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中國導演賈樟柯新片《天註定》，在上月末遭中宣部門通知媒體「冷落」，原定11月份上線的影片目前還未確定公映日期，網友擔憂這部中國現實的影片遭封禁。
11月20日，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中國導演賈樟柯新片《天註定》，在上月底遭中宣部門通知媒體和影評人"冷落"，中宣部門要求"不得就賈樟柯這部電影進行採訪、報導或評論"。賈樟柯在早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本片將於11月上映，現已至11月末，該片並未在中國院線排期。中國網友擔憂這部根據中國現實社會真實故事改編的影片，遭到當局封禁。《蘋果日報》引述賈樟柯表示，未聽聞中宣部封殺消息，他本人一直在和發行商接洽，希望在中國院線放映。
《天註定》為賈樟柯在2006年的《三峽好人》後，暌違5年後推出的又一部完整劇情片，延續賈樟柯電影關注中國底層公眾命運的主題，還原中國近年發生的四個真實案例：姜武飾演的大海取自2002年發生在山西的胡文海怒殺14貪腐人員案件;王寶強飾演的殺人犯為湖南2012年"周克華案"再現;女主角趙濤飾演的小玉則還原了鄧玉嬌案;最後一個故事取自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該片在2013年5月的坎城影展上獲得最佳劇情獎，及在阿聯舉行的阿布達比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
據悉該片還獲得本屆台灣"金馬獎"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等在內的六項提名。據賈樟柯微博透露，原定於19日到達台北參加金馬活動的他表示"由於私人原因，本人無法出席原定於明天在台北舉辦的金馬講堂，在此向各位觀眾表示歉意";《蘋果日報》報導中疑他受到中共政府施壓。就在上月底，中國知名媒體人王小山在微博中曝料《天註定》遭禁，但其後王小山刪除了該條微博。另據賈樟柯在獲獎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該片已經通過中國文化部門審查。
姜武飾海的大海，取自山西「胡文海案」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對賈樟柯未去台灣參加金馬獎，是出於"私人原因"表示懷疑："我極其懷疑是私人原因，很可能(有關部門)打招呼，不去金馬獎或是出爾反爾的態度，本身對於賈樟柯這樣一個有獨立精神、藝術創造力的藝術家都是一種損害，且不說有沒有官方暗示，打招呼。"
郝建也認為，作為中國的電影人，如果通過視覺真實映射中國現實，其命運大多"悲催"，即使賈樟柯表示他的片子已經通過審查，但《天註定》也註定不是審查部門和當局所喜歡的電影："我估計他的片子，在主管部門、在領導幹部那兒肯定不受歡迎，現在需要的是'大國崛起'、'中國夢'、要'正面的'、'明亮'的，要所謂的'正能量的'，就是'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按照這個標準，賈樟柯電影是沒有這樣元素的，雖然他的電影是直面中國現實的。"
這拍的才是電影---看賈樟柯《天註定》有感
Newstart2000
昨天在紐約陰沉沉的天中，去看了《天註定》，非常喜歡，強烈建議不抗拒沉重，血腥類型電影，喜歡透過電影去了解真實生活的童鞋們去看看。
兩個小時，4個故事，敘事清晰，簡潔，故事沉重但不沉悶，攝影絕不花哨但直擊要害，尤其喜歡背景音樂。對了，特有意思的是，小賈童鞋在不時給觀眾心靈重重一擊的過後，居然還奉獻給大家好幾個笑點(至少中國人都會笑)。
