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特約記者張文中
海內外矚目的薄熙來案塵埃落定，但是薄熙來案所揭示出來的中共及中國社會深層次問題，仍然不斷吸引著各界人士的思考和探討，其中之一就是有關中共高層正在面臨的繼承危機問題。今天的中國觀察要向大家介紹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對中共繼承危機問題的分析評論。
新加坡《聯合早報》署名張鳴的評論稱：「薄案之所以出現，固然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是一個契機，但即使沒有這個過於戲劇化的事件，薄熙來現象或者說薄熙來事件，其實早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盡人皆知。」「沒有人會否認，所謂的重慶模式或者說薄熙來現象，帶有濃重的表演性質，薄熙來通過媒體的運作，把自己迅速地變成了一個特別耀眼和有爭議的政治明星，而爭議本身，恰好能最大限度地博人眼球。同樣無可否認的是，這樣的領導模式，在此前中共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薄熙來之所以如此，無非是要搏一把，以一種速成和非常規的方式，提升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因此，當時很多人都料定，中共十八大薄熙來肯定會入常，甚至還有人預料他會進一步謀取大位。這樣的猜測，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實際上，在此番換屆之前，中共就已經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繼承危機」
張鳴被視為中國著名的中生代自由派學者之一，現任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對薄熙來事件，他有深刻的觀察。他認為：「實際上，作為一個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中國，在權力上依舊是一個帝制的結構。但尷尬的是，這個國家卻無法按照帝制那樣實行權力交接。單一血緣家族的權力傳遞，至少在理論上是不被承認的。所以，最高統治者的繼承，只能依靠權威指定。」「在毛的時代，接班人凡三易其主，每次都伴隨著動盪。鄧時代，也是三易其主，同樣伴隨著政治動盪。其動盪幅度，甚至比毛時代還要大。」。
張鳴分析稱：「更嚴峻的問題是，在進入後威權時代之後，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呈現出權威遞減的現象。嚴格地說，鄧以後就沒有全黨認可的權威了。可以說，胡錦濤是中共權威指定的最後一任領導人，胡以後的繼承問題，如果還是像以前一樣，靠幾個大佬協商，然後權威指定，實際上合法性是有問題的。換言之，中共的繼承問題，有可能出現合法性危機。」「顯然，中共十七大以後，這樣的危機並沒有緩解。在整體缺乏權威的情況下，預先確定接班人，以『預立太子』的方式息爭，顯然不足以讓所有人服氣。所以，我們看到，薄熙來橫空出世了。」
張鳴接著分析稱：「在當時，黨內黨外的許多人，其實是看好這種以『政績』搏大位之舉的。一方面，中國多年的高速發展，留下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官僚機構尾大不掉，以及民生的難題。解決這些問題，很多人寄希望於政治改革。但是，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卻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貌似不需要政改，只消以毛氏的鐵腕統治和運動式治理，再加上一點市場經濟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假象。在重慶，雖然沒有文革式的大民主，但實在存在著官不聊生的現象。在大量的資金投入之下，重慶的民生問題，也的確得到了部分的緩解。一時間，重慶模式在中共黨內甚至民間具有很高的聲譽。另一方面，沒有權威的權威指定接班人方式，的確問題多多。人們也厭倦了以往四平八穩，滿嘴官話的領導方式，薄熙來這種全新的、張揚和個性化的風格，很讓人們嚮往。」
張鳴的結論是：「不管怎麼說，薄熙來現象被中止了。但是，這個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卻沒有解決。中共內部的合法性危機，並不會因為最高層位置的確定而宣告結束;內部的紛爭和動盪，還在發酵。中共十八大之後令人反常的持續高壓維穩，最大的可能是高層的問題。跟當年審判四人幫不同，此番審理薄案，政治問題完全被拋開。但是，薄案留下的政治問題，卻作為隱患依舊存在。今後的中共政權，無論樂意與否，都必須得正視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