海菜館，恰好是我經常光顧的。以前只知道他的公子文貫中是旅美學者，沒想到文府另出了一位美食家。
文老的談吐中，不時透露出一種慷慨豪俠之氣。他於養生之道也很在行，蕪冬厲夏拳不離手，對自己的武功也很自負。談及某次參觀武警部隊時，曾與年輕戰士比武，兩個壯小夥同時撲來，被他一併撂倒，那年他已九十歲。經文老在餐桌上當場傳授，我至今仍記得這種格鬥技巧。
那天，文老談了與我父親相識的經過：
我在軍統負責對日情報工作，「八一三」抗戰以後，我奉戴笠將軍的指令，與令尊接觸。當時令尊在上海大學教書，他有幾位在日本人的機關任職的學生，其中一個叫彭壽，另一個叫程克祥，主動提出要為祖國服務。你父親就找到戴雨農將軍，要把他們介紹給我們，後來他們就歸我領導。
在大敵當前的民族生死存亡關頭，不同政治力量相互合作、一致對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風潮中，卻成了父親的罪狀之一。關於這段故事，文老已在《文強口述自傳》中講了，本文不贅。至於他提到的兩位青年，後來就一直在軍統服務，進行對日諜報戰。父親說彭壽曾為民主運動做過一些好事，1949年以後去了海外。
我知道父親與戴雨農將軍相識，是1936年的事情。當時蔣介石召見父親和沈鈞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們領導的救國會不要與政府為難。而代表老蔣到車站迎送並安排招待的，正是這位軍統首腦。我曾問他：「你對戴笠印象如何？」父親說：「戴笠幹練，眼睛裡有血絲，殺氣較重，但對我始終是謙和有禮。」他還背誦了當年章行嚴（士釗）先生挽雨農將軍的名聯：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始終認為，不了解中國歷史上的秘密社會，就無法解讀中國近代黨派史。文老乾特工這一行，與會黨人物交往甚深。他的父親系同盟會員，既是黃興的朋友，又做過蔡鍔的秘書長，我想應是先入華興會，再成為同盟會員的；而華興會與洪門的關係，則是眾所周知的。但文老對於自己在江湖上的輩分，卻始終沒有提及，我也沒有問。
抗戰軍興，戴笠奉蔣介石的指令，與杜月笙合作在淞滬地區組織「別動隊」和「忠義救國軍」，成員多為幫會徒眾，具體工作由文強負責。「忠義救國軍」其實不像現代京劇《沙家浜》所演繹的那樣，專幹壞事不抗日，有不少中共黨員也加入了這支部隊。後來文老又被派去監控「東陵大盜」孫殿英部，這位「孫老殿」出道前也是會黨人物。
文老談話中還提及兩位朋友，其中一位恰好是我的舅舅王艮仲。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是黃炎培（任之）所辦職業教育社的資助人。太平洋戰爭前夕，文老奉命撤離上海，但苦於沒有川資和安置部下的經費，王立即拿出兩萬塊救了燃眉之急。文老到達香港後沒多久，日軍就開始進攻香港，他便和陳策將軍一起，與港英當局合作，組織M.P[4]維持社會秩序。
陳策將軍是老同盟會員和海軍前輩，國父中山先生的生死之交，他官拜海軍中將，又是香港秘密社會的龍頭老大。我以前讀過一本關於香港淪陷的書，知道日軍進攻時，會黨人物在「策叔」的號令下，上街維持地面，香港社會秩序井然，恰好與文老所說相印證。後來英軍戰敗投降，「策叔」等撤離，各路「爛崽」搶在日軍進駐之前，大肆洗劫富人區。
我告訴文老：王艮仲是我母親的表哥，曾留學日本。他雖是上海浦東的大地主，但其經營是現代化的，辦農場、開銀行、修公路、興教育，後來又參加民主建國會，屬於開明士紳，1949年以後任國務院參事。土改時老家要揪他回去鬥爭，他跑去跪求黃任老救命。黃任老那時是主張「江南無封建」的，代他向周恩來求情，周公對上海方面說：「王參事的事，就在北京解決吧。」這才保住了性命。王的管家是個跛足，在家鄉土改中成了他的替身，據說鬥爭的方法之一，是罰這個殘疾人爬海堤，很快就鬥死了。
四、兄弟鬩牆真若夢
文老是毛澤東的表弟，與何叔衡、謝覺哉也熟識，經夏曦介紹，與毛澤覃一同報考黃埔軍校，在校時跟林彪打過架。老師周恩來介紹他加入共產黨，邵力子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跨黨分子選擇黨籍時，他選了共產黨，1927年又隨朱德參加了「南昌起義」。後來他因黨內鬥爭脫黨，回湖南辦過報，又被戴笠看中，到軍統做對日情報工作，官至中將，但自問從未做過與中共為敵的事。