兩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感覺大家都看得挺投入。目測觀眾20%是同胞，當然都是年輕人，而另外80%以白人居多，基本屬於文藝中年或者文藝老年。
不劇透，但說說幾個主演吧：
姜武--演的非常好，完全和角色融為一體，雖然這個角色很難詮釋。
王寶強--本片我認為演的最不到位的。可能參雜了我的個人喜好，但真的覺得他還是駕馭不了內心世界如此複雜的一個角色，儘管是他熟悉和一直扮演的底層人物。
趙濤--一如既往有水準，只是比起這個角色該有的年齡來看，顯得稍微老了一點點。不過，小賈的御用女主角兼夫人嘛，況且演技彌補了外形的差異。
不知道名字的男主角--演的很不錯，那舉手投足就是我以前在珠三角工作時隨處可見的打工仔形象，瘦削，眼神迷茫，不太善言辭，穿一條空洞洞的牛仔褲，時刻玩著手機。
張嘉譯--就是個配角，不過一出場，我就想笑，因為他還是扮演了個「宋思明」啊，呵呵。
這部片子，我認為不比我看過的近幾年的奧斯卡最佳外國語片的任何一部差，甚至比其中一些更好，所以，真希望他能拿下此大獎。另外，如果真的能在中國上映，希望廣電總局別過多刪減，讓大家完完整整的欣賞下這部佳作吧。
看完電影都一天了，心裡還是迴蕩著影片的各個場景和故事情節，我想，這就是電影的力量吧。謝謝賈樟柯。
沒有隱喻，只有現實——《天註定》紐約行專訪賈樟柯
「人還是這些人，土地還是這塊土地，國家還是這個國家，但事情變了，遭遇變了。」
Cinephilia.net(以下簡稱」C」):感謝賈導接受Cinephilia.net的專訪。從《天註定》中能看到您原來電影中的世界，好像這麼多年來您一直帶著您電影中的人物一起往前走，這是創作時就有的考量，還是一種下意識?
賈樟柯:本來就有這樣的設計。有些人物雖然演的不是原來的角色，但他們的面孔觀眾還認識。比如說王宏偉會變成小鎮的一個小官吏，《任逍遙》裡演趙濤男朋友的人會變成煤老闆手下的一個打手。但其中唯一不變的還是三明。他是在我所有電影中不更名不改姓，就是一個統一的角色。從他演的第一部《站台》，他準備去煤礦工作，《世界》裡面隨著二姑娘的父母去北京料理後事，一直到《三峽好人》中變成主角。然後在《天註定》裡他又是一個遊走的人物，《三峽好人》裡面他帶著工人去山西挖煤，到這裡他又帶著大家回奉節過年。這樣的設置是因為我自己一直有一個人物的畫廊，他們還可以在我的電影裡穿行。
C：不僅僅是人物，還有場景的設置。
賈樟柯:比較刻意重複的場景最主要的是城牆，比如《站台》裡的城牆，它還在。另外一個就是《三峽好人》的開場，和《天註定》裡第二個故事的開場，調度都是一樣的。重複那樣的調度，其實就是想說，還是那條江，還是那條船。
C:還是那群人。
賈樟柯:對，還是那群人，但是視點變了。從三明變成了王寶強。這就是我為什麼會重複這些場景的理由，實際上人還是這些人，土地還是這塊土地，國家還是這個國家，但事情變了，遭遇變了。
「對我來說這個電影就沒隱喻。它就是現實。」
C:講到王寶強，他作為第二個故事，也就是您說的「起承轉合」中的「承」，他的暴力和其他人不太一樣，並沒有一個很直接很具體的緣由，讓他從暴力的承受者變為施暴者。他的暴力更主觀，更抽象。
賈樟柯:對，他是精神性的。王寶強這個人物，我賦予他最重要的一句台詞就是他和他老婆聊天時所說的：「沒意思。」唯一有意思就是槍響的那一剎那。這也是我個人一個非常刻骨難忘的體驗，就是城市化以後，大量的年輕人移動到大的城市，鄉村有一種非常衰敗的感覺，整個鄉村生活的衰敗感和寂寞感，讓生活在鄉村裡的人，你看王寶強這樣一個正值壯年的男人，生命卻仿佛沒有任何光彩跟可能性。最後他可能找到了一個出路，改變生活，讓生活變得有趣的出路，變成了槍響的那一剎那。所以對他來說，可能某種程度上是在談暴力的一種精神需要。暴力不單是「冤有頭、債有主」。
C:第一個姜武的故事就是「冤有頭、債有主」。
