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韓戰)中，聯合國部隊驚異的發現，有些被共產黨俘虜計程車兵，突然信仰了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竟紛紛詆毀自己的祖國。一個中國人私下說，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思想改造」給戰俘洗腦了。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聽到後，將這兩個中國字翻譯成了英文。
專訪牛津大學研究員凱薩琳•泰勒
二十世紀後，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少得可憐。但是有一個橫越心理學、生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名詞，被全世界廣泛使用。它起源於中國，發揚於西方，而又「出口轉內銷」，應用於中國。這個詞就是我們常說的「洗腦」。
在五十年代初的韓戰(韓戰)中，聯合國部隊驚異的發現，有些被共產黨俘虜計程車兵，突然信仰了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竟紛紛詆毀自己的祖國。一個中國人私下說，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思想改造」給戰俘洗腦了。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聽到後，將這兩個中國字翻譯成了英文。
經他翻譯和解釋之後，美國社會喜歡上了洗腦(brainwash)這個非常形象的詞語。在美國人眼中，不僅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是洗腦，資本主義的商業廣告也是一種洗腦。《紐約客》雜誌還刊登過丈夫被妻子洗腦、孩子被父母洗腦的漫畫。
1961年，美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立富頓(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的洗腦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正式為洗腦下了一個強有力的科學定義。
他專程來到香港，採訪被中共釋放的戰俘和傳教士，幷在書中用實例詳細分析了洗腦的方式、意義和影響。從此，洗腦一詞從街頭巷尾的調侃，正式步入學術殿堂。後來，洗腦一詞又從英文翻譯回了中文，在中國社會開始流傳開來，不過人們對洗腦只限於字面的熟悉。
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這正是洗腦一個重要方式——重複。去年年底，央視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財經大學演講時，當招數百學生的面，脫口而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許他知道這三年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也許他知道三年的大饑荒純屬人禍，也許他這麼說不過是習慣使然。
我們從小到大反覆聽到的詞彙，領導說，老師說，父母說，你也說，他也說，慢慢地，習慣成為自然，最後人禍變天災，「自然災害」一詞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顛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後，我們被洗腦的思維仍然很難扭轉過來。
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人為灌輸的意識形態便悄然深埋進我們的潛意識，隨之改變我們的價值判斷。這種典型的洗腦，往往最先從語言灌輸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學的凱薩琳·泰勒出版了《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詳解了洗腦的科學原理。她認為，人類大腦推理和認知的神經科學(neutroscience)，證明了思想是變動不居的。而生理學可以解釋，某些存有通順的神經軌道的大腦，對於新的信息和創造性刺激易受到影響。這就是為什麼，當同樣的教條語言(如「三年自然災害」、「資產階級反動派」等許多不符事實及帶強烈意識形態的詞彙)被有意的、重複不斷的灌入我們大腦，令我們的神經元之間更加暢通，從而影響、動搖和改變我們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說，今天許多國家的政治洗腦都屬於欺騙型洗腦，不再是暴力型洗腦。欺騙型洗腦的特點就是限制人民自由獲取知識，在一言堂里只許存在絕對正確的某一學說。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只有儘可能從不同渠道獲取資訊，培養獨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認清幷警惕洗腦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們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惡意的洗腦教育。
問：被洗腦的人康復以後，洗腦帶來的影響是否還會遺留?
答：首先，這要看如何定義洗腦。如果你所說的洗腦，是在好萊塢電影《諜網迷魂》中出現的那種人格改變過程，那麼洗腦的貽害就沒有。但是，如果你說的是發生在韓戰中的洗腦，那就有。這是一種帶來創傷的過程，幷且有可能影響一個人很久。據研究，接受過思想改造的美國老兵，在戰爭結束後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問：在中國，大多數的學校都會教授傳統思想和愛國主義教育，稱為思想品德課。請問這與羅伯特·立富頓(Robert Jay Lifton)定義的洗腦有什麼區別?
答：立富頓研究的思想改造，當時發生在青年營、學校這類地方。思想改造是強制高壓的，特別是對待監獄囚犯。像集體自我批評、剝奪睡眠、肉體虐待等等手段應用到了極致，說是教育，其實更像是心理折磨。幷不是說一些核心的手段現在有所不同，你會發現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斷的使用，比如說服一個人要用的多種方式。其實，最大的不同還是程度上。
問：不同的人遇到洗腦，是否會有生理學上的差異?比如，有些人的大腦會不會對洗腦更抗拒?抵抗洗腦的「自由意願」在神經科學上是否具有多樣性?
