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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民國老課本 更根本、更永恆的東西

—走近民國老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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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民教育科書

一套民國元年的教科書,影印再版。書名帶著當年帝制轉而共和的全新氣象,就叫《共和國民教育科書》,由商務印書館於1912年出版。

民國老課本

百年後重新編輯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讀庫》的主編張立憲完成。影印本在未正式發售時,定價450元的平裝本已預售出800餘套,定價960元的精裝本,也已經預售出近200套。知名媒體人鄧康延編寫的《老課本,新閱讀》一書,前後兩次印刷共兩萬冊,基本售罄。

上海一家出版社於幾年前翻印的3套民國老課本,一下子進入銷售黃金期。其中由葉聖陶主編、豐子愷插圖的《開明國語課本》,出版社「緊急加印10萬套」之後,仍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民國老課本受捧之狀,不一而論。

「大家常問我為什麼要做一套老課本,其實翻開這些書看看,你就會為裡面的內容所震撼。從各方面來說,它們應該得到這樣的尊重,也值得用這樣的規格出版。」張立憲篤定地說。

民國老課本

向更根本、更永恆的東西致敬

張立憲對民國時期的老課本產生興趣,源於2009年。其時,他主編的《讀庫》上,登載了鄧康延寫的一篇文章——《老課本》。

幾年前,鄧康延到雲南騰衝拍攝紀錄片時,在舊書市場淘到幾本民國年間的小學課本。反覆閱讀後,他被這些「帶有體溫」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遠望,月在東方。這是多麼有意境的文字!」鄧康延說。於是,他著手編寫出《老課本,新閱讀》一書,想讓現代人領略那時的文字之美。

看到鄧康延的介紹後,張立憲感覺自己「像打開了一扇窗」。他不時陶醉在這種文字之美中,順口就背出老課本中的一段話。「竹几上,有針、有線、有尺、有剪刀,我母親,坐幾前,取針穿線,為我縫衣。」張立憲說,「寥寥數語,就勾勒出一幅親情圖。」

鄧康延的這篇文章刊發後,「反響極好」。張立憲遂產生出版一整套民國老課本的衝動。因為當時,他所看到的老課本,大都不全。

他與學者傅國涌見面。傅國涌長年關注中國近代史,對民國時期的教育頗有研究。他為張立憲推薦了3套書。一套是出版於1904年的《最新國文教科書》,為中國有新教育以來最早的教科書;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國民教育科書》;第三套是《新學制國語教科書》,是1922年民國學制改革後出現的教科書。

在傅國涌的介紹下,張立憲又拜訪了學者石鷗。石鷗多年來一直關注基礎教育,搜集有各種各樣的老課本。在石鷗那裡,張立憲大開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國民教育科書》等民國老課本。

曾有石鷗的朋友,也是一位長期研究基礎教育的學者,在看到石鷗搜集的那些老課本後說:「『錢學森之問』的答案也許可從這裡尋找。」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一個關於中國民教育育事業發展的艱深命題。」石鷗解釋。

聽到這樣的故事後,張立憲更有興趣了。他認真讀了幾遍那些老課本之後,便成立團隊,開始緊張的修訂編輯工作。

「看了之後,你就會發現,中國現在為什麼出不了大師?不是因為西南聯大比現在的北大清華好,而是因為當年的小學教育比現在的小學教育要好很多。」張立憲說。

這套《共和國民教育科書》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國文》和《新修身》,以及與之相配套的《教授法》。這是近年來,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書。

在歷史上,這是一套影響極大的課本。石鷗在研究中發現,當時其發行量在「七八千萬冊」。再版的次數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進行學制改革,所有的舊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張立憲還雄心勃勃,準備再用幾年的時間,再現一批老課本。「我們這個群體把民國老課本拉過來,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恆的東西致敬,或者在試圖接近它。」

鄧康延的《老課本,新閱讀》,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對方表示要在香港發行。

「越來越多的人看中老課本,說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堅守一種文化訴求。」鄧康延說。

民國老課本寄託著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和情懷

張立憲的電腦中,儲存著大量的老課本照片。那些泛黃的老課本上,有的殘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寫滿了批註。就是在這一張張圖片中,他和他的團隊修缺補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這樣的隊伍,在為這個國家修缺補漏。

石鷗介紹,民國初始,蔡元培執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規定禁止使用清學部頒行的一切教科書。新教科書的編撰工作隨即在官方和民間進行。