賈樟柯:對，幾個人物側重點有所不同。第一個人物基本上是個全面的社會性問題的提示。貧富差異，一個村子裡長大的，他買了私人飛機直接飛回來了，姜武還是家徒四壁。包括中國人都能理解的那種，分配不公、貪污的問題。到王寶強的部分，就比較側重精神性的問題。其實在寫這個劇本之前，我對另一個人物特別有研究，就是張君，大盜。這個人物在《任逍遙》裡出現過，他們看電視的時候，電視裡有張君的形象。張君身上有一個精神性的東西很讓我吃驚。弄了一把新槍之後，他像吻一個女人一樣吻那把槍。第三個故事，主要就是尊嚴的問題。當尊嚴不是很含蓄的被剝奪，就是很直接的被剝奪的時候。所以這個電影也沒有什麼含蓄的東西，甚至包括很多影評人在談電影裡隱喻的問題，對我來說這個電影就沒隱喻。它就是現實。你說當王寶強路過看到小女孩抱著鴨子，她父親拿把刀，那我們都明白這是要過年了，小女孩一定是從小養大這個鴨子。一轉頭小女孩不見了，父親在曠野里殺那隻鴨子。它沒有隱喻，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暴力的存在狀態。只不過我們會忽視。我們每天看見菜市場裡殺一隻雞，殺一隻鴨，仔細一想，也是很殘酷的事情。這個殘酷本身是源自小女孩她對這個鴨子是有個人感情的。最後一個故事是一種隱形的暴力。
C:前面提到了大盜張君，不知道賈導在劇本創作前期做案頭準備的時候，還有沒有哪些社會案件進入過視野?又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最終這些案件沒有納入到《天註定》的故事中呢?
賈樟柯:有很多，包括夏俊峰、藥家鑫、馬加爵。都評估考慮過，最後決定還是從一個整體融合度上，剔除了這些故事。
C:所以完全是創作上的考量?
賈樟柯:對，我不太會考慮事件原始材料背景的關注度，或者其他什麼的。
「他們四個人都有一種反叛人格，是我很敬佩的。拍這樣的電影也是一種反抗。」
C:關於四個故事的排序，除了空間上的由北往南，時間上圍繞春節前後的展開，我還注意到了主人公年齡的遞減，暴力的青少年化。以及暴力的越來越式微和內化，到第四個故事，一個東莞打工的男孩，最後他自殺了。他是暴力的起點也就是終結。這樣的安排很耐人尋味。
賈樟柯:對，確實是這樣安排的。我覺得富士康的事件讓我關注，是因為最年輕的一代採取的是一種自己裁決自己的方法，這很讓我震撼。某種意義上，中國人的人口結構也在改變，最年輕一代的中國人，他們沒有去危害社會，沒有打家劫舍，就把自己幹掉了。這是更年輕的一代精神上的變化，從這個角度我挺欣賞的，當然也還是悲劇。再一個就是，電影當然是否定暴力的，但從個人角度我是挺欣賞這四個人物的，當然不是道德層面上啊。
C:咱們這兒不討論道德正確性，就談談個人的欣賞。
賈樟柯:我覺得他們四個人都有一種反叛人格，是我很敬佩的，也是中國逐漸在失去的。因為大家都在威權之下壓抑慣了。
C:反叛並不以為著要用暴力去反抗。
賈樟柯:是的，拍這樣的電影也是一種反抗。包括寫書、發言，什麼都是反抗。這種人格是需要保留的。
C:(對趙濤)作為女性觀眾，你個人體驗中對於暴力電影，或者暴力鏡頭比較多的電影，觀影感受是怎樣的。
趙濤:我平時看電影很多，當然也包括有暴力鏡頭的電影。但是當我第一次在電影節在大屏幕看到《天註定》的時候，我還是被震驚了，被暴力的瞬間刺激到了。這樣的暴力事件在我的生活中是從來不會遇到的，我身邊的朋友也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只是在新聞中看別人發生這樣的事情。當這樣的暴力直接給我刺激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暴力的瞬間帶來的傷害是什麼樣的，所以我看到這樣的電影的時候，我會想我們還是應該遠離暴力，用另外的方式去解決。
「特別想拍一個現代版的白蛇傳。」
C:小玉的故事中，靈蛇轉世的地方特別神來之筆。這個主意是怎麼產生的，是現實生活中遇到過類似的嗎?
