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中共軍隊強行挺進天安門廣場，以武力鎮壓了一場由民主渴望激發的和平抗議運動。我當時是路透社(Reuters)駐北京的記者，正在報導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1989年4月中旬去世後爆發的抗議活動。那時我到北京已有一年左右，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親身經歷了中國歷史上一起重要的、也是悲劇性的事件。
在六周的時間裡，在北京部分大學爆發的一場抗議活動延伸到了天安門廣場，之後又蔓延到全國多個城市。中共領導人當時將抗議活動定性為一場陰謀，目的是製造社會動亂。他們將抗議活動視為對中共統治的挑戰;由於當時正值時任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對中國進行一次重要訪問，因此中共領導人也將抗議活動視為對此次訪問的破壞。天安門廣場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
在當時的校園和天安門廣場上，大家都在熱烈討論中國急需進行的政治改革以及消除腐敗的最佳辦法。不過，大部分時間裡，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帳篷堆里，經常會出現反主流文化活動常常會有的歡樂氣氛，即使是在舉行絕食活動的情況下。當時既有學生和流行歌星們的吉他彈唱，也有男女結對起舞，更有卡式錄音機里大聲播放的搖滾樂。不過這些都是在1989年6月3日-4日的流血事件發生前，這兩天，北京迅速從一個歡樂的群眾大聚會變成了戰場。
當時，學生們利用短波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對抗議活動的相關報導，並將報導內容記下來，通過手抄的方式傳播，以這種方式了解抗議活動的最新情況。學生們都非常渴望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消息，以及有關中共領導人可能對他們所提要求作出反應的跡象，因此外國記者會很快吸引眾多學生圍攏過來，這經常會妨礙記者的報導工作。在抗議人群中，也混雜著告密者，還有身著便衣的政府安全人員一邊觀察、一邊做記錄和拍照。
我偶爾會和其他外國記者與學生們一起在天安門廣場上待到凌晨，目的是看中共政府最終會在什麼時候失去耐心。
學生領袖們顯然也享受著媒體的關注，不願返回校園，儘管一些較年長的學術人士一再懇求他們回校。但5月底前，示威者人數開始減少，很多觀察人士認為抗議活動可能會逐漸自行停息。
6月2日夜裡，熟睡中的我被一通電話吵醒。電話另一頭的人說，士兵們正在前往天安門的路上。我急忙趕過去，剛好看到一隊隊毫無經驗的年輕士兵，大部分人沒有攜帶武器，穿著運動鞋，他們是從北京市東邊趕過來的。士兵們疲憊不堪、缺乏指揮，被學生們攔了回去，學生們拒絕讓部隊通過。士兵們混亂撤退之際，他們的配給散落在路上。
第二天下午，我看到一隊卡車載著年紀更大、更強悍計程車兵，他們的行進被人群阻擋，人們告誡解放軍不要把槍口對準自己的人民。
當天夜裡，輪到我在分社當班。那時流血事件開始了。我的同事們在全市各地用公用電話打來電話，背景中的槍聲不時打斷他們的陳述。
部隊使用實彈的消息迅速傳開。憤怒的市民用石頭、瓶子、棍棒和能找到的其他任何東西試圖減緩部隊的挺進，但沒有成功。我認識的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個退休人員後來對我說，她剛剛買了一批蜂窩煤，準備冬天時用來取暖。當時距離冬天還有半年時間。蜂窩煤堆在她家門外，一晚上就不見了，人們拿蜂窩煤去扔部隊了，當時部隊正奮力沿著長安街朝著天安門廣場行進。
新設置的白色路障被放置到路上，攔在運兵車經過的路中，有時會有一些效果。公共汽車被點燃，燒焦的殘骸被用來擋住十字路口。
在較為安全的分社辦公室，我們晚上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電話，給醫院和所有能夠接觸到的聯繫人打電話，試圖拼湊出鎮壓行動的大概情況。
我們最擔心的是路透社同事羅奇(Andrew Roche)，他當天晚上失蹤，被困在市中心附近的安全篩查中。據羅奇回憶，他被蒙上眼睛，手槍頂在鼻孔。抓捕他的人明確表示手槍並不是擺設。羅奇第二天獲釋，受到驚嚇但沒有受傷。
外國人並不是主要打擊目標，但也在軍方的視線之內。廣場清空三天後，士兵朝建國門外的外交人員和記者居住區部分房間開槍，我就住在那裡。
時任美國駐華使館助理陸軍武官伍爾澤(Larry Wortzel)後來回憶到，前一天他在中國軍隊的聯繫人打電話警告他，第二天要遠離他在建國門外的住所。打電話的人是伍爾澤認識的一名年輕軍官，他對伍爾澤強調說，如果一定要呆在附近，不要去二樓以上。當子彈飛向伍爾澤的房間和其他一些房間時，他並不在屋裡，幸好沒有人受傷。他最近回憶說，槍擊是自動、零散的。他在房間裡發現了穿甲彈。當被問到向他發出警告的那位軍官的情況時，伍爾澤說，他後來再沒見到過這名軍官，也沒有收到過他的消息。
次日，我妻子奧德麗(Audrey)以及部分路透社員工被撤離。他們駕車來到機場，一路上馬路非常空曠。家屬們已經在機場露宿，等待飛機接他們離開中國。奧德麗沒有事先預訂，手上也沒有任何機票，但她成功登上了瑞士航空(Swissair)一班飛機。這趟飛機被轉航到北京，幫助人們離開。奧德麗很高興可以登上飛機，無論它的目的地是哪裡。後來這架飛機抵達曼谷。
後來媒體刊登了關於最新拘捕情況的報導，並向那些抵制政府鐵拳政策的人發出警告。這已成為媒體的例行公事。官方照片顯示，年輕人被聚在一起，雙手抱頭，屈膝下蹲。有一張照片顯示，一名男子被銬在一顆樹上，看上去孤獨無助。朋友們提到，他們在工作單位接受大量的政治學習課程，並被迫發言、表達對執政黨的支持。
後來我離開中國休息了一段時間，7月份又返回中國。我回到了同一間外交公寓。六四事件後，那片地區變得像一個鬼鎮，而整個北京陰霾籠罩，喪氣之極。之後的幾周也一直是這個氛圍，我動身前往北戴河，那裡是中共領導人的傳統避暑地。
我坐了四個小時的火車，火車上非常安靜，大人們保持警惕，沒有眼神交流也不交談，因為他們不確定是否有人在監視或監聽。只有小孩會說會笑，沒有感覺到政治動盪的氛圍。
在北京的大學校園裡，仍在念書的大學生們穿著印有「別惹我」字樣的T恤，私下表達抗議。苦澀的國民情緒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