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死的當天夜裡，劉進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匯報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報》中記載了她們匯報的內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他班一些幹部子弟，鬥爭黨組織書記卞仲耘等5名有問題的領導幹部，5人被學生毆打，有的學生還用纏鐵絲的木棒打，卞仲耘受傷較重，送醫院搶救無效已死。」
高一（3）班是個很普通的班。它並不是一個處於學校權力核心的班級，沒有任何一人進入劉進擔任主席的「學生代表會」。可就是這樣一個班級，那一天卻成為暴行的發動機。
「分崩離析」，原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如此形容這個班的同學關係。她也是這個班的學生，「八五」那天沒在學校。第二天她回來，發現班裡的氣氛出奇地冷漠。
楊團在女附中就讀6年，換過兩次班級，感情很深。多年來，她參加過多次返校日一類的校友活動。別的班級來的人都很多，唯獨高一（3）班從來見不到幾個人。畢業之後，這個班級沒有辦過任何方式的校友聚會活動。大家就此各奔東西。
一個相關數據是：在實驗中學的校友錄網頁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楊團在內的5個人登錄過班級校友錄。而劉進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錄過。
「八五」當天，一起遭受毆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等另外四位校領導。胡志濤稱之為「群眾運動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胡志濤的女兒受邀到場。她在接受劉進訪談時回憶：自己多次問過母親，為什麼不要求追究那些學生的責任？母親回答：學生們畢竟還是孩子。「文革」這麼大的事，組織上要負責任。
胡志濤的兒子回憶，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種人」時，警局曾經找到胡志濤調查。胡志濤問：你們能保證追究到我說的每一個人嗎？如果不能保證，我就不說。
「他對我說，實際上警局已經鎖定了具體人。但他母親擔心如果追究起來會有替罪羊頂罪。」2005年與劉自立一起調查「八五」的徐曉對南周記者回憶。她當時對此話的理解是，「文革」以後，有些學生的父親已經身居高位了。這時候，如果追究責任，就很容易抓兩個平民出身的子弟當替罪羊。
「我總說：女附中最大的失敗，就是居然沒有一個人說出打死校長的那些人是誰。」王冀豫評論。他妻子也畢業於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變得激憤起來。
胡志濤的兒子悲憤地問王冀豫：為什麼我媽媽到死都不說出那些打她的學生是誰？他說：「因為你媽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誰有權力公布兇手的姓名？這是一個糾結的問題。
「你不是公權力，僅僅是一次民間調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紅雲從她本人的專業角度評價，「更何況，你的調查能做到公正客觀嗎？這應該是司法機關來調查的事。劉進作為當事人，都應該迴避調查。可她卻成了調查的發起者。」
「參與打死校長的到底是哪些人？現在事實其實是基本清楚的。何況當時並不是只有個別人在現場，但誰都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歷史學者米鶴都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當事人當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適，史學研究中沒有定論；第三，誰有權利來公布這個名單？是不是要等這些人自己站出來？女附中的調查團隊意見也不統一。」
於是，那些動手施暴的少女們，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們中間口口相傳。
一個動手毆打校長的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像《苦菜花》裡的趙星梅；幾年後她也成了批鬥對象，精神崩潰，瘋了。另一個人的知名度更高，因為她的腿有殘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殘志堅」的典型。很多人都認識她，也記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毆打卞仲耘的棍子，拿著棍子一拐一拐跑出來的模樣。
一個女孩按著卞仲耘的頭，逼她喝涮拖布的髒水。後來校友們為卞仲耘塑像時，她也捐了款。一個參與毆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長的女兒，她母親在「文革」中自殺。她還寫大字報批判母親「畏罪自殺」。幾十年後她從美國回來參加同學會，提到母親，淚流滿面。但一提到「八五」就變得特別無辜：我打過校領導？你看，我這樣的人能幹出那種事嗎？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紅標對「八五」最初的記憶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劇場裡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標語，出來發現自行車的車胎被曬爆了。
「那天特別熱，也就一個小時。」他想不到，日後自己會當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國內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對「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數據的發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檔案館發現了一疊檔案，被放在禁止瀏覽的「文革」檔案之外，心頭狂喜，摘抄了一個星期。目前海內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個數據：1966年8、9兩個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數字，就是從這裡來的。
