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抗倭名將，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戚繼光。俞大猷這個名字，儘管沒有完全被遺忘，但有關他的生平、功績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來，世人有意無意間將這位當年名震海疆、功勳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實，在抗擊倭寇的艱難歲月里，俞大猷與戚繼光並列，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就某種程度而言，俞大猷還在戚繼光之上。在當年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人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徵，但在國人傳統觀念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
文武雙全，一代儒將
俞大猷於弘治十六年（1503年）出生於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一個世襲百戶的軍官家庭。百戶之職屬明軍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生於世襲軍官家庭，從小習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飲馬長城窟》一詩中卻寫道：「臣十有五著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據此可知，他5歲就入私塾念書，15歲即中秀才，被時人稱為「十才子」之一。長輩並不希望他繼續世襲武職，而是通過科舉之途獲取功名，改變家族的命運。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舉場上並不如意，這恐怕多少與他的「不務正業」有關。考中秀才後，俞大猷便拜理學大師蔡清的弟子為師，鑽研《易經》，學古文詞，讀古今兵法；還在當時讀書的清源山練拳習武，學的是與少林武術一脈相承的趙氏太祖拳，於《四書》《五經》等科舉必讀書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親病逝，俞大猷連舉人也未考上。父親一死，家境貧寒的他迫於生計，不得不承襲父職。
俞大猷投筆從戎之時已29歲，僅當個百戶小官，可謂入行晚，起點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讀，他飽覽經書，見多識廣，文韜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術本已十分高強的他，又醉心於騎射之術，達到了百步穿楊的水平；並向著名俠客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練不多久即入化境，就連師傅李良欽也嘆服不已：「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
李良欽的預言不久就應驗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參加福建武科鄉試，中武舉；第二年參加全國武舉會試，以名列第五的成績考中武進士。俞大猷精於兵法，然後加以實踐，再綜合太祖拳、荊楚長劍及全國眾多名家武術，撰寫了一部武術專著——《劍經》，練兵時以《劍經》作指導，練出的俞家軍所向披靡。戚繼光在訓練士兵時，也傳授俞大猷的《劍經》，訓練的戚家軍在抗擊倭寇的大小八十餘戰中無一敗北。戚繼光說：「向見總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處已備載《劍經》內，逐合註明，無容則贅……不惟棍法，雖長槍各色之器械，俱當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長槍，收明效。極妙，極妙！」同時還將《劍經》全文收入他的《紀效新書》中。
俞大猷一直在讀書習武，直到33歲考中武舉，才由世襲的百戶升為千戶，派往海島金門，擔起獨當一面的守御之責。金門島雖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卻是一個獨立的千戶所，民風剽悍，向來難治。俞大猷以詩書禮儀教化民眾，治理得比文官還出色。
作為一名身懷絕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頭腦、軍事謀略其實遠勝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島，卻時刻關注著明王朝的時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征討長期不通貢使的屬國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溫徵詢用兵之策，便寫了《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提出「伐謀攻心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並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毛伯溫率軍進駐南寧，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安南危機，其過程、結果與上書中的計謀如出一轍。
俞大猷在金門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漸高，胸懷大志的他有了緊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給主官監察的僉都御史陳伍山一連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是《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針對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出沒無常、難以剿滅的海盜，俞大猷分析主要在於「上不能用將，將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當極其至也」，「其一曰賞費當有所取足也」。信最後指出：「失今不治，養成閩廣之患，積數十年，國家東南之禍不知所終矣。」此後倭寇猖獗的事實，說明俞大猷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第二封為《又呈畫處官澳三策》。官澳位於金門東北，屬俞大猷管轄區域，這裡盜賊出沒，侵擾不斷，他建議不必動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奮勇地挺身而出，「攜妻子質鎮其地」。用德治之法，使當地賊寇，「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歸化向順，安生治業。」
