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最後關頭」講話，中國抗日衛國戰爭全面爆發。在這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有良心的中國人不能不再一次深思國家和個人的前途和命運，林語堂當然沒有例外。一九三九年再版的林著《中國人》修訂本，加進了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這正是林語堂對中華民國、對蔣介石先生、對時局思考的濃縮，反映了一位中華赤子發自內心的良知的聲音，即使在今天也發人深省、頗值一閱。
林語堂(網絡圖片)
當年中華民國的巨大成就
林語堂對戰前的民國有一個概括，「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壓力、反壓力、爆發」節)，「戰爭爆發前的十一年間，他(蔣)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見上書第十章「蔣介石其人其謀」節)。
中華民國在建立之初，即面臨一些極為困難的問題：「舊的價值觀念剛剛消失，新的價值觀念還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統治崩潰之時，龐大的民國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壓迫，被軍閥割據和統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見上書第十章「舊文化能拯救我們嗎?」節)從民國初年開始，政府就不得不面對連連戰亂，軍閥和赤禍並起，使得當時的人心和現實呈現雙重亂相。對於民國面臨的困難，林語堂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對民國持現實主義的態度，但又不乏信心，因為「只有空想家才會指望一次成功」(見上書第十章「一個民族的誕生」節)。這與那些對民國吹毛求疵者是截然不同的，苛責民國的人往往受到自己私慾的引導，更有甚者，某些勢力還千方百計地尋找和製造藉口，無孔不入地以暴力和謊言造成社會動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求搖撼國民政府的基礎。
但是，即使在這樣一種險惡情形下，中華民國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已非往昔可比：「學校和學院的紛紛設立，書報發行量的穩步增長，公路和鐵路的飛速發展，婦女地位提高和婦女參與政治，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遍流行，『厘金』稅的裁撤，財政金融的鞏固和加強，腐化墮落逐步得到剷除。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滿希望，不遺餘力，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園的願望。北京政權與南京政府相比，在國家財政管理上的差別是再大不過的了。北京政權經常拖欠其官員、教師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眾、建築、廣播電台、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公路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十萬美元……有一段時間，我能夠在南京內閣成員里數出三位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一個地理學教授，一個經濟學教授，兩人都曾留學德國;另一位專攻教育學的校長和教授，早年留學美國。」(見上書第十章「舊文化能拯救我們嗎?」節)林語堂認為，「這種進步無疑要歸功於存在了十年之久的穩定政府」(同上)。
生活在當年的中華民國，也不用擔心傳統的丟失。「我太自信於中國的種族性格和民族遺產，所以並不擔心它們將來會失去」(同上)，當然，這也因為中國的傳統有著旺盛生命力，「中國的歷史已經表明中國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尋常的生命力，任憑各個不同時代政治上的衝擊，它都沒有失去其自身的連續性」(同上)。那時中華民國的百姓是「勤勉辛勞」的，且又不失「容忍」、「老實」、「和氣」的性情。這些百姓還富有「溫良、忍耐、謙遜」的品德。(品德描述見《中國人》一九三五年版之「收場語」)民國實際上艱難地維護了傳統的美善，較之今日喪失殆盡的情形，令人感嘆不已。
林語堂認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之「壓力、反壓力、爆發」節)，這是頗具歷史眼光和現實洞察力的見解。實際上，林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認同中華民國，以之為正。這也是他思考中華傳統遺產得出的結論，其中富含著傳統睿智和時代精神。
蔣介石和衛國戰爭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時，「蔣和國民黨政府已為一個現代國家奠定了基礎」(《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之「壓力、反壓力、爆發」節)。其實，這也是抗戰的基礎。
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不過，林語堂認為，「事實上，從日本的角度講，戰爭應該再提前兩年開始，從中國角度講，應該再晚兩年」。因此，蔣介石此前的忍耐和鎮靜態度是很有必要的，忍耐和克制是為中國爭取備戰時間，為贏得這場戰鬥作準備。而且，「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在心靈深處並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勢的軍隊去同占優勢的日軍相撞」。但這在當時卻引起許多人的誤解，尤為中共所忌諱。中共趁機推波助瀾，在各地發動學生運動以期破壞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
蔣介石必須忍辱負重，不可對公眾大肆張揚自己的抗日決心，否則的話，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應戰，勝算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蔣做到了這一點，在林語堂看來，當時也只有蔣能做到這一點。林又看到蔣介石極強的原則性，在一片懷疑的喧囂聲中肯定蔣決不會放棄抗戰，因而必然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中國人》學林版第十章「醞釀中的風暴」節)。忍耐和拖延是必要的，「他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事實上，等待對中國有利」。(見上書第十章之「蔣介石其人其謀」節)林語堂對抗戰的見解很精到，在民族的關鍵時刻且寄望於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這些都基於林多年來對中華民國的切身認知。
但是，一九三七年蔣介石廬山講話之前，浮躁的學生和某些民眾不能理解蔣的忍耐，中共則在期間興風作浪，一心期待戰爭早點打響，以圖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國民政府。在牯嶺俯身寫作的林語堂，卻對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有了若干切身感受：「牯嶺附近的廬山，那個時候，有一個夏季軍事訓練團，從全國各地召來的軍官在這裡接受總司令親自指導的政治訓練。整個夏天，總司令每天都接連幾個小時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大講特講抵抗的必要性，裝備條件的懸殊，以及民族自己的準備。所有的官員都心悅誠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軍隊裡。」(見上書第十章「醞釀中的風暴」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