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採訪彭德懷時的丁玲(左)與1937年在延安時的彭德懷
1904年，丁玲生於湖南臨澧縣一個沒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歲的時候，父親病逝，母親被迫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兒子成了丁玲親密的玩伴，於是外婆給他們訂了娃娃親。五四運動爆發後，正在女子師範念書的丁玲和同學們一起上街遊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靈魂。
楊國選文章說，丁玲有一個叫王劍虹(後來瞿秋白的夫人)的女友，她給丁玲帶來了上海的一些情況，丁玲決定放棄中學文憑與王劍虹一同奔赴上海。18歲的丁玲解除了與表哥的婚約。
1924年，丁玲來到了北平。沈從文曾經見證了丁玲的第一次戀愛，那是一個海軍學生，後來成了左聯五烈士中的一員，名叫胡也頻。
大約是1924年秋冬的事。胡也頻遇到了北漂的丁玲，他給丁玲送來了一束黃玫瑰花，在花間夾了一張紙條，寫著幾個字：「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正好丁玲的弟弟在那期間殤亡，她常為此傷心，不過，對這送上門來的新弟弟，丁玲並無感覺，把花隨手一放，就忘了。
1925年的春天，王劍虹的父親準備回湖南，就邀請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離開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丁玲回到湖南老家，但沒有想到，胡也頻也追來了。丁玲有一天打開門，就發現胡也頻站在家門口。身穿月白色長衫的胡也頻，只帶了一套換洗衣服，就從北京趕來了，到了丁玲家的黃包車錢，還是丁玲的母親代付的。這個樂觀的海軍學生感動了丁玲，儘管這之前，他們只見過兩三面。
據丁玲自己說，後來她和胡也頻結伴回北京，不是要在一起，而是想到了北京就分手，結果被朋友誤解了，於是就索性住在一起了，那一年丁玲21歲。
但丁玲她很快又陷入了另外一段愛情。丁玲卻不可救藥地愛上了「湖畔」詩人馮雪峰，但丁玲在兩個男人的三角戀中，依然選擇了胡也頻，痛苦地離開了馮雪峰。
1928年年底，胡也頻與丁玲同赴上海，經潘漢年介紹開始從事左聯工作，兩人同居於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們與沈從文一起創辦了紅黑出版社，編輯出版文藝期刊《紅黑》。但紅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閉了。為了還債，胡也頻離開上海赴山東省立高中教書。在胡也頻走的當晚，丁玲就給胡也頻寫信，第二天又寫。一個多月後，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來到了濟南。雖然丁玲在上海並不富裕，但她依然給濟南帶來了震動。
胡也頻在濟南的激烈言論和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滿。1930年5月，國民黨當局下令通緝胡也頻等人。同年7月，胡也頻和丁玲被迫離開濟南，經青島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胡小頻(蔣祖林，兒子隨丁玲姓，丁玲本姓蔣，名偉)。出院後他們已身無分文，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胡也頻在外從事革命活動，丁玲在家照看嬰兒。
1931年1月17日，丁玲和胡也頻之間卻是一次永別。這天，胡也頻赴上海東方旅社，參加一個地下黨的會議，隨之一去不復返。和他一起被捕的還有殷夫、柔石、李偉森、馮堅四位左翼作家(地下黨)，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左聯五烈士。
然而一天，胡也頻突然被捕。幾經輾轉，沈從文從陳立夫那裡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頻不是共產黨，願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辦法。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要胡也頻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頻是不會投降的。
1931年2月7日，胡也頻等左聯五烈士在上海龍華遇難，胡時年28歲。
1931年1月7日，丁玲和丈夫胡也頻與孩子蔣祖林照了一張孩子出生60天紀念照，也是唯一一張全家福。丁玲在這張全家福後面寫了幾行字：「韋護滿六十天，爸爸準備遠行，媽媽預備把孩子交給他的外婆。」
而且在胡也頻死後的第二年，丁玲經馮雪峰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湖畔詩人」馮雪峰
上世紀二十年代，留學日本是一股潮流，丁玲也動了心。朋友就給她介紹當時在北大自修日語的馮雪峰。