兩封信所指，都是當時為害一方的盜賊，治理的措施一從兵入手，一從民著眼，不僅切中時弊，且操作性強，若採納執行，定能大見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職的陳伍山不僅置若罔聞，還認為俞大猷擅自越權，多管閒事：「若武人何以書為？」對他處以杖擊、奪官的嚴厲處罰。一番熱心謀劃，換來的卻是無理無情的打擊，俞大猷冷笑道：「此豈吾自見之地耶！」即便如此，後來，他在松江（今上海）見到陳伍山，不僅沒有抱怨指責，還以師禮相待。武將睚眥必報者甚多，似俞大猷這等心胸豁達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後裔韃靼大舉內犯無力抵禦的情況下，下詔選拔天下將才。俞大猷得知，前往應試，不無自負地向廣選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魯說道：「俞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且於忠孝詩書運於其間。朝廷大用之，當見大效，小用之，當見小效。計以塞明詔，無逾猷者。」經過一番考核，徐宗魯覺得俞大猷所言不虛，便向兵部推薦。兵部尚書毛伯溫對俞大猷幾年前的上書仍記憶猶新，不覺格外賞識。又在泉州同鄉、右僉都御史邱養浩等人的大力推薦下，俞大猷終於受到重用，任命他為汀漳守備（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軍事長官），署指揮僉事。
奮力抗倭，功勳顯赫
明朝建立之初，為對付沿海一帶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戰船，增衛所，築城寨、烽堠、墩台等，構建立體防禦體系。在一段時期內，倭寇有所收斂。到了嘉靖年間，特別是嘉靖中期後，倭寇在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四處劫掠，無惡不作，猖獗橫行簡直到了極點。
明初之倭多為真倭，後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現了真倭只占十分之二三，而華人竟達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實，倭寇的成分十分複雜，主要包括日本海盜、葡萄牙海盜、中國海盜及沿海流民。具體而言，從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為主；嘉靖之後，倭寇則以中國人為主，日本人僅占十分之二三，且處於附庸地位，控制權掌握在中國海盜手中。不過這些中國海盜頭目雖然風光一時，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們的後面，還有深藏的主子，體現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圖。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萬餘倭寇駕船一千多艘，大舉進犯浙東，朝廷震驚。7月，俞大猷被任命為溫、台、寧、紹等處參將。他10月接令，11月從海南瓊州趕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艱難漫長的抗倭之路。抗倭不僅是軍事之爭，還涉及朝廷內部複雜的政治紛爭，充滿了坎坷與險惡。軍事上的困難乃至政治上的構陷，每時每刻都在考驗著俞大猷。
剛上任，俞大猷就獨具慧眼，提出了水戰殲敵的方略：在海洋、港灣、內河設置三道戰線，層層防禦，步步圍堵，以長制短，同時注重陸兵的守衛。其防禦戰略可概括為「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階段是倭寇勢力最為強盛的時期。7年間，俞大猷與倭寇大小戰役數十次，功勳卓著。作為一員儒將，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鋒矢，又能深謀遠慮、洞悉大局，常取斷敵退路、四面包圍、正面進攻、全殲敵人的陣法，因此能從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屢建奇功。也正因為此，俞大猷堅持謀定而後動，計定而後戰，不肯輕易出擊，對瞎指揮有著一種本能而強烈的抵抗意識；加之為人正直，不願委曲求全、巴結上司，不居功，不諉過，常遭攻詰，蒙受難以預料的災禍。
俞大猷剛到職不久，身邊只有300餘人，而總督張經一個勁兒地催促出戰。如此倉猝上陣，無疑於驅羊攻虎，俞大猷不從，引來張經大怒。勝敗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處分。然而俞大猷總能在逆境中奮起，往往撤職不久，就因大勝而撤銷處分，且往上擢拔，升為提督直隸、金山等處地方海防副總兵，鎮守浙、直總兵官，都督僉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為鎮筸參將。於是，他離開塞北，南下鎮筸參將駐地五寨（今湖南湘西鳳凰縣沱江鎮）。次年7月為南贛參將，平息了以張鏈為首多達數萬的農民暴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鎮守福建總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贛入閩，自此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抗倭鬥爭。
