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法治接軌
5月27日，《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備案規定》頒布，構成了第一部正式、公開的黨內「立法法」。「雙規」的制度性規定主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體現，這兩部法規的出台，或是「雙規」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清華大學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去年11月份曾參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的反腐專家座談會。程文浩認為，從反腐敗鬥爭的現實需要來看，「雙規」確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大部分學者同時也認為，「雙規」應當與法治接軌，並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後，放棄這項過渡性的措施。李永忠雖然贊同「雙規」的實用性，同時卻也認為，「雙規」在制度上「不是和法律沒有衝突」，應當慎用、少用，直至條件成熟時不用。
目前，「雙規」在制度上的確定性逐漸加強，法治因素增多，例如中紀委2001年頒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使用「兩規」措施的通知》中規定，在使用「兩規」措施中，因違反規定失職、瀆職造成嚴重後果的，或者有逼供、誘供、體罰等情形的，或者無權使用而使用「兩規」措施的，應嚴肅追究直接責任者的責任。此外，2005年中紀委「7號文」也明確規定，「雙規」中要保障調查對象的權利，包括申辯權、申訴權、人身權、知情權和財產權。然而在實踐中，就像「於其一案」一樣，「雙規」仍然存在不少未能與法治接軌的情形。
2005年3月，河北省國資委紀委「雙規」了原河北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梁雲才等人。「雙規」期間，紀委從河北省國資委下屬公司抽調的3名辦案人員多次毆打梁雲才，導致後者死亡。饒有意味的是，3名抽調人員中，除一人是國企保衛科警察外，其餘二人分別是沒有辦案經驗和資歷的武裝部幹事和「臨時工」司機。
「梁雲才案」的媒體報導中引用了該案《起訴意見書》的記載：「看護人員以(梁雲才)坐姿不正，不符合要求」、「態度不老實，不老實交待問題」為由，多次毆打梁雲才。其中，「左書平(即前述警察)用拖把把兒抽打梁雲才的後背，將棍子打折，用凳子勐擊梁雲才的後背、肋部，造成梁胸部多處骨折，胸部、雙臂、雙腿廣泛性皮下組織、肌肉出血，致使梁雲才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出血所致出血性休克合併創傷性休克」。
事後，3人以故意傷害罪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此外，另有兩名參與辦案的紀檢人員因「明知看管人員毆打，卻不加制止」而被判玩忽職守罪，分別是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梁雲才案」的判決結果表明，「雙規」並非司法過程，否則適用的罪名應該是「刑訊逼供罪」。刑法學教授徐松林告訴《南風窗》，適用故意傷害罪的是普通主體，不要求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適用於國家工作人員的玩忽職守罪則屬於過失犯罪，量刑最高只有7年。相比之下，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或死亡的，依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最高是死刑，但這一罪名只適用於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儘管「梁雲才案」中也有警察，但最終依然以針對普通主體的故意傷害罪判刑。
就在於其一死亡後兩周，又有消息傳出，河南省三門峽市中院副院長賈九翔在「雙規」期間死亡，官方稱其死於「突發心臟病」，家屬則反駁說賈沒有心臟病。類似的「雙規」死亡事件，近年來常見諸報端，大多被認定為意外死亡。《南風窗》記者經過多方查詢，發現類似「梁雲才案」最終追究「雙規」辦案人員的案例非常少見。
5月27日，《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備案規定》頒布，構成了第一部正式、公開的黨內「立法法」。「雙規」的制度性規定主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體現，這兩部法規的出台，或是「雙規」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1997年，天津市寶坻縣法院法官王晉英被指犯有徇私舞弊罪，先後接受紀委和檢察院調查。事後因證據不足，王被釋放。釋放後，王申請國家賠償。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紀委「是黨的組織，不是國家機關，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侵權主體必須是國家機關」，因此紀委調查的時間不應計入國家賠償的範圍。
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講師柳建龍提出，雖然國家賠償的確不適用於「雙規」，但是根據《行政訴訟法》對於國家機關「不作為」也應承擔責任的規定，法理上仍然可以追究國家監察機關的責任。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今年初講話中表示，「當前反腐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在李永忠看來，在戰術層面上使用「雙規」，進行反腐「殲滅戰」是治標的需要，但是長期來看，治本只能依靠「制度反腐」，而不是「權力反腐」。
5月27日，《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備案規定》頒布，構成了第一部正式、公開的黨內「立法法」。根據這兩部法規，包括中紀委在內的黨的機關所頒布的黨內法規都要通過備案審查，其中一條審查標準是「是否同憲法和法律不一致」。「雙規」的制度性規定主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體現，這兩部法規的出台，或是「雙規」走向法治化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