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鄭義調查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吃人事件，並寫成了《紅色紀念碑》一書。
人吃人，在幾乎所有人類文明的認識中，都是一個極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現代，人吃人更成為一種受到嚴厲道德批判的惡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在中國大陸起碼發生過兩次較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有關這方面的歷史資料，過去幾十年一直受到中國官方的嚴密封鎖，並刻意過濾隱瞞。
1959年曾在安徽亳縣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的梁志遠，退休之後對當地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饑荒期間的人吃人事件曾經做過詳細的調查，有關文章發表在中國出版的炎黃春秋雜誌上。在接到我們的電話後今年已經八十五歲的梁先生婉言拒絕了採訪，原因是「太敏感」。
「這個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當時我拿著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信，通過廣西自治區政法委開的綠燈，一級一級批下去，才能接觸到這些案件。但後來他們警覺了，可能想到你這什麼意思，所以就封鎖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知名作家鄭義，曾兩次前往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查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吃人事件。後來他根據調查的材料，寫成了《紅色紀念碑》一書，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當然都不願意說，是很醜的事。以前說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會，魯迅說專制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那種現象是對權力最嚴重的否定，他們當然不願意讓人講。」楊繼繩，炎黃春秋副總編輯，曾在新華社長期任職，他利用到採訪報導的機會，調查了中國多個省份在大饑荒年間餓死人的時間，並撰寫了《墓碑》一書，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宏達，曾在中國的監獄勞改隊中渡過了十九年。最近幾年，他一直在搜集有關中國發生的人吃人的各種案例。
「周恩來讓兩個官員做一個糧食生產和人口變化的統計，周恩來一看，下令全部銷毀，原版材料全部銷毀，而且要互相證明，後來還打電話追問有沒有消掉。
但我當時一點不知道，我是在社會最底層，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這樣的事情。我不說中國人要不要紀念毛澤東，不管習近平要紀念毛澤東，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記載這個歷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為中國官方的刻意掩蓋，中共執政期間發生的兩次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很難在官方資料和歷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種民間的調查從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級官員的自傳中也常常被不經意地透露出來。
鄧小平的侄子鄧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曾後任川南行署合江縣委書記，和瀘州地委宣傳部長，最後官至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坎坷人生》談到發生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
「饑荒越來越嚴重，後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謠傳吃人肉能治腫病，於是有腫病的人就從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國作家任彥芳所著的長篇報導文學——《焦裕祿身後紀實》中，紀錄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開封地委書記，後曾任河南省委副秘書長張申的對話。張申對1958年商丘地區發生的事情記憶猶新。
「這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哭著說：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裡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裡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麼肉哩，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當時在開封地區任分管工業的第二書記張申，後因向上級講了一些真實情況，很快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大饑荒時期任甘肅臨夏州委書記，後來長期擔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在她自傳體《悠悠歲月》一書中記載：
「臨夏所屬的十個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屍體。紅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餓死414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五名。小門溝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六個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有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