賈樟柯:真的遇到過。是若干年前在浙江的慈谿，在曠野中看到過這樣的表現。收兩塊錢，一個女孩子穿的比較暴露坐在蛇裡面，讓觀眾去看。我對這一幕一直很難忘。另外一個就是在中國所有的古代神話故事當中，我特別喜歡白蛇傳的故事。我一直有個私心，就是特別想拍一個現代版的白蛇傳。我寫過一個劇本，很成熟。不知道為什麼，希里古怪就擱那兒了，不是有很大的欲望去拍它。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我一開始就想，人生活里是有很多無法逾越的困難，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很容易的，但對當事人來說就是過不了那個坎。它又讓我想到白蛇傳了。其實這個故事裡最大的障礙，就是人跟獸的障礙。即使他們很有情感，畢竟是人類和獸類，這個角度來說古人挺牛逼的，寫一個人跟一個獸，雖然可以化身成美女，但還是很難跨越的邊界和鴻溝。因為我在結構這個人的感情世界，我寫她是介入他人婚姻的一個形象，很顯然張嘉譯是解決不了自己的婚姻感情問題，優柔寡斷。對方的婚姻狀態是他倆都難以逾越的，突然就想到了白蛇傳和那個蛇車。我們在神農架拍，跟那個吞雲吐霧的環境也很合適。
C:那個演靈蛇轉世的女孩子是哪裡找到的?
賈樟柯:是宜昌表演學院裡的一個學生。
C:(對趙濤)她雖然沒什麼表情，但很讓人難忘。小玉與靈蛇對望無言的那個瞬間，有一種女人與女人之間的相持和諒解，很打動我。和我們分享一下那場戲的故事吧?
趙濤:其實那場戲，當我進入蛇車的時候，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和燈光，我也有點嚇一跳。但當我和那個女孩對視的時候，一切都特別對了。兩個人情感的交流，沒有一句話。當小玉被打的時候，路上有兩個嗑瓜子的女人在冷嘲她，當她進到那個蛇車的時候，那樣怪異的女孩子，卻又那麼善良。
C:對，靈蛇的表情很貞潔。這一段就像是小玉故事裡的一個氣口，如果沒有這一筆，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了。
C:這次《天註定》的選角上用了很多職業演員，但我在您的電影裡突然看到張嘉譯的時候還是略微有點出戲。近幾年對於觀眾來說他太熟臉了，尤其是他也出演過很多類似的已婚出軌中年男子形象。
賈樟柯:我設想這個人物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因為善良而在處理感情問題上優柔寡斷，因為感情問題的本質是有傷害性的。比如他要和他老婆離婚就一定會傷害他老婆，我就想找一個一看就特別善意的人。張嘉譯很合適，而且他的年齡感，身上有一種江湖歷練的感覺。因為我為他們設置的，趙濤的造型就是俠女，張嘉譯一個半大褂一個斗篷樣式的帽子，也是特意往古人上走，就是把他們往江湖情侶的路數上推。而且趙濤和張嘉譯合作過一個電視劇很默契，他對我來說是特別好的一個形象，反正我也不怎麼看電視劇。
「如果單單把電影做為某種社會運動的一個措施或步驟，我覺得對我的創作是有非常大的傷害，也不是一個藝術家的做法。如果我要有這種想法，我就不去拍電影了，我直接搞社會運動，成政治家了。」
C:2011年韓國有一部電影叫《熔爐》不知道您看過沒有?
賈樟柯:沒有。
C:它也是根據韓國真實的社會事件，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的學生受到校長和老師性侵犯的案件改編的。電影公映後，受到了韓國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引發韓國司法委員會對當時對性侵量刑標準偏低的法律作出修訂,最後2011年底出爐了「熔爐」法案。電影這種從美學角度出發的表達，實實在在的落地回落到了現實里。您覺得《天註定》有沒有像《熔爐》一樣的可能性?