就在俞大猷輾轉塞北、湘贛的三年間，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仍在繼續，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繼光消滅殆盡。戚軍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剛剛班師返浙，兩支倭寇又開始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寧、政和，另一支包圍了興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為鎮守福建總兵官的前一天，興化府城陷落，「八閩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火速前往興化殲敵。俞大猷日夜兼程趕至興化江口，與先期到來的援閩廣東總兵劉顯會合。倭寇聞訊，棄城退守平海衛（今莆田東南平海）。俞大猷與劉顯迅速跟進，「列營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戰速決，對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滿，大加指責。俞大猷不為所動，寫了一篇《興化滅倭議》作為回應。當時倭寇與從倭之人一萬多，俞大猷、劉顯各率兵約一萬，在數量上並無多少優勢。直到戚繼光四月率軍趕來，三軍會合一處，三萬多明軍才發起總攻，僅用四五個小時，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衛大捷，殲滅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擄百姓3000多人。
此後，俞大猷又轉戰廣東，破倭於鄒堂、海豐等地，特別是與戚繼光再度聯手的南澳之戰，大敗廣東勢力最強的海盜吳平。吳平南澳慘敗，逃往饒平鳳凰山。俞大猷部將湯克寬、戚繼光部將李超領兵攻打，幾次都未得手。吳平乘機搶奪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繼光親率部眾追至潮州，吳平大敗，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將湯克寬繼續追擊，吳平逃出廣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吳平招集殘部，率戰船30艘逃入安南境內，被追蹤而至的明軍徹底殲滅。
東南沿海為害劇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勳赫赫的抗倭名將俞大猷卻受到革職閒住的處分——理由是南澳之戰海盜頭領的逃脫，作為水軍指揮官的俞大猷難逃罪責。就在俞大猷進剿之前，吳平也曾被困脫逃，卻無人處分；南澳之戰大勝，俞大猷不僅未獲嘉獎，反因吳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陳萬言等人的上疏彈劾，詔令下達，僅他一人受罰。不少官員打抱不平，認為處罰未免過於嚴厲，俞大猷泰然處之，說道：「禍患福澤，猷視之莫如太虛浮雲。用之則為霖雨，為舟楫，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經以垂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雲影里大笑一聲，與太虛同游，豈不綽綽乎哉？」
「繼光如虎，大猷如龍」
從上可以看出，嘉靖年間抗倭所取得的幾次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俞大猷是關鍵性人物，堪與戚繼光媲美，就某種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長期存在的重戚輕俞、揚戚抑俞現象，導致戚繼光的一枝獨秀。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學家何喬遠在《名山藏俞大猷傳》中便寫道：「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為縱橫辯詞。」李義壯、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則說他「平生不張能，不爭功，人見之粥粥若無能者」。澹泊明志、為人低調、力單勢孤、不擅辯詞、不貪己功、大智若愚……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難以彰顯的原因，但又不僅於此。
在此，我們不妨對俞大猷與戚繼光進行一番比較，從中或許可以見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歲才步入行伍，世襲百戶。戚繼光出身將門，17歲那年，擔任京軍神機營將領的父親病逝，戚繼光便世襲了山東登州衛指揮僉事一職。年紀輕，起點高，加之父親生前的人脈關係，是俞大猷遠遠不及的。
俞大猷戎馬生涯47年，比戚繼光年長25歲，抗倭時間也比他長。嘉靖年間是倭寇為患最為嚴重的時期，從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到隆慶三年（1569年）被一鼓蕩平，長達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歲到66歲的奮發有為時期。抗倭期間，他先是進剿以王直為首的從倭海盜，後是擊潰附倭的吳平集團，始終居於戰鬥第一線。戚繼光也參加了剿滅這兩股倭寇的戰鬥，但職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總體而言，俞大猷參加的戰役比戚繼光多，對倭寇的殺傷力更大。
論練兵，兩人頗為近似。他們認識到，要想消滅倭寇，依靠現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軍隊是不可能的，於是各自練出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俞家軍與戚家軍。俞大猷提出「練兵必先練膽」，「膽壯則兵強」，強調「技精則膽壯」，將高超的技藝視為膽壯兵強的前提與基礎；而戚繼光則提出「練心則氣自壯」，從練心入手解決膽氣問題。方法有別，但落腳點一致，練出的兩支軍隊技藝高強、勇敢頑強，在與倭寇對陣時所向披靡。