那是1927年底的事。丁玲第一次見到馮雪峰的時候，感覺非常失望，她本來認為一個北大學日語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英俊瀟灑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個鄉下人。然而他們談文學，談時事，於是在與胡也頻相愛的同時，丁玲又愛上了文學天才馮雪峰。馮雪峰少年成名，在杭州讀書時，和應修人、汪靜之同為「湖畔」詩人，丁玲第一眼看他就傻了，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個比他大一歲的詩人這麼土，還這麼窮，甚至比胡也頻還要窮。這些話是丁玲在延安時和美國記者海倫?斯諾說的。但是，一個禮拜後，丁玲卻不可救藥地愛上了馮雪峰。他告訴海倫?斯諾：「在我的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男人。」
其實馮雪峰的那一點三腳貓日語，是做不了老師的。在日語課上，他們談論革命和文學。只是丁玲和馮雪峰之間還橫著一個胡也頻。
1928年初，丁玲做了匪夷所思的決定，他們三人一起去杭州生活一段時間，以便取捨。
在西湖，他們住在葛嶺山上14號。房子是馮雪峰找的，是一個獨立的院子。這一場柏拉圖式的三角戀，兩個男人都等著丁玲的抉擇。結果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丁玲選擇了胡也頻。
1985年，丁玲回憶說：「對我來說，情況非常複雜。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一個男人，但我同胡也頻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戀，如果我離開他，他就會自殺，我決定，我不能同我所愛的這個人生活在一起，於是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我們的思想是分不開的。並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是我所愛的，不管他可能離得多遠，這個事實決不會改變。我說，因此，我們的愛情必須是『柏拉圖式』的。這個決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後不得不拒絕繼續看到他，並完全斷絕了這種關係。」
最終，馮雪峰離開了杭州。但丁玲心中並沒有熄滅她對馮雪峰的熱戀，在後來和胡也頻一起參加左聯活動後，她又與馮雪峰重逢。當胡也頻遇害後，馮雪峰來安慰丁玲，愛情重新燃起，她讓馮雪峰與妻子離婚，被拒絕了。
1932年，丁玲給馮雪峰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
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裡是占據著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想，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為事絆著，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為幸福浮著……
而此時，馮雪峰不僅已經和他的學生結婚，而且還有了一歲的女兒，他只能理智地對這份感情做冷處理。
對於自己和馮雪峰的感情，丁玲也從未掩飾過。1937年在與斯諾夫人的談話中，她坦率地說：「我有了一次偉大的羅曼史：我從未同胡也頻結婚，雖然我們住在一起，一個朋友的朋友開始來到我們家，他也是一個詩人。他長得很醜，甚至比胡也頻還窮。他是一個笨拙的農村型的人，但在我們的許多朋友當中，我認為這個人在文學方面特別有才能。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在我的整個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愛過的男人……」
在延安時，曾有人問丁玲：最懷念的人是誰?丁玲說：「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丁玲與馮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經歷了人生的逆境。馮雪峰逝世之後，丁玲在回憶錄《魍魎世界》中，仍然表達出她對馮雪峰的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農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來她的最後一個過年。丁玲聽著街上一陣緊似一陣的鞭炮聲，感嘆地說了一句：「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馮達：讓丁玲後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頻犧牲以後，史沫特萊採訪丁玲，需要一個翻譯，這個翻譯就是26歲的馮達。馮達常去看望丁玲，有時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買東西，陪伴身心疲憊的丁玲度過難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們同居了，並一起度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
