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體系新安排，但這種新安排就留下可以爭奪的機會，各體系既可進一步純化，亦可能讓外系統滲透，廣東的反地方主義、林彪的改組華南分局、改組廣東、調葉倒方實際上也就是進一步排除周恩來的影響。而此時葉劍英被迫調走，與周恩來在中央權力相對削弱也大有關係。高崗進京後，不僅已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澤東又讓組織了「經濟內閣」——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這樣一來，周恩來的政務院失去了經濟管理權，實際上只成為了外交、文化部長。在這樣的劣勢下，周恩來自然想幫葉劍英主持廣東了。根據廣東近年來大量的「反地方主義」資料史料披露，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幾乎都與周恩來關係密切。
1、馮白駒與周恩來的親密關係
廣東「地方主義」第一號人物馮白駒，因為堅守海南，領導瓊崖縱隊「23年紅旗不倒」，始終是周恩來直接領導與關懷的老部下，馮白駒與周恩來的直接聯繫，最早在1930年初——1930年初，馮白駒先後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匯報工作。他在上海期間，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單獨接見。周恩來聽了馮白駒的工作匯報後，高度評價瓊崖特委在土地革命運動中緊緊抓住發展紅軍、組織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根據地三項工作的正確性。周恩來鼓勵瓊崖特委今後要緊緊依靠群眾，更高地舉起武裝鬥爭的旗幟，堅持長期鬥爭以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33]1940年，當馮白駒與外來幹部林李明發生矛盾時，周恩來親自指示：「瓊崖特委書記還是馮白駒同志當好」，使馮白駒在1941年2月又重任了海南黨政軍一號人物。此後海南工作都是馮白駒派人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如1946年8月，馮白駒親自派莊田、羅文洪到南京梅園新村30號向周恩來匯報工作。[34]周恩來專門要廖承志從香港給馮白駒弄來一部電話，以便聯繫。1950年11月2日，馮白駒隨葉劍英進京，周恩來親自陪他向毛主席匯報。早在1939年5月，周恩來就對莊田說過：「馮白駒是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這次又明確告訴毛主席，瓊崖23年武裝鬥爭紅旗不倒。」[35]毛主席也接著說：「陝北有劉志丹這面紅旗不倒，南方就是瓊崖有你馮白駒這面旗不倒。」
2、方方是周恩來的老部下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廣東工作後，就是一直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1946年周恩來在南京接見匯報工作的廣東代表莊田說：「這次電告方方同志請你們來」，這說明那時方方就直接與周恩來聯繫，周恩來也通過方方領導廣東革命鬥爭。方方來廣東是1946年1月，作為國、共、美三方監督停戰協定的「三人委員會」的「方方少將」來粵時，對外稱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北平軍調處」中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戰軍調的是周恩來，這也就自然形成了周恩來領導葉劍英、葉劍英領導方方的歷史機緣。周恩來負責南方局和主管軍調談判，自然與方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方方就和葉劍英一起作為中央指定閩粵贛邊代表團主席，這一安排，應當說是周恩來早已以南方局書記的權限，布置了在華南的最高領導幹部。
3、古大存早就追隨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第三號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隨彭湃，聽說周恩來率南昌起義部隊入粵，就專門到海陸豐去找周恩來，雖然未見到周恩來，卻相遇了與周恩來一起起義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彭湃，開始了在周恩來指揮下的革命生涯。彭湃犧牲後，古大存成為紅十一軍軍長。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廖介紹，轉移到武漢法租界見到了長江局副書記周恩來以及葉劍英。從此，古大存與周恩來的直接聯繫開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為中共七大廣東代表團團長到達延安，在中央黨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當選七大中央侯補委員，應當與周恩來的推薦分不開。而古大存與葉劍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葉劍英任師參謀長的粵軍第二師負責戰地宣傳，這就更使他緊隨葉劍英而與周恩來聯繫緊密。而古大存1946年至1949年在東北工作時與林彪、高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雖然一度脫離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來。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後，周恩來便要本擬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長的古大存回廣東輔佐葉劍英工作，據其秘書楊立回憶，古大存曾寫信回家，告知周恩來已找他談話，因他是廣東早期黨員，故華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廣東工作。而華南分局也就是葉劍英當家，葉一再勸古回粵，並做好了已在廣東而久與古大存有意見的方方的工作。[36]從這一細節可見，當時葉、古回廣東，皆是周恩來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葉劍英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當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來。
