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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劍雄 |
中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葛劍雄 先生口述 薛莉整理
今天上午是最後一次小組討論。明天上午，要討論通過最後一個決議的草案。我們這組大概因為都是教育界的，大家字斟句酌，提了不少意見。今天下午要開常委會。從法定程序上講，我認為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麼政協究竟有沒有言論自由呢？這要看你怎麼看。人大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人大代表在人大上的發言是不受法律追究的。政協沒有這個條文，但一般大家也不擔心，歷來政協都是比照人大來執行的。沒有人因為在政協的言論受過追究。既然是這樣，為什麼有些人還是不敢說呢？這就是法外的問題了。
有些老一輩的人，經歷過各種「運動」，長期以來形成了各種心態：哪些可以說，哪些不能說。有個典型的例子是劇作家吳祖光，當過右派，文革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他最後一次參加政協會議的時候，對鄧小平發表了一段評價。他發言的過程中，我看到前文化部長、召集人王蒙一再制止他讓他別說。吳祖光說：「王蒙，你已經打斷我三次，你的責任已經盡到了。下面的責任就由我來承擔了。我反正明年也不當了，下面的話就我來說吧。」
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可以用「心有餘悸」來解釋，或者，心有「預計」，預計到可能會出什麼事。這些年以來，應該講，這個「悸」或「計」已經比較少了。即使對於一些大家印象很深的言論，也沒有人追究。比如說我在去年提到的那個投棄權票的委員，我跟他很熟，我事後問過他，的確沒有人來找他麻煩，他本人也沒有受到過什麼壓力。也有人說我很大膽，說我是因為不會再繼續當政協常委了，膽子才那麼大。我今年是第七年當政協常委了，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人給我打過招呼，讓我有壓力。我聽說有些高層的人還鼓勵我讓我繼續說。至於有人認為我的發言影響到了我在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工作，我可以說，這跟袁部長和我在政協上的發言無關，但具體原因我就不說了。
那是不是我們就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了呢？我也不這麼認為。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我們說的話，公眾能不能知道？如果言論自由只能自己說給自己聽，就沒什麼意義。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很多媒體稱我為「大炮」，我一直跟媒體說，實際上政協裡面說話比我直率、大膽的人有的是，問題是那種話，媒體是不敢報導的。我為了使我的話讓公眾知道，我為自己設定了言論的邊界。有些話我是不說的，說了也白說。因為不僅領導官員聽不到，民眾也聽不到。比如說去年那位投棄權票的委員，事後也有媒體採訪他，他也很樂意講。但據我所知，採訪稿無法發表。就是因為有邊界存在。這個邊界存在好不好？不好。如果是依法不該在政協外面說的，不報導是對的。如果只是因為某一個人說的一句話而影響了委員發表意見的熱情和公眾的知情權，那對社會的積極意義就有限了。國家還是應該立《新聞法》，把裁定言論邊界的權力交給法律，而不是交給哪一個領導。更荒唐的是，現在領導或主管輿論的部門也不公開、直接作指示，往往通過一個電話，或打個招呼，或通過某個暗示，也不講是誰，把媒體主管變得謹小慎微，仰其鼻息。我開玩笑說，他們都成了地下黨了。實際上這是否符合執政黨的利益呢？也未必。因為有些就是個人意志，跟個人利益有關。比如涉及到跟他們一夥的貪官，他就借著黨的名義，不讓你說。比如現在「周永康」三個字不許說，但周斌啊什麼的，都可以說了，這也往往是得到了一些暗示。不許報導，往往起到輿論閉塞、包庇貪腐的作用。真正覺得需要管理，我覺得需要有法可依。這實際上也影響到了政協委員真正的言論自由。如果執政黨把新聞定義為「黨的喉舌」，那也得有法可依。現在要講法治，那你就定個喉舌的條例出來，那我們也知道怎麼做。我經常被電視台找去發表評論，我最怕做直播。我會很自覺地問：有什麼禁忌，免得我犯錯誤。有時他們會告訴我，什麼不能講，那我就不講。因為主觀上我也不想跟人家搗亂，而只是想把事情解釋清楚，讓公眾知道。有一次奧運會直播，跟我說今天晚上不許講到「劉翔」兩個字，那我也照辦。我希望的是有個明確的規定，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我一定照辦。按現在這種情況，哪怕是一個工作人員亂講的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我也只好聽。
第二，我們這個起到政治協商作用的機構，2000多個人，有些人從港澳或外國過來。如果我們講的到不了中央領導那層，就又是一種自娛自樂了。中央常委、委員有時會到小組來聽取意見，這是好的。但相當一部分發言，是為他們來而準備的。畢竟，他們時間有限。這一屆中央領導參加小組會比以前的領導要多得多。但再多，畢竟有限。更多他們不在的時候的發言很難到達他們那裡。那有什麼渠道讓中央領導知道呢？一有會議記錄，二有簡報。會議記錄，他們不可能有精力看。簡報規定，每個人的發言被總結成150個字。假如我講三點，150個字能總結出一點就不錯了。另外，簡報還要經過秘書班子的挑選。兩重選擇，一是編寫簡報的人選擇；二是秘書班子的選擇，這樣就大打折扣。還有一個讓領導知道的渠道是內參。有的記者明確告訴我，他們會把我的講話寫成內參。但這個系統也同樣存在選擇性的弊病。真正讓政協把講話的功能發揮出來，主要就是這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對公眾的，一個是對領導的。
一些眾所周知的弊病表面上看是政協委員不敢說話，深層次的原因就是上面兩個。如果再往前追，就追到問題的根本了，那就是政協委員是怎麼出來的？有些人質問，這樣的人為什麼讓他們做政協委員？當然，換屆的時候，總會跟我們介紹這一屆政協委員是怎麼產生的，黨員、非黨員以及各界的百分比，以及推選的過程等。但過程中有多少環節會影響到結果？公眾不了解政協的構成，有時，我們也不了解，甚至連秘書長可能也未必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麼來的？有人反映，這次被撤銷資格的劉雲霞就是空降的。她曾經擔任過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工商聯的朋友告訴我，她是突然通知當政協委員的，誰都沒有提名她，甚至她所在的省有很多人反對。空降的話，這個飛機肯定飛得很高，才能降下來。類似的還有。有些政協委員或者常委，我們很難想出他們繼續擔任的理由來，可能其中的因素也不便告訴我們。但肯定是有人推薦、有人批准，總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這些理由我們未必知道。這些我寄希望於深化改革，包括讓政協委員的協商過程更完善。
明天上午政協就閉幕了。每次政協會議快結束時，都有人讓我跟上一屆比較，這讓我很為難。我想對FT中文網的讀者說，我們組還是非常認真的。我們組直到最後一分鐘還有人搶著發言。但上午我回房間拿東西的時候，我看到大批其他組的早就散會了。所以，我只能說，我們組今天很認真。從我的感覺來說，這一次的政協會議的確是有進步的，但從我的期望講，還是希望它能更加進步一點。
（本文經過電話採訪，由葛劍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劍雄先生微博：http://t.sina.com.cn/gejianxiong 。葛劍雄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2008年當選為第十一屆中國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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