丁玲後來這樣回憶馮達：「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沒有傲氣，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採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里去。我沒有感到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裡，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就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亭子間。這年11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鍾路沈起尹家。」
不久，馮達調至中共江蘇省委並負責《真話報》工作。丁玲也接受中共組織安排，參加《北斗》編輯工作。
1933年5月14日，馮達出門時告訴丁玲：「12點鐘要是我不回來你就趕緊離開。」5月14日上午11點半，丁玲從上海正風文學院回到家，馮達未歸。她正要整理東西離家時，當時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總編輯潘梓年來了。丁玲後來回憶說,「突然聽到樓梯上響著雜亂的步履聲，三個陌生人同時擠了進來。」過了一會兒，馮達回來了。
後來丁玲在回憶中說：「當時馮達踏進家門時，自己就留意到了他的詭異神色，他一看見我和潘梓年，猛地一驚，然後就低下頭，好像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潘梓年。在他的後面，跟著幾個便以特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被丈夫出賣了。」
對於丁玲來說，1933年5月14日的這次被捕，是一段複雜而痛苦的回憶，她一口咬定是丈夫出賣了她。也就是5月14日這一天，離丁玲家不遠的地方，一個頭戴呢帽的年輕人被殺，那是應修人，曾經的「湖畔詩人」。當時身份是中共江蘇省宣傳部長，身上還帶著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工人罷工宣言草稿。他也是來找馮達和潘梓年的。這兩個人都是應修人的下屬，《真理報》負責人。
丁玲憑著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成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被魯迅稱為當代中國「唯一的無產階級作家。」所以，1933年5月她被秘密逮捕，牽動了無數人。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營救會」，當時左聯負責人馮雪峰，還把他和丁玲之間的一些信件和丁玲的「遺稿」編輯為《不算情書》發表在雜誌上，既是紀念，也是為營救丁玲而造聲勢。四處打探消息的朋友，都以為她遇害了，紛紛寫文章悼念她，這中間就有她的湖南老鄉沈從文，他寫了一篇長長的《記丁玲女士》，在《國聞周報》上連載，後來又單獨出書。國民黨把丁玲從南京監獄轉移到國民黨的避暑勝地莫干山秘密關押。
十一月，莫干山就下雪了。丁玲看著飄舞的雪花，沒有一絲的驚喜。
這個民國的避暑勝地，在1933年的那個冬天，顯得格外寒冷。丁玲住在莫干山的一棟度假別墅里，她後來回憶說：「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擁被而坐，喝點白開水，翻翻舊報紙。」她不是來度假的，而是被國民黨囚禁在山上，已有一個月了，和她一起來的，還有她的丈夫馮達。丁玲說：「馮達是我的愛人，但近幾個月，我就把他當仇人看待。」
在獄中，丁玲為馮達懷孕了，1934年9月，生下了女兒(蔣祖慧)。1936年9月，在地下黨的營救下，丁玲從莫干山逃出南京，馮雪峰派人將丁玲送往革命聖地延安。從此以後，丁玲決然地離開馮達，從此再未見面。
眾人眼中的絕配：「文小姐」與「武將軍」
1936年11月，馮雪峰派人將丁玲送往革命延安，她到了當時的中共中央駐地保全。丁玲受到了當時的最高禮遇接待，專門為她設宴接風洗塵。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當在保全的中央領導人全部到齊。
彭德懷離開他的自己結髮妻子劉坤模已經10多年了，沒有音訊。來延安的許多女青年，也熱情向這位在陝北毛澤東聲稱的「彭大將軍」他示愛。然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採訪彭德懷，對將軍失意於婚姻，一段時間曾絕意於再婚，被她視之為清教徒式的人物，就是對這些示愛的女青年，採取視而不見。
幾十年之後，丁玲說：「我考慮再三，差距太大，不太合適。」幾十年前，彭德懷與周恩來說：「我已經慎重地考慮過：軍人，尤其我還是指揮員，與女作家丁玲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難以協調，不太合適。」似乎兩人之說同出一轍，說明當年彭德懷與丁玲在婚戀問題上是坦誠交換過意見，有著共同的一致意見。也許這就是外界猜測丁玲不嫁彭德懷之謎吧!
