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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變態辣椒時政漫畫 |
習近平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只能利用舊體制舊體系，但這個舊體系正是造惡的體系，而不是傾向或致力於轉型的體制、體系。依憲治國重要，逐步開放與自由化社會，更為重要。
大清的君主立憲為何失敗?
一切問題都焦點都將歸結到黨是不是可以主導立憲,一般意義上的改良派認為,中共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政治勢力,無法撼動,所以更寄希望或促成中共自上而下的改良,一步步轉型憲政民主,是目前最現實的選擇。政治反對派或革命派、改制派認為，相信中共會改革，是相信鴨子會上樹，中共過去的一次次的政治欺騙、現在進行中的一項項政治打壓，都在告訴世人，不要再存幻想，你可以說現在無法撼動中共，但要擺脫奴役與壓迫，只有喚醒世人抗爭，通過抗爭擴大力量，最終迫使中共改變或廢除獨裁政治。
說到黨主立憲，人們自然會想起大清的君主立憲，還有國民黨的黨主立憲。
大清的君主統治體制有二千多年的統治經驗，是農業社會生態下最為成熟發達的政制，在沒有西方衝擊之前，中國幾乎沒有人反對這個政制，人們反貪官不反皇帝，即便反了皇帝，也不反政制。在黑格爾或馬克思眼中，中國是長城圍起來的怪物，歷史一直沒有進化，腐敗的長城遲早會被西方摧毀。
西方的船堅炮利、中國人開始走出國門看到了世界、知識分子群體覺醒與抗爭、統治集團權勢走弱造成的危機感，促使大清開始思考與緩步走向君主立憲。當《瀛寰考略》、《海國圖志》這樣的地理書籍，使讀書人發現天朝不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世界，天朝天下的理念就完全破產了。
儘管步伐遲緩，但大清也一直在尋找順應時勢的改變之道，國際國內形勢也在逼迫大清政治轉型。但最終君主立憲為什麼會失敗呢?因為朝廷是分裂的，而真正的實力是掌握在反對光緒皇帝改制的太后慈禧手中。大清的問題出在內部，沒有改制的責任人，即沒有改制的威權人物，朝廷不像個朝廷，精英階層呢，拿現在的話說，沒有強大的中間社會，沒有精英集團與宮廷進行有效的對話，康梁的變法是急切的、百日維新憲政是井噴式的，所以曇花一現，被扼殺於無形。
黨主立憲在台灣獲得了成功
革命裹脅著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登上了主台，人們更願意花更大的成本代價，來顛覆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中國」。人們不願意異族皇帝還住在紫禁城裡，作為漢人主體的國家象徵。所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是第一要義。民族主義在當時是最具號召力的旗幟。孫中山在借一切力量推翻大清王朝，而不是動用一切智慧來推行民主憲政，這是百年革命亂象之源，也是孫中山持續革命之因。
革命獲得了機會，但革命成功了嗎?革命百年，一直沒有使中國進入憲政，所以，孫中山另一句名言，像是讖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嚴格來說，革命成功了，憲政尚未成功，公民需要努力。
但黨主立憲在台灣獲得了成功。
憲政在傳統中國文化一隅台灣獲得了成功，如果說台灣因地域小，所以易於民主的活，我們同樣也可以認為，地域小，更易於獨裁，獨裁者更易於控制每一個人。台灣的民主憲政從獨裁黨控制之下破殼，原因是多方面的：國民黨儘管獨裁，但畢竟還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這樣的遠景目標，國民黨政權歷史上也有負債，但相對有限，並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使其不堪重負，害怕憲政之時被顛覆性報復;還有：台灣當局沒有剝奪富人地主的財產，私有經濟一直正常發展，憲政到來之時沒有扯不清的歷史債務或土地糾紛;台灣地方民主在縣一級正常實踐，中下層行政有一定的民主基礎;台灣民間社會沒有破壞，人們信仰自由民風純樸，難以產生暴民政治;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統治還有一定的威權，蔣經國能控制政局、美國對台灣的民主政治影響力、中華民國政府長期的民主憲政教育、以及民主力量自下而上的持久抗爭，這些因素形成合力，促使蔣經國痛下決心，解嚴之後，轉型民主憲政。這期間，"江南案"造成的震盪，蔣經國在美國遇刺造成的心理衝擊，都促使台灣新威權人物反思，國民黨的黨國，何處是歸途?