戴笠墜機身亡後，軍統內部逐漸分裂成三派，互相傾軋。文老決心脫離這個是非圈，主動要求到湖南程潛（頌雲）將軍麾下任職。但宿命難逃，三個月後又被蔣介石調到杜聿明手下當代理參謀長。臨行前頌公對他說：「你這次去，要準備當俘虜。」結果一語成讖，果真在淮海戰役被俘。我暗想：他若留在程潛身邊，日後可能就是起義將領了。當時「戰犯」與「起義將領」之間，只是一步之遙，運氣卻有天壤之別。平津戰役時，陳長捷奉傅作義的命令，死守天津被俘；半個月後傅卻在北京接受了和平改編，陳一直怨恨傅長官事先不跟他通氣。
文老被俘成戰犯後，態度強硬，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孫，你們毛家還跟我家攀親，娶了我家的文七妹呢！」因為與毛、周、朱的老關係，最高當局五十年代就曾打算釋放他，但要寫份悔過書（據說這是周公的意思），他頂牛不寫，結果多坐了二十多年牢，到1975年才最後一批特赦。我問文老：「您是否受了先祖的影響，認為忠臣不事二主？」他爽快地承認有這種思想。其實國民黨也曾要求被捕的共產黨人登報悔過，那時是各為其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徒也是不肯悔過的。
談起關押生活，文老無意中提及一位我倆所共知者的結局，令人大為震撼：
「文化大革命」時我在秦城監獄，有一天被派去打掃院子，發現牆角有一個席捲，掀開一看，是一具女屍，我認出這人竟是程遠[5]，眼淚頓時就落下來了。這女人死得慘哪！
這位程遠女士，現在幾乎沒有人記得她了，但在三四十年代，卻是一位社交界的名媛，人稱「黑牡丹」。1978年，我因女作家胡蘭畦先生而結識程遠的妹妹程其耘女士（著名詩人、翻譯家袁可嘉先生的夫人），故關於其不幸的身世，我知之略詳。
程遠原名程其英，為家中長女，是學貫中西、才貌雙全的名門閨秀，社交場上，不少名流趨之若騖。她曾留學德國，因反對法西斯而被驅逐出境。1935年上海發生「怪西人案」，學者劉思慕（中共地下黨員）被叛徒陸海防出賣，一家被軍統追捕，走投無路逃到程府；程大小姐豪俠仗義，把他藏起來，掩護脫險，而自己卻未及走脫，被沈醉率特務逮捕，囚禁了四個多月，釋放後仍為抗戰和民主運動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以後，她竟因被捕的歷史背上黑鍋，歷次政治運動都脫不了干係。程女士在北京大學任教，業務能力很強，卻連教授都評不上；她一直獨身，往日的友人和追求者皆退避三舍；「文化大革命」中更在劫難逃，被人誣指為小說《紅岩》中的女特務「瑪麗小姐」，受盡批鬥侮辱後，一代名媛玉殞香銷。過去我只聽說她是自殺身亡，何以屍體在秦城監獄出現，至今是個未解之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程遠的親屬及胡蘭畦等友人為她奔走鳴冤，劉思慕也為她作了證，終獲平反。追悼會上，只擺了一個空骨灰盒，內置眼鏡一副。哀樂聲中，程家姐妹想起大姐的慘死，哭得淚人一般，見者無不動容。
原國民黨桂系政要程思遠先生，六十年代陪護李宗仁先生自海外來歸。他與程遠似有情愫，某次在全國政協見到文老，追憶起這位當年的秋水伊人，程老述一上聯：「程思遠思程遠，越思越遠」，文老對曰：「張學良學張良，不學不良」。
不知他是怎樣聯想起張學良的，但這個下聯從字面上無可挑剔。據說當年二程出席郭沫若、於立群的婚禮，曾有人出此上聯考新郎官，郭未能對。
我對文老說起程遠的後事，他長嘆一聲說：「我該是見到程遠的最後一人了，她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犧牲品！」我過後思量，漢卿將軍又何嘗不是如此！
文老被特赦後，被重病中的周恩來召到醫院，度盡劫波的師生見了最後一面。周公怪他不肯早寫悔過書，還說了這樣的話：
國民黨和共產黨，其實是親兄弟，分家鬧得天翻地覆，但最終是要和好的。
1949年國共和談時，張治中將軍曾有「國共兩黨之爭好比兄弟之爭」的說法，但不為周恩來所認同；此時他自知不久於人世，卻有此頓悟之語。談話過後沒幾天，周公就逝世了。文老十分傷感，一口氣寫了八首悼詩。
記得文老逝世的那年，胡德平先生曾打電話來，要找我父親1946年寫的《我想寫一篇小說——二十年一夢》，說是要在會晤章孝嚴先生時引用。那篇政治雜文描述了小說主人公做所的一場大夢：二十年來國共兩黨求同存異，中國實現了民主憲政並走上富強之路；「所有我們遭遇到的慘痛不幸事情，夢中都不曾發生，因而許多醜惡可恥的現象也都變成美麗可喜」；文章的最後說，「如果夢境是理想的，現實是不是愚蠢的呢？過去的二十年浪費了。我們還能再浪費二十年嗎？」
