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執政以來的政治管制比胡溫時期更嚴酷，對這點海內外評價一致，但因其執政不到兩年，很少有人從經濟上去考較。最近，我在一次Call-in節目中遇到兩位聽眾，都強調經濟上習李遠不如胡溫，其中一人舉例說，溫減免了農業稅，農民都稱頌不已，習李執政之後，老百姓沒有得到什麼實惠，連低保都沒有提高，因此他周圍的人認為習李不如胡溫，有所「覺醒」。
對胡溫的幻想消失是在其執政十年的末期，習李執政不到兩年。這種明君期盼遞減現象的背後，與其說是底層百姓的權利意識覺醒，不如說是政府「花錢買安定」的資源嚴重匱乏，但上述比較實在過於簡單化，完全沒考慮兩代領導人從前任接班時的「家底」。
*兩代領導人接班時的「家底」厚薄不同*
胡溫時期，「花錢買安定」成了「治國良方」，以至於地方官的口頭禪成了「能夠用人民幣擺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花錢買穩定需要資源支撐，之所以敢花錢，是因為胡溫接班時「家底」豐厚，交班前敢大肆舉債。到2012年胡溫交班時，紅色江山已從各方面顯出敗相。
最能體現「家底」的是財政收入與政府債務。
胡溫接班時，中國政府進入最富裕的年代。據《「「新中國」」財稅事業輝煌60年》（2009年9月），江朱執政，直到1999年，政府財政收入才突破萬億大關，達10315億元。2003年是胡溫接班後第一年，政府財政收入突破2萬億元，2008年達6.13萬億元，2012年達11.72萬億元。十年期間，國家財政收入從2萬億飈升至11.72萬億元，國家財用不可謂不富。
2013年2月，重慶居民在朝天門公園，背景是新建的社會保障房。薄熙來由於社會保障房等項目而在當地得人心，但也留下巨額債務
但國家債務總規模也同樣飈升。2003年，中國國家財政債務總規模為6153.53億（據《中國曆年國家財政債務發行情況統計》）。2013年3月，中國政府正式換屆。同年5月13日，里昂證券公布一份研究報告，稱中國債務總規模107萬億，數據顯示，超過一半的債務增長發生在2009年以後4年間，規模相當於GDP的110%，其中大部分來自於影子銀行和債券，面臨極大債務風險。這一報告說明，中國GDP的高速增長，其實依靠大量舉債支撐。
從6100多億飈升到107萬億，這債務的增加幅度可謂巨大。借方是誰？當然是銀行，2010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曾直言：「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2009年以來，中國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先後超過日本、美國、歐元區，成為全球最大的「印鈔機」。2012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超26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占近一半。21世紀網評估發現，均衡人均收入差異後，中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習李接班之時，GDP總量雖然號稱世界第二，但已經深陷巨大的債務泥潭，面臨高通脹風險，雖然努力想改變這條依靠超發貨幣與舉債發展經濟的路子，但已經不可改變。
*胡溫十年：「世界工廠」從輝煌到衰落*
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2003年胡溫接班時，中國製造的玩具、紡織、製鞋等三大行業在世界擁有50-65的市場占有率，其餘如箱包、成衣、電子產品等20餘個行業也擁有4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直到2007年中國廠商生產的玩具含鉛量過高引發歐美市場恐慌性退貨，「中國製造」開始淪為劣質品的代名詞，「世界工廠」開始陷入衰落。此後幾年，中國土地價格、物流成本、勞動力工資逐漸上漲，外資到2008年下半年開始撤資，逐漸形成撤資潮。
外貿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隨著外資的逐步撤走，到了2010年，中共官方媒體及學者不得不承認，過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外貿、投資、內需）齊齊死火，有人曾將2000-2010年這段時期稱之為「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我曾在《「黃金十年」留下的經濟遺產》一文中論述了中國由於「比較優勢」喪失而導致外資撤資，「黃金十年」正好見證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由盛而衰的歷史。
到習李接班之時，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已經是落日餘暉，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非常困難。
*環境生態竭澤而漁，資源對外高度依賴*
在北京郊區的霧霾中，遊客在「希望樹」旁照相。許多人希望中國改善環境，消除霧霾要盤點江朱時期留下來的環境家底不易，但可以肯定，到胡溫接掌大位時，中國的環境生態已遭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是中國第一份GDP核算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環境污染損失成本包括20多項，該次核算僅計算了其中的10項，未涉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而且在已經核算出的10項損失中還存在低估和缺項的問題，即便如此，環境損失也已占到GDP的3.05%。2006年，將地下水污染造成的損失估算進去之後，中國公布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GDP的10%。今年國土資源部公布，中國遭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達3億畝，占全國耕地面積的1/6，該數據其實是2007年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所得，一直被列為「國家重大機密」不予公布。
以上這些，當然不是胡溫時期所造成，其中有不少是承接改革以來為發展而付出的「環境代價」。但可以確定的是，胡溫時期環境生態持續惡化，到十八大權力交接之時，霧霾已經成為一個遍及全國的大問題，此時，中共官方才承認「海陸空立體化污染」成為現實。
在胡溫第二任期內，中國已成為一個從資源對外高度依賴的大國，從石油、天然氣、鐵、銅、煤等，包括糧食在內，需要大量進口，部分資源進口高達60%以上。
*群體性事件十年間大幅增長*
在杭州西郊的餘杭鎮，在一夜騷亂之後，鎮暴警察在餘杭鎮入口處把守（2014年5月11日）對農民而言，溫家寶取消農業稅是德政，但地方政府卻發現了另一個財源，即土地收入。從此以後，伴隨著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征地拆遷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務」，其直接後果就是社會反抗進入高發期。2003年是胡溫接班第一年，當年高達5萬8千起，此後逐年上升，2005年為8.7萬起，2007年逾10萬起。自2008年之後政府不再公布具體數據，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以後幾年估計都超過20萬起。
社會反抗高發，導致中國維穩經費猛增。2011年之後三年，「公共安全開支」數量直逼軍費。習李無法改變這一趨勢，今年中國財政部提交《關於201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提及本年度「公共安全支出」預算為2050.65億元人民幣，增長幅度為6.1%。
*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如果要列一份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交班時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盤點的「家底」還有多項，上述四項算是其中的核心項目。西諺用「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形容建設之難，從另一個角度觀之，一個國家的衰敗也不是短期內造成的。以上數據與事實說明，除了環境生態的衰敗始於80年代走「先污染後治理」的經濟發展方略之外，其餘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嚴重化主要發生在胡溫十年。這一點，除了社會底層之外，有識之士看得很清楚。2011年6月，「紅二代」張木生在接受共識網採訪時，批評胡溫不作為，「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之說，確實有事實基礎。
回顧明朝衰亡過程，史家得出「明亡，實亡於萬曆」。不知今後史家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將會得出何種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