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事件也許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標誌：整個社會變革開始分化為改革與轉型兩個進程。而東莞事件表明的是，改革進程正在遭遇轉型邏輯。
這個遭遇，首先是兩個隱喻性象徵的遭遇。這兩個象徵，一個是央視，代表著權力或體制。一個是失足少女，隱喻著底層或社會。前者，占據著體制位置賦予的道德制高點;而後者，在主流的道德觀念中，則一直是道德墮落的象徵。
當央視高調曝光東莞掃黃的時候，兩個隱喻性的象徵相遇了。結果似乎是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匪夷所思的。這種相遇導致了有人戲稱的「南娼起義」。一時之間，網絡上滿屏的「東莞挺住」、「東莞不哭」、「天佑東莞」、「出賣靈魂的遠沒有出賣肉體的乾淨」。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幾乎整體上占到了東莞一邊。
當然，這一切的發生，是有深刻的社會背景的。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基
本的社會背景是業已形成的社會中的對抗與分裂：央視義正辭嚴的掃黃鏡頭被當成體制的象徵，蹲地抱頭掩面的失足少女被想像成了被壓迫被欺凌的底層。這種對抗的隱喻，決定了央視掃黃輿情的基本面。加上輿論對央視符號的習慣性不滿，還有官場性亂象的傳聞引發的民怨，藉此一併爆發。
然而，如果僅此而已，仍然可以說，這只是過去數年中類似過程的一次重演。但我認為，這一次的意義遠非如此。
人們所要表達的與其說是對弱者的同情，不如說是對公權力的反感；與其說是掉進道德的陷阱，不如說是被擠到糞坑裡後所進行「草泥馬」式的反抗。
首先從「公知集體挺黃」說起。毋庸諱言，公知，如果這個概念是特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話，可以說公知在這次事件中集體站到了東莞一邊，確切地說是占到了掃黃的對象一邊。事實上也不僅僅是公知，網絡中大部分輿論，也是這樣的基本立場。然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置於表達陷阱當中，對央視所象徵的公權力的不滿，必須用一種反道德的方式來言說。這當然很容易授人以柄了，於是有人說，公知挺黃是一招臭棋。但其實這都是表面的現象，其間是以隱喻方式進行抗爭的難以言傳的苦衷。在我看來，
中國思想界的冰河期
這種反抗的緣由，是對近來改革過程的失望甚至絕望。應當說，從去年5月反憲政的逆流，到網絡大V的不斷被整肅和封殺，迎來了。從更長一點的時間脈絡說，思想界對改革經歷了一個從期待到幻滅的過程。這個過程，促成了部分知識分子的一種選擇，放棄對改革的期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但這种放棄和不合作並不完全是一種消極的回應。實際上所開啟的是另外一個過程，即基於社會力量的轉型過程。或者說，是在放棄對改革的積極介入的同時，以社會的力量，推動社會的變革。
當然，知識人本身並沒有如此大的力量。更深的基礎是社會本身的變化。去年我就開始不斷重複一句話，即政府還是原來的政府，而老百姓已經不是原來的老百姓。社會已經明顯地變了。使得這種變化成為可能的是網絡。在非網絡的時代，輿論的封殺，就可以將抗爭的力量消滅於無形。但在網絡的時代，這已經不可能。事實上，從對反憲政逆流的回擊開始，社會的力量就以網絡的方式，進行了頑強的抗爭。這種抗爭的結果是空前的，以至於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學者，無論左右，用自己的真名字來寫反憲政的文章。這種反抗甚至也影響到了上層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如果拂去語言的泡沫，其矛頭所指是非常明確的
而對於這一次的東莞事件，由於事情就是這麼樣的一種事情，表達的空間實際上是很狹小的。由於正經的主張往往是與揶揄、嘲諷、謾罵等攪和在一起，似乎整個事情呈現的是一種污穢的畫面。但。即保護民眾的基本權利，在這裡就是性交易不被「入罪」的訴求，譴責和抑制公權力對私生活的介入。
但也就在這個時候，來自社會的轉型邏輯與另一個變革的過程，即官方發起的改革過程相遇了。因為這次人們所抨擊的並不是一種抽象的靜態的公權力，而是公權力的一次運作，而這個運作又是與改革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儘管人們對東莞掃黃的內幕有種種的猜測。但我不願意過多地從權鬥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情，我更願意把這次舉動，看作是新的領導層改造社會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推進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指出，央視這次報導直指東莞色情業背後的政商勾結，目標是盤根錯節的權力庇護以及部分的腐敗官員。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的過程遭遇了轉型的邏輯。
也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差異。如果是在上一次改革過程中，這樣事情很容易定位和解讀。因為那時候，中國只有一個變革的過程，即由執政者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過程，通行的邏輯是上下一致，是上下的合力。甚至即使是體制外和體制邊緣的變革者，也是努力用自己的行動，去配合這種改革。因為如果不配合，意味著是給改革打橫炮。而這一次，人們看到的情形不一樣了。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兩個變革過程，是這兩個過程的互動，甚至轉型的過程可能會影響改革的進程。
歷史的邏輯已經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