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長征來說，雖然對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中共，地方軍閥，日本，蘇聯的意義都非常深遠，但卻很不同。
紅軍
對於紅軍來說，他們雖然在國民政府的大規模圍剿下失敗，丟失了南方全部的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生力量，但是紅軍仍然通過長征絕處逢生，作為一支武裝來說，紅軍仍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存。
長征是紅軍和中共生存的保障，而西安事變則是中共扭轉命運的一個重要手段。如果沒有長征的成功，紅軍被消滅在中央蘇區，湘江，大渡河，或者雪山草地上，那麼現在的中國大不一樣了。
國民政府
對於國民政府來說，蔣介石成功的利用中央紅軍長征，以中央軍損失3萬人以下的微小代價，在長征前後的二三年內。完全收復控制了由地方軍閥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廣東，湖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八個省，收編地方軍閥部隊至少超過70萬之眾(僅僅一個四川就有正規軍20多萬)。又通過紅軍，基本控制或者半控制了廣西，雲南，西康，寧夏，青海五個省，控制地方軍閥軍隊超過20萬人。這幾省的軍閥雖然保持一定的半獨立地位，但是由於實力大多被紅軍或者中央軍削弱，只能大部分聽命於中央的行政和軍事命令，再也不敢公然的抗拒了。
總之，蔣介石利用紅軍長征的一年多時間內，收編和半收編軍閥部隊至少超過90萬之眾，收復和半收復中國西南，西北共十三個省份。可以說，這是一個代價極小的二次北伐，也特別體現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高層的高超軍事和政治手段。
這些省份的收復，對於中華民國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不談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單從軍事上來說：
中國之所以能夠獲得八年抗戰的勝利，就是依靠這些通過紅軍收復的西南和西北的省份。如果蔣介石在七七盧溝橋之前沒有收復這些省份，這些省還是由廣西白崇禧，新疆盛世才，山東韓復榘這樣的軍閥控制(江西白崇禧曾經把追剿紅軍進入廣西境內的少量中央軍包圍繳械;新疆盛世才為了保持自己新疆獨立地位，不惜出賣新疆主權和駐軍權給蘇聯人;韓復榘就不用多說了，大家都知道了)，那麼日軍攻陷南京武漢以後，國民政府就再也沒有什麼迴旋的餘地，除了投降沒有別的辦法了。
至於如果沒有紅軍長征，中央軍單純通過軍事進攻收復這十三個省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這就很難估計了。
根據常理來說，以日軍裝備如此精良的百萬大軍攻打以四川為首的西南諸省，血戰了六年，傷亡數十萬主力也無法成功。以當時不過60多萬的中央軍來說，面對極為適合防守的西南幾省和軍閥高達80多萬的軍隊來說，勝算還是很小的。
蔣介石在中央蘇區放走紅軍，利用湘江消耗紅軍主要實力，在大渡河將紅軍主力基本殲滅，最終收復四川的計劃幾乎全部實現了。
唯一的失誤在於沒有在大渡河將中央紅軍的主力殲滅，讓其最終到達陝北蘇區。但是，客觀來說。即使在大渡河消滅了中央紅軍的主力，那麼還有八萬作戰部隊的紅四方面軍十有八九也會北上，結果沒有什麼不同。
況且，蔣介石將紅軍逼迫進入陝北蘇區以後，就大大鬆了一口氣。他明白陝北4萬平方公里，僅有40多萬人口的貧瘠荒涼的高原，周圍都是中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的地盤，紅軍是絕對無法發展壯大的。
紅軍陷入此絕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長期來說，紅軍必遭殲滅。之後，紅軍果然進行了三次奮力求生的軍事嘗試，試圖離開陝北蘇區這塊絕地。
向南：8萬多紅四方面軍南下進攻成都平原，結果損失了約4萬最精銳的紅軍主力，被迫回頭北上。
向西：2萬多人的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西征青海，試圖進入新疆，結果在中央軍和青海穆斯林騎兵的打擊下全軍覆沒，除李先念領導的400人化妝逃到新疆以外，2萬多人被馬家軍全殲，二個紅軍軍長孫玉清和董振堂陣亡，紅軍指揮官徐向前和陳昌浩靠化妝成牧羊人僥倖逃回根據地。
向東：紅軍從陝北蘇區集中一萬多主力向東攻打閻錫山，雖然造成閻錫山幾千人的損失，但是並無法在晉綏軍和中央軍聯合壓迫下站住腳。東征軍很快草草返回陝北蘇區，東征宣告失敗，還犧牲了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
大家可以看到，紅軍向東南西三個方向的進展全部失敗，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向北。