賈樟柯: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因為一方面，我們拍電影肯定是有某種社會理想。不單是我很喜歡電影，我就去拍電影。包括把這樣的故事呈現出來，某種程度也是對表達渠道本身的一種維護。這四個人物，或者類似事件，人們在選擇暴力的瞬間都有一種宣言性，「我就幹了，我要讓人知道我過的很不好。」這個電影也是想建立一個正常的表達渠道。從這個角度來說，為什麼人類一直需要藝術，肯定是藝術能夠幫助到人們的生活。但是我也很小心，不要把電影變成某種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因為我覺得這不是導演的職責。即使說電影本身它能夠有一個作用，產生社會效用，甚至能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從我本身來說一直很謹慎，不跨越導演的職責。如果單單把電影做為某種社會運動的一個措施或步驟，我覺得對我的創作是有非常大的傷害，也不是一個藝術家的做法。如果我要有這種想法，我就不去拍電影了，我直接搞社會運動，成政治家了。既然我的途徑是電影，那還是從美學的角度去做自己的事情更重要。
「國內的獨立電影最大問題是沒有產業化。」
C：打聽一下《在清朝》目前的情況。
賈樟柯:《在清朝》美術設計任務很重，因為我們要搭八場景，也有很多實景，包括道具的事情剛結束，開始進入到選演員和服裝設計的階段，就想拍《天註定》，所以《在清朝》就凍結了。我覺得《在清朝》應該最快春節後啟動。因為《天註定》海外和國內的工作量特別大，各國陸續要發行，都要去宣傳，估計春節後能回到《在清朝》。
C:《在清朝》按之前的媒體報導來說，可以認為是一部武俠商業片對吧?
賈樟柯:的的確確是一個武俠片，又是拍古代，那就需要某種層面上的商業操作。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市場吞吐量，就沒有資金來支持再現古代的工作。
C:現在國內的獨立電影還是有種單打獨鬥的感覺，您覺得如何進步呢?
賈樟柯:國內的獨立電影最大問題是沒有產業化。像日本在90年代，大製片廠消失了，松竹、東寶這樣的大頭萎縮了，那日本的電影業主要就是靠各種各樣的獨立電影公司在支撐，形成了很好的製片工業。國內目前基本沒有工業體系，從終端銷售到前端製作，基本以導演為單位在工作，這是非常遺憾的。我自己的公司也是想做這樣的嘗試，我們當然能力非常有限，每年投資一兩部，質量還可以，產量很小。我就是想有這個嘗試，而不是導演找個朋友，弄一筆錢就拍了，一切都是業餘狀態。它應該是一個非常嚴密的工業系統。
C:這也是我在美國做電影最大的體會，一個健康的融洽的電影工業系統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僅是對產業本身，也能有益於獨立電影的發展。
賈樟柯:所以我在國內一直呼籲包括獨立電影製作不要排斥工業，因為電影本身有很強的工業屬性，沒有必要反工業。獨立是在你的創意和創作理念上的堅持，而不是說不依靠正常的製作體系和發行體系。
C:最後提個小建議，《天註定》海外發行的時候可以配中英雙語字幕，因為四個區域的方言台詞有的地方不太好懂，華人觀眾還需要看英文字幕再去理解情節對話，就有點隔膜和損失了。
賈樟柯:這也是我的電影長久以來的一個問題，包括在國內也是的，沒字幕，觀眾看了一頭霧水。
C:懂是會懂，但會延時個半秒，那個瞬間就轉瞬即逝了。
賈樟柯:其實我這一次還真的非常猶豫要不要集體說普通話，因為幾個演員都是職業演員。最後還是強迫他們去學方言，因為和環境的融合度還是不一樣的。
C:期待更多的人看到《天註定》。
賈樟柯:謝謝。
專訪賈樟柯：電影《天註定》通過虛構達到真實
BBC中文網子川
賈樟柯(左)與妻子趙濤(《天註定》主演之一)在紐約電影節上
中國著名導演賈樟柯改編自真實社會案件的新片《天註定》將於本周末在倫敦與觀眾見面。
姜武、王寶強、趙濤、羅藍山主演的《天註定》(A Touch of Sin)在今年坎城電影節上贏得最佳編劇獎。
《天註定》以近年中國發生的真實事件胡文海案、周克華案、鄧玉嬌案、以及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為基礎，用4段式的結構展現4個理解暴力事件的不同角度。
賈樟柯日前在美國紐約出席活動時接受BBC中文網電話專訪，談到拍這部電影的初衷、微博的作用、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看法。
子川：為什麼要拍以這些案件為基礎的電影?
