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新京報》一篇題為《齊魯銀行百億詐騙案主犯判無期9廳級幹部涉案》的文章報導，採用不法手段騙取銀行、企業資金共計101.3億餘元，案發後僅被追繳贓款贓物合計82.9億餘元的劉濟源，被法院以貸款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詐騙罪分別判處無期徒刑，數罪併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這真是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劉濟源每個罪名均被判無期徒刑，是按照目前《刑法》規定的最高量刑，沒有問題。但四個「無期徒刑」數罪併罰後竟依然只是「無期徒刑」，沒有人們想像中的「進檔」，這就徹底顛覆了普通百姓的基本認知，一是法官不懂算術，竟然弄成「1+1+1+1=1」了；二是法官語文無知，將「數罪併罰」弄成「只認一罪」了。
筆者在網上搜索了一下「數罪併罰」，發現《刑法》規定「數罪中有一罪被判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的，執行死刑或者無期徒刑」。也就是說，不是法官不懂語文、數學，而是立法思路相當荒唐，遠不級西方法院判處某人有期徒刑幾百年的做法。
且不說「數罪併罰」的莫名其妙，再看看劉濟源的涉案金額，那可是個天文數字，18.4億元無法收回，如果考慮利息損失，那肯定是超過20億元了。一起涉案超百億，並導致超過20億元財產損失的詐騙案，主犯竟連「死緩」都不給，說明《刑法》對金融詐騙犯罪實在是過於寬容了。我就奇怪，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案犯都不被判處最高刑期，那《刑法》中何必還保留死刑、死緩？
不能怪社會多疑，因為該案還牽扯到廳級幹部9人、處級幹部6人、企業管理人員5人，人們有理由懷疑其中存在貓膩，除非該案的案情能如「小蔥拌豆腐月」般公示於社會。
恕我多疑。因為自我感覺對劉濟源的判決過輕，因此研究了一下「詐騙罪」的量刑標準，進而聯想到吳英同為詐騙犯罪，一審緣何被判死刑？
研究發現，吳英雖然同屬金融詐騙，但她構成了「集資詐騙罪」。再深入研究，發現1997年刑法第2章第5節規定了8中金融犯罪中，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狀詐騙罪法定最高刑有死刑。而《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後三種犯罪的死刑，只保留了集資詐騙罪的死刑。因此，吳英一審被判處死刑、二審改判死緩，應該說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法律之所以這麼規定，估計是考慮集資詐騙涉及受害人多，而且多涉及到個人，社會影響大等因素。
但這就延伸出另一個法律問題，那就是吳英案被判決時「窟窿」不到2億元，事後據說資產變賣還可以全額償還，但差點丟了腦袋；而劉濟源的「窟窿」超過20億元，是吳英的十倍，卻連死緩都未達到。僅從個人得利這個角度上看，合理嗎？而法律制度在中國是人人平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