答：你要知道，現在很難進行試驗性的研究。道德委員會現在不允許了。我們已經有的歷史上的證據顯示，擁有健全的個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腦，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年輕人有極端意識形態引導的行為。當被質疑的信仰和一個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變一個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難的事。如果受害者認為：「我不是相信某種東西的某類人」，對這種人洗腦，比起讓一個人相信他從沒接觸過的東西，更加困難。
問：愛國主義宣傳和政治壓迫在中國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監獄和勞教所除外)。據你所知，洗腦在中國社會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與幾十年前有什麼不同?
答：還是要說如何定義洗腦。有些核心的方法反覆被使用，來說服他人幷改變他人的思想，例如強烈情緒、控制感官輸入和行為輸出、不確定性、重複，以及對受害者生理和社會隔絕。一套說服手段在利用這些方法，從最溫和的談話到極端高壓的洗腦折磨。這些手段仍然存在，儘管名稱可能不同。是否會被推向惡毒的極端洗腦，取決於社會的接受程度，或者說，取決於誰在監控。我不是中國當代社會的專家，但是我懷疑，中國社會類似於其他某些社會，在這類社會中，公眾能夠接受的程度與威權政府私下做的差別很大。
問：你能否簡述一下，FACET反洗腦模式的科學基礎是什麼?
答：FACET(自由,仲介,複雜,結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們所知關於人腦的幾樣東西。
第一，仲介和自由是人類行為非常重要的驅動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強烈地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關係以及我們如何行動。
第二，我們的大腦在根本上很懶惰，或者說有效率：大腦進化後，在處理信息時將氣力最小化。洗腦手段利用了大腦對輸入輸出之間的簡單路徑的欲求。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意識形態都有非常容易陳述的核心信仰。不過，當你仔細去看，它們往往複雜得多，甚至毫無意義。我所說的複雜性，某種程度上否定了簡要的陳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腦者試圖去改變教條。長時間的集體自我批評，討論，辯論和說教，重點全都是要摧毀對方意識形態的可信度。但是，當任何一個信仰系統成為某個個人、團體和國家的神聖核心，對該信仰系統的批評往往都會失敗。
第三，我們傾向於把其他人看作為達到某一結果的手段，而非結果本身。所有偉大的宗教，還有一些偉大的哲學，都對這一趨勢發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為它強迫我們把他人看成非我族類，認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們。我在第二本書《殘酷》(Cruelty)裡面詳細地談了這個問題。
最後，回到我剛才說的，尋找從感官輸入到行為輸出最簡單路徑的大腦進程。人類通過思考自己在做什麼，有辦法阻礙這種流動，即使是在習慣性的環境下。你應該知道這樣的現象：你邊彈鋼琴邊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麼，你會搞砸你的表演。這種「停下思考」(stop-and-think)與腦部前額葉皮層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關，當人們在學習技能之時很高，當技能成為習慣後減少。這個功能既可以用來挑戰行為，也可以用來挑戰信仰。
問：當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政治宣傳和媒體操控的地方，我們怎樣才能防範被政治權力機構洗腦?
答：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腦對他們產生什麼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說，一系列想法在違背意願的情況下被他人強加上去。在書中，我討論了兩種洗腦：強迫型的，通過外在暴力的洗腦，和欺騙型洗腦。在嚴禁虐待他人的情況下，後者更常見。
但很明顯，只有在目標沒有發現被改變思想的意圖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識到你在被洗腦才是重點。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緒、不確定性和重複是否被利用，因為它們會刺激一個人的反應。這是一種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現象，產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滅別人控制你感官輸入的意圖，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減少對意識形態無可挑戰的神聖感，你就嘲笑他們。最重要的是，開發出很好很強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隨時準備做腦力勞動來捍衛它，而且不要一個人試著去做。志同道合的風險承擔者和社會支持最重要。
問：像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存在排外的愛國主義情緒，比如反美。請問，這是不是洗腦的結果?為什麼?
答：欺騙型的洗腦比暴力強迫型洗腦更多一些。一個明顯的敵人，是嚴禁別人批評你自己的政策，因為你可以把這種批評看作是對組織的背叛——一個存在的威脅，從而令嚴厲的懲罰合理化。
問：在洗腦的科學領域中，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腦，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學家。我幷不是因為要隱藏什麼秘密研究，比如從關塔納摩或其他地方對犯人進行可恥對待得來的。在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國人，還有其他許多國家都故意模糊調查和虐待之間的界限)，而是因為沒有知名期刊會發表這種研究。你應該知道，在美國參加調查的心理學家和醫生受到了他們同事的強烈譴責。
雖這麼說，我們仍在研究更多的關於說服的幾個關鍵部分，像情緒如何影響大腦，信仰如何建立幷鞏固，信仰和個人身份之前關聯的強度，以及團體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