但是，向北就是綏遠(內蒙古一部)廣闊無邊且了無人煙的荒漠和草原，只有少量的蒙族牧民。紅軍無法在此處獲得任何補給和兵員，也根本無法建立根據地，唯一的可能就是進入蘇聯控制外蒙古求生。這樣雖然可能保證紅軍的暫時生存，但是，只要紅軍一進入蘇聯控制區域，從政治上來說就等於自我引爆了。
紅軍淪為抗聯88旅一樣的蘇軍傀儡部隊，失去政治意義。當年在外蒙也沒有什麼漢人，紅軍一二萬在外蒙根本無法擴大發展。靠幾萬人想推翻有200多萬部隊的國民政府是不可能的。況且以當時老百姓對老毛子的仇恨程度(並不比仇恨日本人要差)，紅軍自然無法再在中國立住腳。
所以說，蔣介石的整個長征戰略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的爆發，那麼紅軍必遭殲滅。
至於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和紅軍達成協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張楊敢於捉蔣，具有相當的偶然性。根據中華民國當時的遊戲規則來說，是絕對不會有類似情況發生的。
要知道，地方軍閥只要不是武裝叛亂，最終蔣介石總會留給他一條生路，要麼像楊森，劉文輝一樣給個軍長噹噹，要麼就像王家烈，何健一樣，保存其家私，再給個中央掛名大員噹噹。
但是，如果武裝叛亂，那麼最好的結果也是驅逐出國(陳濟棠，察哈爾事變後的吉鴻昌)，慘的就是軟禁，監禁(方振武)，甚至槍決。
根據常理來說，當時的張楊尚沒有走到絕路，最慘也能落個王家烈的結局，穩噹噹的作個有錢無權的社會名流。張楊本不需要也無可能冒險做此一搏，最終一死一廢。
如果沒有這個意外的事件，紅軍會滅亡，那麼我們現在的歷史又是完全不同了。
地方軍閥
長征對於地方軍閥來說，確實是滅頂之災。
對於軍閥來說，任何誘惑也沒有做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有利。掌握一省哪怕幾個縣的生殺大權，奴役百姓，為禍一方，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生活，是軍閥最為夢想的。這也是為什麼軍閥拼死也不願意放棄權力，地盤和軍隊的根本原因。
長征中，軍閥面對蜂擁而至的數萬紅軍和螳螂捕蟬的十萬中央軍，大部分無力招架。他們基本毫無例外的試圖和紅軍達成協議，讓紅軍從自己地盤安全通過。
但是，只是有些軍閥成功了，因為紅軍知道很難在廣東，廣西，雲南這些區域站住腳，同意和軍閥保持默契通過。有些軍閥則是大大失敗了，比如貴州，湖南，四川，都因為紅軍試圖在此處建立根據地而被迫拼盡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軍閥是中國社會的腫瘤，如果不能將這些軍閥剷除，中國就無法獲得新生。長征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方軍閥。
日本
對於日本來說，長征是很不利的。日本人的戰略是蠶食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國的分裂和內亂。國民政府通過長征擊敗了中共和地方十三個省的軍閥，開始實際上實現了中國的統一，日本是最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的。
1936年末的西安事變和二廣事變以後，中國內亂基本停止，國家進入准和平發展和擴軍備戰時期。日本感覺再也無法等待，隨即在僅僅幾個月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其實，在1937年，日本對於軍事的準備並沒有很全面，國際形勢對日本並不是很好，日本也沒有全面侵華的打算和戰略。世界公認對於日本比較適合的開戰時間是1938年。
但是，日本畏懼統一中國的迅速發展，被迫迅速開戰，最終嘗到了持久戰的苦果。(中華民國在1936年到1937年就編組了56個師的新式半德械輕裝陸軍師，雖然和日本陸軍戰鬥力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比原先的中國陸軍師要強的太多。原本計劃在1938年年底編組80個全德械精銳步兵師，共100萬人，用來和日軍決戰)。
蘇聯
對於蘇聯來說，他是很矛盾的。蘇聯自然不希望看到中共的覆滅，但是也不願意看到蔣介石無力控制中國的局面。
作為布爾什維克的父親政黨，蘇聯希望中共能夠繼續存在，並且發展壯大。
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和俄羅斯民族來說，蘇聯仍然希望蔣介石能夠控制住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國。這樣，中國才能保證儘量長久的和日本對抗。這能夠大大減少蘇聯遠東的軍事壓力，避免蘇聯陷入可怕的二線作戰。
所以，蘇聯最希望促使中共和國民黨能夠暫時和解，團結起來一同抗日。但是，國民政府並不相信蘇聯，因為誰都知道蘇聯不過是在利用他們。
一旦這個統一抗日聯盟失去價值，蘇聯立即會扶持中共擴大自己的力量，最終把國民政府推翻。所以，對國民政府而言，日本人是敵人，中共也是。只是日本人勢力很強，無法短期消滅，中共則不同。
敵人自然是越少越好，沒有人會希望敵人越來越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