論治軍，俞大猷運籌帷幄，既有整體謀略，又有具體戰法，先計後戰，不貪近利，收功萬全。就政治素質與戰略頭腦而言，俞大猷堪具將帥之才，這是戚繼光所不具備的。俞大猷、戚繼光的上司，擔任過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譚綸在一封信中對俞大猷予以高度評價：「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於肅愍，可以託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但陷陣攻敵之時，戚繼光則更剛毅勇猛。世人更看重衝鋒在前的猛士，於謀略者次之。對此，《明史》寫道：「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飆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見即便在當時，戚繼光的名聲也在俞大猷之上了。個人的功勳業績與名聲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論戰略思想，兩人都強調水陸並進。戚繼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為限，而是將軍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僅提出禦敵於海外的理論，還抓住倭船矮小、不習水戰的弱點，以水師襲擊倭寇大獲全勝。
俞大猷身經百戰，以勝居多，但作為統率千軍萬馬的總兵，有的戰役雖然大勝，但免不了局部小敗。而戚繼光在抗倭中歷經大大小小的戰鬥八十多次，無一敗績，最差也能打個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獄，不得不離開東南沿海抗倭戰前線三年有餘。這段時間，正是戚繼光如日中天、戚家軍縱橫馳騁的三年，他受命率軍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連串軍事勝利。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揮才華與戚家軍的勇猛無敵，也與倭寇頭目王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已在浙江被殺有關。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嘍羅，他們四分五裂、士氣衰落，為戚繼光各個擊破創造了有利條件。
俞大猷打仗有過失利，常受朝廷懲處，還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裡，以為他是「罪有應得」，與一直順風順水、解民倒懸卻沒有任何「負面新聞」的戚繼光相比，在老百姓眼裡，自然要略遜一籌。
這便涉及了一個命運的問題。俞大猷常常有功無賞，有過則必遭嚴懲，處處受制，動輒得咎，仕途布滿荊棘。他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有過七次受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的曲折與坎坷。相較而言，戚繼光的官運可謂一帆風順，似乎處處都有「貴人」照應，即使出現過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擋掩飾，總能化險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運。應該說，俞、戚不同的人生際遇，與他們的個性特徵密切相關。
俞大猷性格耿直，為人正派，從不迎合權貴、巴結文官、討好上司，有一種理想主義傾向。自北宋以來的重文輕武傳統，已形成武官要想獲得賞賜、晉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為主的權貴集團。每次戰爭，都由文官上報戰績，報多報少，或賞或罰，文官手中的一支筆，勝過十萬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對他就大打折扣，戰功少報或不報，因此有功無賞，或賞賜不公。比如興化平倭，首功當數俞大猷，是他力排眾議嚴密部署，等待時機成熟，然後會同劉顯、戚繼光聯合進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勝利。可論功行賞之時，戚繼光晉升都督同知，劉顯加秩蔭一子，唯有俞大猷僅「賚幣銀四十兩」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處世準則，只求實質性的建功立業，並不看重榮華富貴，凡事不與他人計較，總是禮讓三分。
戚繼光的性格，顯然比俞大猷更為圓融，特別在為人處事方面，要靈活實際得多。戚繼光在文官集團里有兩個「靠山」，一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譚綸；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內閣大學士、首輔張居正。有了他們兩人的庇蔭，戚繼光才能甩開膀子「大干快上」。戚繼光出任福建總兵，即為譚綸推薦。張居正重用戚繼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備，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繼光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總得投之以桃。他與譚綸的關係往來不見文字，而與張居正之間則有一些記載：戚繼光讓自家兄弟給張家奉送貴重禮物，張居正象徵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繼光得知張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購買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獻上；張父去世，戚繼光派出一個連的鳥銃手護送他回故鄉湖廣江陵奔喪，倒是張居正覺得過於「排場」，只選6名隨行南下……
當然，戚繼光這樣做，並非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求得庇護支持，以順利完成剿滅倭寇、重振武備的大業。可換了俞大猷，不論出於多麼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來。因此，《明史》也說戚繼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身經沙場，一是東南抗倭，二是北方驅虜，都是反抗外來侵略；而俞大猷則豐富複雜得多，除東南滅倭及北方獻策痛擊俺答外，還在湖南、廣東、江西、海南等地輾轉任職，征討安南，多次平息農民暴動，對當地的少數民族起義，或征剿或招撫，懲辦首惡，施以教化。「文革」時期，農民起義一概被視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俞大猷的平暴行為，自然被視為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而予以貶抑、打壓。