賈樟柯：其實我想拍《天註定》已經有兩、三年的時間，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爆發越來越多的突發性暴力事件。一開始我跟大家一樣，以為「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類事件是偶然性事件。但是隨著類似事件不斷地增多，特別是密集程度越來越高，令我非常不安，覺得似乎呈現出一種普遍現象。
在中國各地，我們通過微博、媒體經常能看到類似的事件，因此我特別想通過電影來面對這個暴力的問題。因為我們對暴力的問題並不太了解，也不夠理解，畢竟過去只有新聞的描述，缺少藝術的角度、電影的角度對它的理解。而藝術最強的地方就是可以從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理解，洞察這些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地進入到暴力的處境。這一點對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子川：近年也有很多其它熱點案件，比如楊佳案、馬加爵案、藥家鑫案等等，為什麼選擇胡文海案、周克華案、鄧玉嬌案、以及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來拍攝?
賈樟柯：事實上我關注過很多類似事件，包括馬加爵、藥家鑫事件等，但是電影本身要服從某種美學要求。在眾多案件中選擇這四個案件作為靈感的出發點是因為它們恰好提示了我對暴力四個方面的思考與理解。
姜武飾演的片段(胡文海案)展現比較多的社會問題，比如說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貧富分化、司法公正的問題、瀰漫在鄉村社會中的貪污腐敗問題，怎麼樣的社會因素讓一個普通村民不得不拿起槍。
王寶強飾演的第二個故事(周克華案)我覺得比較多的是個人精神性的問題，因為他的生存環境是非常凋敝的一個村莊，對岸是繁華的重慶，河這邊的村莊卻非常蕭條，年輕人大都出去打工。像王寶強這樣留在村莊裡的人自身會處在精神困境中，好像自身生命的價值很難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他找到了一個錯誤的爆發點，成為職業犯罪者，似乎犯罪本身能夠改變他的生活處境並滿足精神上的一種需要。
趙濤飾演的第三個故事(鄧玉嬌案)闡釋的實際上是暴力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尊嚴的問題。因為在暴力發生的瞬間往往是尊嚴被剝奪最厲害的一剎那。人們失控，忍耐力超出自己能承受的水平，最後不得不拔刀相向，很多時候是因為尊嚴受到了傷害。
最後一個故事(富士康跳樓事件)講少年打工者在東莞的情況，把暴力的主題擴展到無形的暴力，包括像流水線這種機械化的生產、無處不在的噪音、親情裡面的一種索取。對於一個19歲的少年來說，他剛剛從大陸鄉村來到大城市，希望融入這個城市，但他發現自己除了為這座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之外很難融入其中。同時，還有很多中國現實的問題，比如戶籍制度的存在、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工作環境等問題帶來的精神壓力。
我覺得這4個故事正好從4個角度來理解暴力的問題。同時，這些故事在美學上提供了從中國北部的山西經過西南的重慶、到中部的湖北、一直到南部的東莞，這樣一個縱貫中國拍攝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視覺層次。因為我非常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在視覺上像古人繪製萬里河山圖那樣，把中國的全貌從視覺上得以呈現出來。
因此，最終創作這部影片的時候那些真實的事件只是成為一個靈感的出發點，整個敘述和建構這個作品還是建立在想像和虛構的基礎上。比如，暴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滋生，這樣的事實實際上並不會裸露在攝影機面前，只有通過我們的想像和虛構才能提示出這樣一種現實的存在。所以，我一直講，這部影片有現實的出發點，但是通往真實的路徑是通過虛構達到的。
子川：我看了《天註定》之後發現您對這些真實事件做了很多改編，像鄧玉嬌案的部分有很大改動，把她設為有「小三兒」身份。為什麼加入這樣一個社會熱點現象作為背景?