商務印書館也召集精英人馬,開始編寫工作。當時參與的人有莊俞、沈頤、高鳳謙及張元濟等。這些人,在中國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人物。

在《編輯共和國小學教科書的緣起》一文中,商務印書館的這些知識精英提出該套教科書的十四條編輯要點。其中第一條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義,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另還有「普及參政之能力」,「擴充國民之德量」,「以養成獨立自營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學生興趣而啟發其審美之觀念」等多條要求。

這些編輯要求也體現在教科書的《編輯大意》中。《新國文》第一冊的「編輯大意」就指出:「本書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為目的。」

「這些要求,即使放在現在,也讓人耳目一新。」石鷗說。

在這套教科書的初小部分,學生們多是了解一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翻看這套深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第一冊,也可看到,從「人」開始,逐漸增加難度,並配以插圖。

「這樣的書,很適合孩子閱讀。我5歲的女兒就喜歡讀。有時,她看著圖,還會讓我給她講。」鄧康延的朋友楊政說。

鄧康延的《老課本,新閱讀》出版不久,楊政就背著他,在新浪微博上註冊了「老課本新閱讀」的用戶名,並雇專人打理,將鄧的書一條條摘錄上去。開通僅5個月,已有2.5萬多粉絲。

石鷗介紹,民國老課本的內容隨著年級升高逐漸深入。到初小四年級,便開始選編大量政治常識內容。

《新國文》初小部分第7冊中就有「共和國」、「平等」、「自由」等政治話語。《平等》一文寫道:「共和國無階級之分,人人平等,受治於同一之法律。不論何人,權利義務無不從同。雖以大總統之地位,猶必謹守法律,不能恃勢以陵人。一旦罷職,即與齊民無異。此所以無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寫道:「凡屬個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國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現在讀這些文字,你能不感覺震撼嗎?這些老課本中,寄託著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和情懷。」石鷗說。

事實也是如此,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紛紛編寫教材。蔡元培、陳獨秀、嚴復、胡適等現在為大家熟知的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問世。

鄧康延還講了一則民國趣事:一些學者編教科書時,曾就「來」和「去」的選用爭執不休。有學者認為「來」字筆劃多,小孩不易學,於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駁說「太村太俚」。幾番爭執,最後出現在課本上的是「來來來,來上學」。

「偉人見末節,大師編小書。」他感嘆道。

什麼是潛移默化的教育?這才是

翻開《新國文》第一冊第一課,一幅插圖上方,大大地寫著一個「人」字。插圖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則是以「天、地、日、月」開篇。

「教科書的編寫,遵循立『人』才能立『國』的基本訴求,從人的自然屬性到人的社會屬性,從臣民到大寫的個人,教科書試圖確立起『現代人』存在的現實合法性,以期成為理性國家的成長基點。」石鷗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鄧康延的《老課本,新閱讀》出版後,老友陳丹青讀後,給他發來一條簡訊:「民國民教育育好善良呀。」

張立憲也常收到這樣的反饋。有讀者在其淘寶店留言稱:「什麼是潛移默化的教育?這才是!」

根據當時的規定,教育部門鼓勵和支持民間編寫教科書,只要最後審查通過即可。各個學校也有自主選擇教科書的權利。

正是因為這種自由狀態,各個出版社為了搶占市場,紛紛編寫出一些高質量的教科書,市場上的「劣質教科書反而不多」。

石鷗介紹,教科書還曾引發過幾次外交糾紛。民國初年,一本影響力很大的教科書中出現反對某國的言論。當時該國強烈反對,並向中方遞交外交照會。

「當時政府向對方答覆,個人有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鷗說。

石鷗還發現,其後這本教科書雖然名義上被禁止發行,實際上卻一直再版,只不過其中的激烈言論被刪除了。

辛亥革命的槍聲並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運動能短期內發展起來,這些老課本功不可沒。這也是現代人懷念老課本的原因之一。」石鷗說。

傅國涌也非常重視這些「沒有污染」的老課本,認為能從中尋找到一些資源。在一次演講中他指出:「小學教科書固然不能為一個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夠為一個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線。」

面對如潮的翻印熱,張立憲並不打算去解讀其中的意義。「我們只是呈現一個多元的視角。告訴大家,在歷史上還曾出現過這樣的課本。」他說。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中國青年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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