俞大猷與戚繼光都是出色的儒將，俞大猷先文後武，戚繼光哪怕在戎馬倥傯的歲月也不放棄閱讀，但俞大猷深得儒學中的閩學之精髓，對《易經》尤有研究，可嫻熟地將其用於軍事。鄭旻在《〈正氣堂集〉序》中說他「以其用兵者為文，以其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窮」。戚繼光曾向俞大猷學過劍法，軍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響。他們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氣堂集》《洗海近事》，編有《續武經總要》，戚繼光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由於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俞大猷的作品沒有戚繼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術專著《劍經》因收入戚繼光的《紀效新書》，才得以廣泛傳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響更大。
其實，我們今天這種比較於俞大猷、戚繼光本人而言並不存在。他們惺惺相惜，相處融洽，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從未發生過節，屬忘年之交、道義之交、管鮑之交。兩人還在廈門萬壽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題刻和詩，詩壁至今猶存。在殲滅徐海、進剿平海衛、南澳破吳平等重大戰役中，他們聯手禦敵，總是密切配合，屢建奇功。
最終蕩平倭寇，俞大猷與戚繼光，二者缺一不可。當然，我們也不可忘卻譚綸、盧鏜、張經等其他抗倭英雄。
應當還歷史以公正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這樣一位三者皆備的人物。
他文武雙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間，能與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陽明。俞大猷故鄉所建民居為閩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興建三至五進。他家境貧寒，只有兩進，格局狹小，年久失修，後頹敗無存。俞大猷當年大權在握，若從軍餉中扣除挪用或從豐厚的戰利品中瞞報取用九牛一毛，修築一棟大厝豪宅，可謂易如反掌。他不貪不占，十分清廉；屢獲大勝，對戰利品分文不取，總是上繳充公。俞大猷輕財利，好施與，薪俸及賞賜，盡數交給弟弟掌管，且從不過問。據史料記載，他受誣逮捕下獄之時，所有家財不滿百金。史玉陽慷慨解囊，以數百金相贈。當得知友人鄧君城也遭逮捕之時，馬上轉贈於他。
他9歲之時，曾隨父親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親戚。來到濠溪邊，發現連接兩岸的小橋坍塌，父子倆只好涉水而過。大猷詢問父親橋何以傾塌？父親說被一個樵夫失火焚毀。大猷當即說道：「等我長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這樣涉水。」父親道：「小子要記住你說的話，不可食言呵！」造橋便成了他的一樁夙願。直到67歲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橋資本，捐出自己薪俸，請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橋。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個「德」字，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在東南亞武術界，至今仍流傳著「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說的是俞大猷少年時與一位同伴比武，他先勝了兩個回合，第三回合之時，眼看同伴漸漸不支，為給對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長期追隨於他，一同南征北討，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勝仗，從不居功自傲，有時還將功勞讓給別人，「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贛設計擒獲當地農民暴動首領張璉，廣東兩位參將知悉，乘機帶兵搶走「勝利果實」。部下憤懣不平，紛紛要求發兵奪回，俞大猷勸道：「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己！」
他每到一地為官，總能得到百姓深愛，紛紛為他建立生祠，「呼公為俞佛而禱焉」。他抗擊倭寇的地方，當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紀念，如浙江鎮海俞大猷生祠、麗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煥發，體力旺健，「妾媵尚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職練兵。直到76歲這年，老病交加，實在是干不動了，才請求致仕。三次上疏，終獲批准。
萬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還鄉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黃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詩》：「大星落東海，涕泣滿城哀。百戰功徒在，千秋夢不回。雲銷天地氣，世絕古今才。寂寞廉頗館，空餘弔客來。」輓詩不僅狀寫了俞大猷的卓越才華與一生功績，更透著一股沉鬱頓挫的蒼涼情懷。
歷史總是充滿弔詭，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續到他死後400多年的今天。該是全面認識、評價俞大猷，還歷史以客觀、公正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