賈樟柯：因為我觀察到現代人的生存困難中其實情感的困難是最主要的一個困難。因為改革這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觀念改變非常之大。我們會發現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單親家庭所導致的情感缺失、精神上的壓抑感，也包括情感中的掙扎。
所以在趙濤的這段故事中增加了兩部分這種情感上的困境。首先她是一個介入到別人家庭里的女性，對她的愛情世界來說，她有俞越不了的鴻溝。她的男朋友最終南下廣州繼續工作，臨走告別的時候只能(編者：因無法通過安檢)留給她一把刀(編者：水果刀)。
另外一方面是親情方面的缺失。這是一個單親家庭，從電影裡可以看到母親在機場工地工作，談話中我們才知道父親的存在。我覺得這種悲劇背後有某種情感的困境存在，所以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增加了這種人物的情感關係。
子川：為什麼為4位主人公設置俠客的情結?
賈樟柯：雖然我想拍這部電影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但真正找到拍的方法是在去年。因為這樣的題材很容易變成社會性的電影，但是我並不希望這樣表述這些事件。當然，它們都有各自的社會原因，但實際上我更關心的還是身處在暴力漩渦中的人的處境、人自身的感受、人的問題。
因為暴力問題同時也有人性的問題。有時候可能這個人物一開始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在某種情形之下轉換為暴力的實施者。這樣一種轉換本身也有人性內在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要警惕自身的暴力傾向與可能性。
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更好的美學角度來完成這個電影，後來在研究我喜歡的故事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些故事實際上跟傳統中國的俠義小說和電影有很密切的關聯。比如1960、1970年代胡金銓導演的《俠女》(A Touch of Zen)、《龍門客棧》等武俠片裡大部分都在講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中個人承受的巨大生存危機，最後他們不得不暴力相向。當然這些人物用俠的塑造來說是有超人武功的，能夠匡扶正義。
但是從這個敘事的本質上來說，我覺得我電影裡4個人物的處境跟武俠片中人們遭受的生存壓力，這種處境是一樣的。甚至我們再往前推，比如《水滸傳》裡面的人物林沖、宋江，都有某種類似之處。我從中獲得了一個靈感，我覺得完全可以去嘗試把武俠片的拍攝方法、手段用到當代中國現實題材的處理上。這令我非常激動。
這樣的話在整個拍攝和敘事裡面出現了像中國的章回小說、戲曲以及武俠片的敘事模式，非常簡單直接。同時，我把它定義為放在一個通俗敘事的范湊內，因為在我們民族裡面都是通過通俗作品，像白話小說、戲曲、武俠片重複的講述類似故事。我自己之前的電影比較多的還是作者型電影，比較尋求敘事上的多義性，手法上的實驗性。但這次我覺得《天註定》本身的實驗就在於把武俠片放在當代社會，同時做一個通俗化敘事的努力。我覺得這個電影應該是放在類似於章回小說、戲曲這樣的一個系統裡面。
子川：您之前曾經說過，《世界》之後您越來越喜歡用這種板塊結構，但這種手法其實也限制了每個故事的長度，或者可能也是深度，您想不想把每段故事單獨拿出來拍一部長片?尤其是胡文海這個人物可能有比較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賈樟柯：我覺得所謂挖掘都是徒勞的，因為我覺得電影最大的魅力並不在於深度的挖掘，而是在於生動的生存環境和處境的描述。我覺得這是藝術最可貴的地方。因為針對這些事件和人的所謂深度挖掘一定是建立在一個描述的基礎上，如果一個電影能夠建立好充滿了細節感性的敘事描述，那深度就會蘊藏在其中。
而且，就這部影片來說我非常看重結構和結構之間所產生的一種關聯。我覺得我必須用多組人物來描述，因為如果我們單看某一個故事，其實每一個事件本身都多少帶有一種命運的極端的偶然性，就是一個人在不對的時間碰上一個不對的人，發生了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事件。
單就每個事件來說，看起來都有一種偶然性，如果僅僅把它擴充成一部電影，我覺得這種偶然性的意味會比較多。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中國社會，從微博上、媒體裡，包括我們周遭生活中去理解中國社會，我們會發現類似的事件頻繁地發生，它已經有一種普遍性。
我覺得一定要用多組敘事來破除那種偶然性的感覺，建立起一種普遍存在的概念。同時我覺得，電影作為一種感知世界的方法，它跟我們目前人類自身感知世界的方法應該有某種重合的地方。現在我們去了解和接受信息的方法就是同一時間、同一天、同一個星期、同一個月大量的來自不同角落的信息涌到我們的生活中。《天註定》在敘事結構上來說，某種程度上也在呼應我們目前這種認識世界變化這樣的一個現實。
子川：《天註定》這種題材很多人擔心無法過審，但我看您之前說雖然有關部門有修改意見，但是並沒有嚴厲地堅持。電影能夠按計劃在中國大陸上映嗎?