國民黨離開大陸五十六年後，主席連戰先生於今年率團參訪大陸。文老作古已近四年，我想起他所述的周公遺言及父親的「說夢」，不禁感慨系之……
五、不堪耆老盡歸山
舒老保持著舊時公子的天真，對痛心疾首的政壇事件和濁世百態，不時發些議論，問我一些百思難解的問題，憂國憂民而又無能為力，常被老伴譏為「老小孩」。
他常與我談論自己回憶錄中的內容，對周恩來、李克農、潘漢年、江青、唐納、董竹君、陸鏗等人皆有述評；談及當年沒有確認中共秘密黨員的身份時，舒老常流露出某種遺憾。我也直話直說：「我覺得回憶錄應持獨立的人格與思考，不妨以愛國主義和知識分子的正義感為主線，而無須以黨史為軸心。」平心而論，「遺憾情結」雖系人之常情，而「相忘於江湖」才是文人本色。
老人回首往事，把早年兒女情長的故事都寫了進去，共有八段，自稱「八個夢」。老夫人常為此不肯原諒他，恨恨然說：「他就是忘不了那些風流韻事！」為此，他的回憶錄拖到逝世後才出版。
多情公子憐香惜玉，是舊時文人追求的一種境界。今人讀舒老的《微生斷夢》，往往與其先祖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類比，或認為與當今情場上的「玩深沉」相似。但我讀他的遺作，卻感受到對女性的人文關懷。他與這些心儀的女郎之間，似乎是多是精神戀愛，或許屬於「思無邪」一類。在自述中，舒老追憶前情，猶自悲懺；對冒氏封建大家族中幾位不幸女性的早逝，常痛惜不已；回想起孩提時對仆傭的頑劣任性，仍追悔自責。
記憶中老人的最後一個生日，是在北京圖書館院內的「東坡酒家」度過的，酒家的主人，是一位經歷坎坷的前志願軍戰俘，同席者還有呂德潤伉儷。席間舒老飲了幾杯酒，說了自己來日無多之類的話，馬上被我勸止了。我心中很有幾分傷感，因為老夫人私下對女友講過，舒老的身體維持不了多久了，她是學醫的，心裡很清楚。將來老先生百年之後，她準備到澳洲女兒那裡去住。
那場壽宴以後，心裡常常有些忐忑不安。或許是成長過程中人文背景的相似，我覺得與老人有一種非語言的相通。從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老年的自己，不過他比我要脆弱。
終於有一天，電話鈴響了，介紹我結識舒老的徐女士，開始報告不幸的消息，我與老人的人生環道交會，至此走到終結點。「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小環上掛著的鈴鐺，就是徐女士的電話鈴。
老人走得很安詳，沒有驚動任何人，一如其惟恐麻煩別人的作風。逝世那天下午，他飲了一杯牛奶，坐在藤椅上小憩，小保姆出去了一會兒，回來時發現老人已經仙逝。按照遺囑，不舉行儀式也不通知朋友，就直接火化了。
趕到雙榆樹南里那間熟悉的小客廳，室內一切如舊，只是那張熟悉的藤椅空了。它的主人化作一團灰，此刻正靜靜地呆在另一房間案頭的木匣里，等待著友人的告別。
步入家庭靈堂鞠躬時，望著鏡框裡變成圖畫的老人，女友忍不住開始哭泣。老夫人一直顯得很平靜，對發生的一切似乎早有心理準備，此刻反倒撫慰起弔客來。走出房間之際，我回頭望了一眼，鏡框中的老人，也正用略帶憂傷的眼神望著我……
與文強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萬安公墓董竹君[6]先生的葬禮上（關於這位傳奇女性的往事，我將另文憶述）。當日天氣寒冷，萬安公墓的陰森又是出了名的。他腰板挺直，仍是一副標準的軍人形象，佇立在凜冽的寒風中，向這位有過救命之恩的老友致最後的敬意。文老、我及一些親友在墓前都有致辭。老人對我說，他的書快出版了。儀式結束，互道珍重而別，沒想到竟是永別……
有因方有緣，我與這文武二老的結緣，實起因於徐女士。她是個大忙人，後來到場的次數不算多。2000年她為母親辦九十大壽，我在壽筵上又見到了舒老的夫人諸玉女士，她平靜如常，緘默如故。近年向徐女士問起老夫人境況，她大感慨，說諸阿姨目前由某親戚照管，她去探望，想請阿姨吃頓年夜飯，卻被拒之門外，說是老太太有神經病……
看來，老夫人沒有實現到澳大利亞與女兒安度晚年的願望，真不如徐媽媽老來有福，不知她還健在否？今年徐媽媽也走了，享壽九十有五……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眼見長者們一個個歸游道山，我心恓惶。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生亦如此……
2005年6月9日風雨讀書樓
