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國能力，素為世人稱頌，亦常被後人贊之為「千古第一明君」。他十六歲應募從軍，十八歲助父起事，後率唐軍東征西討，終至全國統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成功發動「玄武門事變」後被立為太子，二個月後即帝位，史稱唐太宗，次年改年號為貞觀。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間，吸取隋亡的教訓，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諸多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開明政策，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的恢復和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漸安定，國力不斷增強，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被後世稱為「貞觀之治」的繁榮興旺局面，為後來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奠定有雄厚堅實的基礎。那麼，「貞觀之治」究竟是怎樣煉成的，它涵蓋了一些什麼內容呢？根據各種史料記載，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寧國」，刪削繁苛。通過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李世民認識到老面姓的力量可以決定一個國君的命運。為了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轍，從貞觀初年起，他就特別注意處理好君與民的關係。他引用古人的話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以民為本」，民心向背乃國家存亡之基礎。為了做到「安人寧國」，必須刪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諸黎庶」，使其「各有生業」。他在全國實行「省徭賦」，「務積於人」的政策，儘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負擔，讓老百姓能生存下去，得到溫飽。
李世民從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徒益其奢侈」乃危亡之根。為此，他於貞觀之初便採取了一系列厲行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譬如停止諸方進貢珍貴異品，限制營造宮室，破除厚葬舊俗，如有違反，依法問罪。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重臣都崇尚儉約的生活和簡肅的作風。與此同時，他也比較體察民間疾苦，並採取了一些「恤民」措施。所有這些，都是為他「安人寧國」的治國總則服務的。
第二，「為官擇人」，「唯才是與」。李世民強調，「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學識為本。」他確實能夠「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李世民用人的大度和準確，是歷代帝王所不能企及的。
貞觀時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太子李建成的舊部魏徵、王珪、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張玄素等，也有農民起義出身的將領徐世勣、秦叔寶、程知節等；既有出身貴族的李靖，也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恭、張亮、馬周、劉洎等；此外，還有出身少數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李世民對他們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先後，一概任人唯賢；只要確有才能，又忠誠於唐，都能委以重任。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是歷代帝王中唯一不但不殺手握重兵的功臣，而且還委以其重任的皇帝。這需要多麼寬廣的胸懷和識人的慧眼啊！
第三，「開直言之路」，兼聽納諫。李世民深知，治國單靠皇帝一人是不行的，沒有忠臣賢吏的輔佐，不可能民安國寧。因此，他對「納諫」「納賢」的重視，也是歷代帝王無法比擬的。他接受了魏徵「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意見，小心翼翼地聽取來自各方面的不同聲音，儘量使自己少犯錯。他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對屬下說：「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籍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人君必須忠臣輔弼，乃得身安國寧。」他以隋煬帝拒諫為戒，特別要求臣僚們進諫。在這方面，他與魏徵的關係堪稱典範。
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向原太子建議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責問他：「汝何為離間我兄弟？」魏徵面無懼色地回答：「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對魏徵的回答並未發怒治罪，而是「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薄。」因為他「素重其才」。
有一次，李世民下詔年齡雖不滿十八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人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這是李世民最為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便沒有法律效力。這是限制無限皇權犯錯的好辦法，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制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奸民為了逃避兵役，故意少報年齡。」魏徵回答：「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待天下，要百姓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百姓詐欺。」於是，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批評，並立即收回成命。
這一次，李世民被魏徵頂得實在按捺不住了，回宮後，怒氣沖沖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要殺誰？李世民說，殺魏徵！因為他「每廷辱我」。長孫皇后退回後宮，穿上禮服再來見李世民。他驚問其故，長孫皇后說：「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聰明的皇后，讓皇帝轉怒為喜。
第四，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實行。李世民從「安人寧國」的需要出發，在立法方面確定了力求寬簡的原則。他說：「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立法不僅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而輕，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他特別強調，法律制定之後，要力求穩定，不可以「數變」，「不可輕出詔令。」「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對待立法和修改法律，應持慎重態度，不能朝令夕改，輕易變更法度。因此，李世民即位後即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武德律》，並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布《貞觀律》，同時還編制令、格、式作為律的補充。
第五，恢復和發展經濟。李世民認識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所以他從「國以民為本」的思想出發，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時，採取了「以農為本」「不奪農時」，「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為了「不奪農時」，政府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調製，儘量減少徵發徭役；為了鼓勵墾荒，規定歸來的流民可以減免賦役，設置義倉，對有困難的給予一定的糧食救濟；為了促進人口的增殖和勞動力的增加，規定青年男女需適時婚配，鼓勵寡婦再嫁，釋放宮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寶」贖回農民因災荒賣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奪去的人口；為了發展生產，修復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這些，都對當時社會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
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選拔人材，李世民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不分出身門第，讓天下俊才皆為大唐所用。為了鞏固邊防，李世民遣將擊潰了經常擾邊的突厥人，設立安西四鎮，使大唐疆域向西擴展到今日的吉爾吉斯斯坦境內。
貞觀時期，大唐王朝呈現出來的是「海內昇平，路不失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資治通鑑》語）「邊境安寧，萬國來朝」的繁榮局面，「貞觀之治」就是這樣煉成的。
另外，貞觀時期還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之一。在李世民的治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未用酷刑來警阻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並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太祖對貪官的處罰最嚴酷，可明代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由此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靠事後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而不能從根本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也有人認為，李世民是一個偽君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掩蓋「玄武門事變」的罪過而把自己裝扮成明君的。我以為，哪裡會有這樣一個「偽君子」，為了百姓的福祉，為了國家的繁榮，克己用儉，用自己一生的時間，以殫精竭慮、勵精圖治、兢兢業業、如履薄冰的態度來實踐自己的使命的呢？！如果這樣的君王也是「偽君子」，但願中國能多出幾個這樣的「偽君子」。
不過，無論李世民是「偽君子」也罷，是真明君也罷，結果他就是贏得了千秋傳頌的歷史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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