蔣經國的個人威權，國民黨當時還存有的體制力量，對於轉型過程不出大的動盪，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威權人物與轉型
關於威權人物在歷史轉型過程中作用，當年的楊度已有過精闢的論述：
"難莫難於立憲之初，易莫易於立憲之後。創憲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車使入於軌道，其事至難;守憲政者，如以機器驅火車，使行於軌道，其事較易。"楊度們一廂情願地希望有一個向善的專制，使國家快捷地進入憲政軌道。楊度認為清末立憲失敗原因是"有適宜憲政之國體而不得實行憲政之賢豪"。在我看來，大清沒有立憲者沒有威權，才是立憲失敗之關鍵，當然，如果有強大的理性社會力量加上精英階層，共同促成君主立憲，也有成功的可能。
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擁有了個人威權，甚至是被神聖化的絕對威權，但毛澤東一直有著威權焦慮，五十年代，認為潛藏的敵對勢力會危害自己的天下，所以三反五反，後來又認為知識分子是異已的力量，於是反右，再後來認為黨內有異已力量威脅自己的政治地位，於是炮打司令部，自己來幫人民主張正義，自己來帶領人民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領袖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不為資產階級服務。毛的威權變成了極權，他在延安時代是知道有一個華盛頓的，也知道民主憲政可以擺脫國家興衰周期律，但他還是沉迷於個人極權與神化，走向一條不歸路。
八九之前，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分裂，或鄧小平與胡耀邦的分裂，使中國憲政轉型蒙受巨大損失，八九民運之前，體制內已著手實驗地方普選、黨政分離(向憲政轉型)，在深圳已準備實施，這是在鄧、趙團結的情形下出現的好的轉型契機，但學潮促使鄧、趙分裂，這一分裂，最終結果是鄧被拉入極左或保守勢力中，不能自拔，而趙的改革、改制力量全盤覆滅。我說這一段歷史是想說明，體制內不是鐵板一塊，體制內也有改革因子，關鍵是我們如何利用與激活，如何順勢利導。而改制需要體制內威權，體制內的分權或分裂，就會出現權鬥，政治轉型者反而可能成為失敗者，因為改制要傷害體制內多數人的權益，大清官員考察西方憲政國家時就意識到，憲政利民而不利官。
那些焦慮習近平通過威權建立個人極權，並不是毫無道理，習近平如果不致力於憲政民主，不把人權當成黨國價值中的核心，習如果一心一意打造中央威權，並走在通往個人極權的路上，他很可能像毛澤東那樣，走上一條不歸路，在這條不歸路上，他會永遠覺得，權力不夠用，只有強化個人權力，提升個人政治形象，才能搞定政治對手，帶領人民過上好日子，實現中國夢。
政治路徑決定政治目標，在打擊政治對手之時，也許可以閉門博弈，但要真正的追求民主憲政，就得陽光開明，要和黨內的政治對手(而非政敵)開打天窗說亮話，以獲得整個社會乃至文明世界的支持。
習在黨系裡如何主導立憲?
習近平一點零版的敵人，就周永康及腐敗分子們，這樣的敵人，與新政的習是無法對話博弈的，反撲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習正在面對二點零版的敵人，就是強大的黨系，人們知道團系、江系、左派、政法系，但中國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黨系。八九民運失敗之後，一家獨大的派系，是黨系，黨政幹部、黨宣部門、黨的組織部，這個派系一直延伸到村支書，而這個派系，習如果無法撼動，中國政改就是一句空話。
習近平主導的中央，希望固守現在這樣的現狀，甚至將習近平完全定性為左派保守力量，為構建個人極權而不惜一切代價，這樣的定性為時過早。
習近平被多種力量牽制，特別是其上台之前，必然會對各政治力量有內部承諾，難以逾越一些樊籬，權力穩固期，他能做的大事，也就只有反腐敗，以及倡導依法治國理念，加上已有的一些改革：廢除勞改、戶籍改革、法院垂直管理等，這樣的推進速度，仍然難以滿足公眾的期待，普通百姓並沒有看到生活的改善，憲政民主派也沒有看到憲政轉型的影子(反而滿耳聽到的都是反憲政的討伐聲)。有趣的是，與此同時，電視《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播放之後，左派們也引起一片失望悲鳴之聲。
習把自己領導的各種小組設在黨內，譬如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習是國家主席，但國家主席是虛職，國家下面是國務院，現在各小組設置以後，國務院被嚴重弱化，成為一個國務辦公室，但各小組權力實化了沒有?也沒有，習分散了所有常委的權力，本是九總統制，九總統各有自己體系，儘管形不成合力，但各自在自己領地可以貫徹自己的方案。習現在既無強有力的智庫，又無強有力的執行，習可能就被自己架空了。權力太大，就可能大而化之，他只有一個大而無當的威權架子。他說什麼，別人跟後面執行什麼，他不說，別人不執行，這就像驢推磨，一頭驢無論怎樣有力量，在一定的時空裡也只能推動一隻磨。
我在上期動向雜誌中說習一頭九腦，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即習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習只能利用舊體制舊體系，但這個舊體系正是造惡的體系，而不是傾向或致力於轉型的體制、體系。依憲治國重要，因此逐步開放與自由化社會，更為重要。
習近期也意識到智庫的重要性，習本人甚至重視海外智庫的獨特作用，這是以前領導人很少談及的話題，原因是多方面的，習看到了體制內的局限性，而現在國家智庫與教育部體系，宣傳系，基本由左翼保守力量完全控制，他們與黨系利益集團相配合，對習形成強大的捆綁、掣肘。海外有學者因此認為，習就應該通過集權完成極權，甚至軍事化管治，當一個渾人，只有渾不吝的方式，一意孤行帶領中國人走出埃及，重建共和憲政。其實，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扮演的就是渾不吝角色，市場經濟也搞成了，現在如果真出現一個為憲政民主而渾不吝的政治強人，在中國這樣一個污渾的政治生態中，也不是不可能。
現在確實積重難返，最大的問題不是左的問題，也不是權貴利益集團做大，而是權貴利益集團背後，體制內的黨系被做大，現在黨系在做著各種努力，強化馬列宣傳、圍剿異議人士、對公民維權打壓、對異已力量敵對化，莫不是為了自身權益，通過各種方式綁架習近平在政改方面的任何企圖。
因此作為體制邊緣部分的人大政協與知識分子群體，利用有限的空間與體制資源發聲發力非常重要，我不認為社會獨立的政治反對不重要，我同時認為，體制內的政改建言與體制自我改良也非常重要，如果促使中共和平走下神壇，黨主立憲將是人類最偉大的創舉，也是中共洗刷歷史罪惡的還債之舉。
(作者為大陸旅美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