4、尹林平緊跟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第四號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廣東省委軍事部長的老南方局幹部，從1936年起，他就往來於港粵之間，接受周恩來、廖承志的指揮。1941年12月7日，周恩來急電廖承志，要將鄒韜奮、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從香港搶救回大陸，令尹林平負責率部護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時任港九大隊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員曾生嚴格遵照周恩來指示，圓滿完成了任務。1942年7月，周恩來以中共南方局書記名義電令尹林平暫停國民黨統治區活動，並於1943年擔任中共廣東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43年12月2日，又奉周令成立了東江縱隊。1945年3月9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飛抵重慶，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介紹在廣東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3月18日，又參加周恩來以中共代表團團長為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再次揭露國民黨否認廣東有中共武裝部隊的陰謀。3月下旬，尹林平隨周恩來秘密到延安，向劉少奇匯報工作。此後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揮了東縱北撤山東。1947年1月，在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指示後，尹林平和方方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書記，尹林平任副書記。同時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開活動。[37]1949年5月，又根據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改稱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班子不變。1949年9月，葉劍英南下，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方方任第三書記，尹要平任分局委員。1967年，尹林平以「反軍」、「為地方主義翻案」罪名，被黃永勝關進典獄長達6年。由於這些「廣東地方主義首領」皆是與周恩來關係親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恩來關懷過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義分子、海南澄邁縣縣長李定南，被稱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會」，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來在一個支部過組織生活的老地下黨員，幾年後周恩來親自過問此案。
廣東反地方主義與「毛周之爭」
所有的「廣東地方主義頭子」皆與周恩來親密的現象，說明了什麼呢?廣東反地方主義，實質上是林彪與周恩來的矛盾?不，更深一層看去，這個表面的「林、周矛盾」，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據前交通部部長曾生回憶，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後，又在八天後和中央機關一起進京，在涿縣候火車去北平時，周恩來介紹他見了毛主席——
周恩來同志介紹我見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見了我就問：「你就是在廣東打教育廳那個曾生嗎?」我回答說：「是的」。他老人家高興地說：「打得好。」毛主席很關心兩廣縱隊的建設。他問：「你們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後如何編法，要官還是要兵，還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來同志指示整編為兩個師。」上了火車後，毛主席又來到我的身邊，和我親切交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他就在廣東工作，對廣東的情況很熟悉。他考問我：「你知道你們廣東是什麼時候開化的嗎?」我當時答不出來。毛主席說：「你們廣東開化很早。秦始皇時代，廣東就是秦朝管轄的地方。河北人趙佗在廣東做官，他對地方治理得不錯。秦朝末年，天下大亂，他乘機擴占了粵西、海南島等地方，自立為王。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派人去見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漢朝的管轄。[38]我很漸愧，自己是廣東人，但對廣東的歷史知道得不多。全國解放後，我在廣州市工作時，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設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現在的廣州市。趙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時，他初為南海郡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漢高祖劉邦曾讚揚過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併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自封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〇六年)，臣服漢朝，「奉漢約」，正式受封為南越王，因而維護了國家的團結統一。毛主席當時和我談趙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們在解放廣東後，要把廣東治理好，建設好。[39]
1、防止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應當說，曾生對毛澤東這次談趙佗的深意，並未理解。其實毛澤東這番話，分明流露了對廣東能否真正緊跟以毛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憂慮。秦始皇是何等英武帝王，但他派去廣東做官的趙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為王，毛又怎麼能對戰爭年代並非由他直接領導的廣東地方黨放心呢?所以就在這次談話後，陶鑄就開始接收曾生部隊併入四野了。曾生回憶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飯店。在那裡會見了第四野戰軍的領導同志，他們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同志負責安排我們去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四月十四日，陶鑄同志和我以及鄔強、饒璜湘所帶領的四百餘幹部，到了北平市郊黃村獨立第二十四師駐地，陶鑄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戰軍，宣布了團以上幹部的任職。師長和各團團長仍由原來的師長、團長擔任。鄔強任師政治委員，饒璜湘任師政治部主任。我們派下去的團、營、連幹部，不管原來擔任什麼職務，一律任命為政治幹部。排一級，我們採取了原來東江縱隊的做法，任命我們的排長為政治服務員，和排長共同領導全排。[40]從這一細節來看，由「四野」兼併兩廣縱隊，接收華南分局，管理廣東，早在廣東1951年出現「和平土改」「右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這時一切尚在伏筆階段而已，沒有驚動周恩來、葉劍英對廣東的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