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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8964 天安門廣場危險的記憶

我在一個全新的、從未聯過網的筆記型電腦上寫我的書。每天晚上,我把它鎖進家裡的一個保險柜里,而且從來不在電話、電子郵件、家裡和辦公室里提這本書。我的公寓和辦公室在北京的同一棟外交大樓內,我覺得這棟樓可能遭到了竊聽。

六四」戒嚴部隊隨軍攝影師陳光在北京成為了一名畫家,他於5月7日被警方帶走,拘押至今。

我在一個全新的、從未聯過網的筆記型電腦上寫我的書。每天晚上,我把它鎖進家裡的一個保險柜里,而且從來不在電話、電子郵件、家裡和辦公室里提這本書。我的公寓和辦公室在北京的同一棟外交大樓內,我覺得這棟樓可能遭到了竊聽。我採取了極端的防範措施,因為我正在寫的是在中國最受禁忌的話題: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事件,當時士兵在北京街頭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殺死了幾百人,也許死亡人數上千。

我固守著這些做法,並一直等到離開中國幾個月後才告訴耐心的編輯。我沒有告訴任何同事下班之餘我在做什麼。有好幾周,我甚至沒有告訴我的孩子,那時他們一個7歲,一個5歲。我擔心他們可能不小心在家裡說出點什麼。後來,他們開始問我為什麼沒有時間和他們玩,我讓他們發誓保守秘密。

他們守住了承諾。但直到去年夏天我們離開中國前往密西根大學後,我才意識到這給他們帶來的壓力。我的小女兒會跑到安娜堡的街頭對陌生人說,「我媽媽在寫一本書!」

也許這些防範措施都是不必要的。畢竟,我有記者證和外國護照,這些能讓我有退路離開中國,而我所採訪的那些人中沒有一個有這樣的「特權」。

他們知道其中的風險,但還是決定說出來,因為在他們看來,沉默如同是政府試圖控制記憶的同謀。直言不諱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曾寫道,如果人們繼續保持沉默,「六四就不是少數人作惡,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參與的一樁惡行」。

今年「六四」周年前的打壓來得很早,揭示了25年後,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件對中共仍是多麼的重要。

第一輪的逮捕是圍繞5月3日到北京一家私宅參加「紀念六四研討會」的一群活動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和律師。他們在合影中的表情既不是反抗,也不是慶祝,而是莊嚴,儼然他們已為面臨的處境做好了準備。幾天之內,15名與會者中有5名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資深記者高瑜未能到會,她事前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罪」逮捕。另外9人,包括張先玲,被拘捕問話後釋放。1989年,張先玲19歲的兒子被軍隊的子彈奪去了生命。

4月下旬,當藝術家陳光邀請十幾位朋友到北京郊區一座空的建築演示一個行為藝術時未料到會遇到麻煩。1989年,陳光所在的戒嚴部隊被派往天安門廣場清場,這一經歷體現在他的藝術作品中。表演一開始,是一名小女孩拿著手電筒走進漆黑的房間,手電筒的光照亮了牆上書寫的「從1989到2014」;後來燈光驟亮,陳光戴著口罩出現了,他刷白了牆壁,蓋住了上面的年份。就是因為這個,陳光5月7日被警方拘捕,關押至今。當局沒有公開對他的任何指控。

他的一位朋友告訴《紐約時報》說,「人們希望記住6月4日那天發生了什麼,但他們不能在公共場所這麼做。現在,顯然你都不能在私底下記住它。」

在這樣的限制下,遺忘是最簡單的選擇,甚至是默選選項。正如藝術家艾未未在鎮壓20周年時寫下的,「缺乏記憶的權利,我們選擇遺忘」。

畢竟,要記住發生了什麼事就要記住該抗議活動的範圍。不僅僅是成千上萬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而是幾十萬示威者,來自幾乎每一個行業,令到中國各地幾十個城市癱瘓。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在成都暴力鎮壓中新的細節,當局承認在成都3天的混亂中,街頭有8人死亡,1800人受傷。目擊者們相信死亡人數要高得多。記住這些不為人知的故事是危險的,因為在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還有多少故事沒有被講述出來?

記住1989年的訴求,也就意識到現在還有多少仍未做到。1989年的示威呼籲更大的民主,呼籲解決官員腐敗、官倒和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問題。記者們追查到前總理溫家寶的親屬控制有27億美元的資產。然而,要求官員披露其資產的反腐敗活動人士已被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關進了監獄。

天安門事件後立即作出的決定塑造了今天傲慢強大的中國。那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推動了無任何政治改革的經濟自由化,這一模式延續至今。他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愛國(黨)教育運動,培養了一代年輕的民族主義者。他還為不斷擴展的安全機構奠定了基礎。這些安全機構的任務是通過監視防止示威擴散,例如監視那些拒絕忘記這個國家是如何殺死他們孩子的母親們。

當76歲的張先玲去墓地悼念她的兒子時,幾十名便衣警察監視她的行動。有一年,她設法抵達了她的兒子王楠死亡的地點——天安門附近的一個人行道上拜祭。第二年,她被禁止離開家。到了今天,那裡還裝有一台閉路攝影機,等待著她回來。

當這一代領導人18個月前上台時​​,一些樂觀主義者希望他們可能會重新評價1989年的事件。然而,黨的領導人習近平拒絕否定毛澤東,這就排除了會有任何重新評價歷史的舉動。黨的最終目標是確保其自身的生存,它顯然已決定要繼續禁止人們討論「六四」事件,不論是公開、私下還是在網上。

中國的網絡審查員正忙於清除暗示「六四」的信息。隨著周年紀念日的臨近,根據近幾年的先例來看,禁用的詞語名單將會擴大,包括「64」,「今天」,「那一年」,「記憶」,甚至「敏感詞」。

就在幾天前,我偶然看到英國詩人James Fenton在血腥鎮壓後不到兩周所寫的詩《天安門》。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他的話甚至比當時還要真實:

「天安門廣闊又乾淨

你看不到那些死了的人在哪裡

你看不出那時發生了什麼

而且你不能說天安門……」

(本文譯自《美國公共廣播電台》通訊員Louisa Lim於5月16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題為「天安門廣場危險的記憶」。她的新書《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將於6月4日出版)

原文連結:Dangerous mem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博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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