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憶名導李安之父李升》
我叫李亞蓮，和當今著名導演李安是同父異母的姐弟，我們的生身父親叫李升。1989年3月17日，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那天，我終於見到了自出生以來整整40年從未見面的父親李升，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
難以割捨離家鄉
我的老家在德安縣豐林鎮烏石門村，父親李升是家中的長子，因爺爺李飛鴻擅長做些生意，辦了一些食品類加工廠，從事承包建築工程等，家裡累積了不少的商鋪，家境不錯。爺爺非常重視後代教育，父親從小就舞文弄墨，飽讀詩書。據說，當時父親是德安縣第一個到上海求學的人。工作後，父親先後擔任過德安縣國民黨黨部秘書科長、中學校長、區黨部書記，1947到崇仁縣任縣長。後到江西省教育廳任過一段時間的職...
母親楊德蓮為父親生了4個孩子，大哥李翰靈現在南昌，二姐李翰敏在德安農村務農，三姐袁瑞兒定居廈門，我49年生排行老四。爺爺因「地主」身份而被鎮壓，那段時間一家人整天誠惶誠恐，總擔心父親哪天也被抓了去。迫於無奈，1949年底，父親含淚忍痛與家人分別，而那時我還在母親的腹中。
父親先逃到高安，準備輾轉到美國繼續求學，經過種種變數，最後還是到了台灣。在台生活穩定下來後，父親又重新組建了家庭，生下了我同父異母的兩個弟弟李安和李崗。
飽嘗辛酸盼父歸
父親走後，家裡頓時失去了頂樑柱，母親隻身帶著我們兄妹4人相依為命。因為我們家是「地主」身份，家裡沒有一分田一分地，好在母親心靈手巧又天性樂觀，幫著別人做些針線活之類的雜事來維持生計。儘管這樣，生活還是難以為繼，無奈之下，母親將三姐瑞兒抱送出去了，帶著我們兄妹3人到了外婆家居住，在舅舅的幫扶下勉強度日。文革時期，母親和我兄妹成天戴高帽、遊街、住牛棚，那時的我，最怕的是白天到來，因為一到白天，母親和我們又不知受到怎樣的折磨。而在晚上，我可以靜靜地想念父親，想像父親的模樣，多麼想能得到父親的疼愛，得到父親的呵護，那怕有父親一點兒消息也好啊。就這樣我在對父親一天天思念中長大，從襁褓中的嬰兒長大為人妻、人母了，我想，這一輩子也許見不到父親了。
據父親後來回憶，他雖然生活穩定下來，但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我們。他寫了上百封的家信，寄出去後都是杳無音訊。每天與家人共餐時，父親都不會忘記叮囑兩個弟弟，不要將碗裡的飯吃完，要留些與大陸的哥哥和姐姐們吃。他經常給弟弟們講大陸家鄉的事，講爺爺的精明，講母親的賢惠，講民風的淳樸。父親治家甚有古風，教子極為嚴格，很長一段時間家裡還要行跪拜禮。
弟弟李安就是在這樣有濃厚中國氛圍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家庭帶給他的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浸染，父權家庭的中國典型模式也為他日後的作品提供了生活基礎甚至是原始素材。
百感交集終夢圓
1979年後不久陸續聽說有台胞從台灣給大陸的親人寫信，我激動不已，對我來說最大的喜悅莫過於可能與40年未曾謀面的父親重逢。於是，我開始一天天盼望父親書信的到來，那樣的日子也倍感煎熬。終於，1985年佳音傳來，父親通過回鄉探親台胞的聯繫，給我們帶來了第一封書信，信中父親告訴我們，他在台灣，一切都好，且是一所中學的校長。後來我們就相互通信了，父親告訴我們，1988年一退休，第二年春天一定回家鄉。
1989年3月17日，陰霾的天空飄著絲絲輕雨，初春的天氣仍寒氣逼人。下午我剛上班，便收到哥哥李翰靈由南昌發來的加急電報，告知「父已到昌，十八日到縣」。剎那間我感覺我的心都要跳出了，40年！漫長的40年啊！終於盼來了朝思暮想的父親，不能再等了，別說等到明天，一刻也不能再等，隨手抓起包和傘，狂奔火車站，趕上了一趟開往南昌的火車。
火車到站後，我迫不及待地撥開蜂擁的人群一路飛奔，也不知道是怎樣衝上6樓哥哥家的。推開虛掩的門，見一位慈詳的老人正從內室出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就是我的父親？老人面露溫和的笑容哽咽道：「是亞蓮吧，我的兒，你受苦了」，說罷，一把將我摟在懷中。而此時的我，兩腿顫抖著抱著父親發不出聲來，手中的包和傘是怎樣掉在地上的，全然不知，只感覺淚水順頰而下，我有太多太多的話想說，卻一句也說不出來。哥哥輕輕走過來，撫了撫我的肩：「不要哭了，和爸爸好好聊聊。」父親邊撫摸著我邊流淚說：「讓她哭吧，40年啦！把40年的苦水全哭出來吧！」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徜徉在無比的幸福快樂之中，和父親談天說地，回憶往事。時間飛逝，短短6天的時間一晃而過，父親回到了台灣，沒想到，這成了我們的訣別。
2003年，父親離開了人世，我們也沒再能見到他一面，這是我們的終身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