本文已收入作者所著《君子之交如水》一書（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1]冒舒諲（1914－1999），筆名舒諲，江蘇如皋人，出生於溫州，蒙古族。曾從事話劇演員、大學教授、編輯、記者等職業。1948年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專門委員、《中國金融》總編輯、《大公報》金融周刊主編、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著有《精忠報國》、《天日昭昭》、《董小宛》、《北京城的故事》、《浪淘沙》、《李白與杜甫》、《掃葉集》、《萬里風雲》、《京華見聞雜記》、《愚昧比貧窮更可怕》、《談天說地》、《飲食男女》、《孤月此心明》、《微生斷夢》等。
[2]冒廣生（1873—1959年），字鶴亭，號疚齋，江蘇如皋人，清光緒二十年舉人，曾參加過戊戌變法活動。曾任清朝刑部郎中、北京五城學堂史地教習、農工商部郎中。民國時，歷任財政部顧問、農工商部全國經濟調查會會長，江浙等地海關監督、外交特派員。抗日戰爭時期居上海，從事經史詞曲研究，著述宏富。抗戰之後居南京，應聘為國史館纂修，起草人物列傳多篇。1949年後轉居上海，受聘為上海市文管會顧問。遺著有《京氏易三種》、《大戴禮記義證》、《納甲說》、《納音說》、《唐書吐蕃世系表》、《蒙古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管子集釋長編》（未完稿）、《小三吾亭詩文詞》、《四聲鉤沉》、《傾杯考》、《宋曲章句》、《新校雲謠集雜曲子發凡》、《新校中原音韻定格曲子發凡》、《疚齋詞論》、《疚齋雜劇》、《後山詩補箋》、《批本〈隨園詩話〉》、《東鱗西爪錄正續編》《〈孽海花〉閒話》等，並校釋刻印古籍多種。
[3]文強（1907—2001），字念觀，湖南長沙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參加北伐戰爭和八一南昌起義，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東特委書記。1931年脫黨，回湖南從事新聞工作。1935年後轉入軍界，負責軍統對日情報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從事敵後秘密戰和軍隊工作。國共內戰期間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代參謀長，1949年被俘。1975年獲特赦，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遺有《文強口述回憶錄》。
[4]M.P為英文Mounted Police的縮寫，原義為騎警，此處當指民防隊。
[5]程遠（1904-1968），原名程其英，四川萬縣人。1923年-1925年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及哥廷根大學。1929年再度赴德留學，參加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反帝同盟等團體，反對法西斯主義，1933年被驅逐出境回國。1935年因掩護中共地下黨員被捕，旋獲釋。抗戰爆發後任上海第十四傷兵醫院代院長，主持量才流通圖書館、補習學校和劇團；主辦重慶七七圖書館、宣傳隊及印刷廠。1940年任重慶私立孤兒院小學校長。1943年後在重慶北碚江蘇醫學院和復旦大學任教。1950年起在北京任國際新聞局德文翻譯，1957年調至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1968年1月逝世。
[6]董竹君（1900-1997），曾名董篁，江蘇省蘇州市人，出生於上海，1915年赴日本留學。1922年至1936年，先後創辦四川黃包車公司、女子織襪廠、上海群益紗管廠、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償地將錦江產業交政府經營，赴北京定居。曾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錦江飯店董事長、顧問。「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關押五年。晚年出版長篇回憶錄《我的一個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