丁玲與陳明相差13歲的瘋狂姐弟戀
1937年9月，中央軍委委託中宣部組建「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毛澤東欽點丁玲為「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又稱主任)，陳明調西戰團任宣傳股長。
這是中宣部組建開往抗日前線的第一支文藝團體，後來，丁玲在這裡愛上了小她13歲的陳明。
在回憶錄《我與丁玲五十年》裡，陳明寫了丁玲的表白：
「那是在一個小飯館裡，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
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
那天陳明聽了丁玲的表白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係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後，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幹嗎要結束呢?』我的考慮不是因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為她的年齡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陝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團長，我是股長，我腦子里根本沒有「地位」這個概念。我思想上壓根兒也沒這個準備，只是覺得她的經歷比我複雜，過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樣，將來能不能走到一起，我沒有把握。」
一時間沸沸揚揚，成了一些人談論的話題。他們覺得，丁玲和陳明之間有兩個鴻溝，一個是兩人的資歷，一個是兩人的年齡。一些關心陳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諱：「你就不怕讓人笑話你是『小丈夫』?」就連老朋友、大鬍子詩人柯仲平也很認真地對他說：「如果你們真的結婚，我懷疑你們能不能白頭偕老?」丁玲在年輕時就是一個不重門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這些，相比之下，陳明的壓力要大得多。許多人的好心規勸，搞得陳明心裡很煩，他退縮了。
很快，陳明在烽火劇社認識了一個女團員，叫席萍，魯藝畢業，搞音樂的，也是個知識分子，他們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時對陳明很好，那時陳明與丁玲建立戀愛關係還有些顧慮，而與她則沒有，於是他們倆開始好起來。劇社的同志也常常開陳明和席萍玩笑，駐地部隊的首長耿飈、王維周看到這個情況，也說，你們就在這兒結婚吧。陳明把我與丁玲的關係也告訴了席萍，如實講了他對丁玲的同情，覺得她歲數不小了，又是那麼一個好人。1940年秋，劇團在隴東慶陽，陳明和席萍閃電式結了婚。
陳明和席萍結婚時沒有告訴丁玲，丁玲聽說陳明結婚了，對她的打擊很大，讓丁玲很痛苦。她向摯友羅蘭傾訴了煩惱。羅蘭生氣地說：「這個無情無義的陳明，我去找他!」陳明對她說：「和丁玲結合我有壓力，也有顧慮，最大的顧慮是她的經歷太豐富了，在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在烽火劇社呆了一年以後，陳明就吵著要走，要求回馬列學院。部隊領導不同意。後來洛甫同志要他去文協的文化俱樂部。文化俱樂部是胡考、方紀在那裡籌辦，沒有職務名義。洛甫、蕭三對他說，你去當副主任。
這時席萍已經懷孕。這段時間陳明聽到的議論都說丁玲非常痛苦，他感到這種局面非解決不可。陳明想：席萍還年輕，各方面條件都好，還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他得忍痛做出決斷，不能讓3個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續下去。於是陳明用雞蛋裡面挑骨刺的手法，製造一個藉口，說席萍有依賴性，過於依賴丈夫，而他則喜歡有獨立性的女性，提出感情不和，要求離婚。
陳明提出離婚時，席萍正住在中央醫院，準備生孩子，醫院院長是陳明在馬列學院時的一個同學，他告訴她說要和席萍離婚，請她協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當然不同意，但是陳明的態度很堅決。那時也太年輕，不應該在她生孩子時提出離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後，陳明和席萍分手了，分手時陳明說，孩子給他吧，你帶著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願意，她捨不得孩子。她帶著孩子留在中央醫院工作，做化驗員。
1945年，陳明離開延安準備去東北時，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時她已經結婚了，愛人也在中央醫院，搞化驗，也姓陳。陳明再一次提出孩子讓我帶走，她還是不同意。
1942年2月，過年放假的日子裡，糾纏了5年的38歲丁玲與25歲的陳明在有些人的嘲諷和挖苦聲中，在延安藍家坪一間窯洞中，正式結婚。他們沒有舉行婚禮，也沒有請客吃飯
1955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靜，丁玲屢遭厄運，被定為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丁玲與馮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毛澤東親自批判了諸如《三八節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時期受過批評的作品，她經歷了人生的逆境。
1958年，丁玲被開除黨籍，而後下放到北大荒勞改，「文革」期間又被關進秦城監獄達5年之久。
1979年1月13日，75歲的丁玲才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回到北京。1979年2月，中央給丁玲徹底平反後，丁玲重返文壇。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彌留之際，向陳明提出了最後一個要求：「你再親親我!」而在這句話之後，丁玲說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1989年，陳明與比他小十幾歲的張鈺組建新家。
阿波羅網王篤若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