這1772人絕大多數在農村。卞仲耘那樣的教育工作者是極少數。「八五」當天被打死的除了她，還有北京市工業學校的一位會計。大規模殺人是8月19日之後的「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要這些「黑五類」交出「變天帳、電台、武器」時，產生的群毆殺人行為。《人民日報》等媒體起了巨大的號召和鼓勵作用。
另一些數字表明了殺戮的發展過程。「八一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後，並未馬上出現暴力殺人的高峰期。從8月26日，死亡人數開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幾人上升至六十餘人。8月28日，海淀區一天打死和自殺68人，朝陽區的數字是近70人。從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有組織地殺死「五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公安系統會議上公開講：「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連續發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數才有所下降。
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無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
欖杆市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那一天，這條街上一個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傷了毆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紅衛兵，當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階級報復」，引發了大規模的殺人行為。紅衛兵稱之為「欖杆市前灑碧血」。
1990年代，印紅標訪問了這一事件中的當事人——當年被砍傷的女紅衛兵，以及把她送往醫院的當地一個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僅僅承認有此事。「我們只是拿棍子捅捅他們……」因為她被砍傷，那一條街的「黑五類」基本都被殺光。這一輩子，她內心的黑暗與負擔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個很殘酷的過程，每一個步驟都比前一個加深一步。」印紅標分析：那天晚間，卞仲耘被送到醫院急救，醫院一看是「黑幫」，遲遲不予搶救。如果搶救及時，或許還有希望。這樣的「如果」很多：如果劉進、宋彬彬能堅決制止揪鬥時的毆打，如果工作組6月份召開批鬥會時能控制好場面，不出現「偏差」；如果……「她都不會死」。
「批鬥會跟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有關係，實際可以追溯到民間的宗族私刑。」楊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少女們的暴力基因，與她們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關係。
到1960年代中期，從學校教育，到社會風氣，提倡的都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般殘酷無情」。
甚至被毆打、被侮辱、被殺死的教育工作者們，本身也是這種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對學生們使用的稱呼是「你們是直接接班人」。在羅治1966年5月12日的日記里，記載了她在全校做的《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卞校長指出，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關係著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們黨當前第一大事，每一個人都要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革命，捍衛黨中央、毛主席。這場鬥爭是看每個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試金石。她還對運動的要求、方法和學習文件做了具體說明。」
像羅治的筆記這樣，保存幾十年的歷史檔案是極少數，大部分記憶都埋藏在當事者的大腦中，被逐漸淡忘。何況很多人的記憶都有意無意地選擇了遺忘。
一名省委書記的女兒當年是最積極批鬥王本中的學生。她在窩頭裡摻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給他吃。幾十年後，她說自己「完全記不起那些事了」。
結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製造著社會撕裂。哪怕僅僅是一個態度問題。一部分校友主張「『文革』都過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楊團一律與之劃清界限，敬而遠之。為卞仲耘銅像募捐時，她連找了七八個同一年級的校友，沒有一個捐款。
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師劉秀瑩參加過北京市委組織的命案調查，調查到一多半，忽然「上頭」來了命令，讓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從案卷中看到一個細節：二龍路中學女教師張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調查組給了她的女兒一份案卷。女兒卻把案卷燒了。因為她還有一個弟弟已經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慘不忍睹的記載，去為母親復仇。那樣，難免負起刑事責任。
畢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樣，「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見到了卞校長，會對她說什麼？」在採訪的最後，南方周末記者問他。
老人反應極快，一字一句：「我，沒有忘記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