賈樟柯：目前預計的上映時間還是在11月，具體日期還沒有確定。因為最近兩年每個月中國上映電影的數量都非常大，我們現在還不清楚11月的檔期還會有其它什麼影片。因為我們需要一些信息來給《天註定》找到一個合適的檔期，保證它有一定的空間，讓更多中國觀眾能夠看到。
子川：這樣成功過審，又送到坎城電影節參賽，並且很有可能按時上映，是不是說明中國電影審查制度放鬆了?
賈樟柯：因為我一直在中國電影工業環境中工作，我覺得中國電影的環境一直有試圖開放、放鬆的一種努力。最明顯的變化是，2004年以後，中共政府把對電影的理解從過去的一個宣傳的角度提升到了一個產業的角度。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相應地帶來了一些寬鬆環境。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電影工作者開始有機會跟管理部門針對作品進行一些溝通，而過去則是根本沒有溝通可能的被動局面。現在已經有了一種溝通的機制，同時我覺得這背後有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
首先是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努力，一代一代的導演都在呼籲應該給中國電影更多寬鬆自由的氛圍，逐漸呼籲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寫作自由的國家。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作品本身的一種推動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講一個導演、一個作家如果對寫作有一種信仰，我們最好的方法是放在作品裡面，不要自我審查。我們很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念，用作品來表達對自由寫作的信仰才能在本質上推動自由邊界的擴展。
《天註定》的成功過審令一些人感到驚訝
子川：您經常用微博，是不是微博的流行也使《天註定》有了更多生存空間?
賈樟柯：微博本身對我們生活的影響特別大，對電影也有一定的影響。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影響就是在信息的公平化上做了很多努力。就像財富需要公平一樣，信息也需要公平地分布，微博產生了這樣的作用，而且能夠提供一個共同的對中國現實的理解。
比如說《天註定》中的事例，如果在沒有微博的時代，可能會在認識上、共識上產生很多歧義，「是不是普遍性問題」，甚至「這樣的事件是不是存在」都會有很多爭議。但是因為微博的廣泛使用，對這些問題的反覆報導帶來了我們無法迴避的一個共同的生存現實的描繪。從這個角度來說，可能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天註定》能夠通過審查，因為這些事實是無法抹殺、無法迴避、無法遮蓋的。
子川：您已經13年沒有來過英國了，為《天註定》走了很多國家，沒有英國。但您幾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倫敦電影節放映過，也受到英國本地觀眾和華人觀眾的關注。這次《天註定》也將在倫敦電影節放映。您什麼時候能夠來倫敦?
賈樟柯：我也特別感謝倫敦電影節，幾乎我的每一部電影都能被選到倫敦電影節作為英國的首映。目前已經有發行商購買了《天註定》在英國的發行權。
這一次實際上是2006年《三峽好人》之後又一部劇情片—因為我之前拍了好多紀錄片。事隔這麼久又有新的劇情片推出，所以我也特意多走一些國家來介紹自己的作品。我也希望如果時間湊巧的話，《天註定》在英國正式發行的時候可以到倫敦以及英國其它地區介紹這部影片，但現在沒有確切日期。
子川：您受一些法國新浪潮和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的影響比較大，但您如何看英國電影?有沒有比較喜歡的英國電影人?
賈樟柯：我還是比較關注蓋·里奇(Guy Richie)這樣的英國作者型導演，但我對英國電影更多的印象還是跟美國合作的那些影片，我覺得英國一直在持續向好萊塢提供資源和創意的支撐。《國王的演講》等影片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