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說作家、詩人裘小龍正在北京參加一場關於他最新的陳探長系列小說的對話，一名觀眾提了一個問題：裘小龍是否認為由於刑事犯罪和官員腐敗，在中國有許多沒被發現的屍體?
現年60歲的裘小龍既不是警察，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官員。他甚至已經不在中國生活了;他住在聖路易斯。但是他關於探長陳超的小說——從《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開始，已經出了八部——讀起來如此真實，以至於許多人都以為他是一名對中國政法系統的黑暗面了如指掌的專家。
最近幾年，這些小說引發了更多熱議。去年6月在美國出版的《中國之迷》(Enigma of China)關注的是官員腐敗與網際網路的交集。裘小龍說，他的下一部小說《上海救贖》(Shanghai Redemption)的初稿已經完成，將首先在法國出版。該書吸收了不久前曝光的薄熙來醜聞中的一些元素。該醜聞涉及謀殺、性以及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裘小龍曾寫道，上世紀80年代，他和薄熙來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生，薄熙來曾借走他珍愛的桌球拍，一直未還。
本文就刑事犯罪、他本人的作品，以及中國的政治風暴採訪了裘小龍。以下是採訪節選。
問：
在最新的陳探長小說《中國之迷》中，你探究了中國公民利用網際網路曝光腐敗官員的現象。你為什麼會對這些人的動機和行動感興趣?它們正在產生何種影響?
答：
中國網民利用微博曝光腐敗的現象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勁勢頭。和陳超探長一樣，我知道人們為什麼會去求助微博。由於媒體被政府控制，中共的利益高於一切，網際網路成為人們伸張正義的唯一選擇。
我在《中國之迷》的扉頁寫道，「獻給不懼當局的控制、在網絡空間為公民權利抗爭的中國網民——這在其他地方是難以想像的。」這是一場艱苦的鬥爭，因為他們的聲音可能會以「維穩」的名義被屏蔽，他們本人經常會遇到重大的麻煩。儘管如此，他們的抗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被網絡曝光的腐敗官員的數量之大已經向一個正在迅速失去公信力的政權敲響了警鐘。網民們可能正在開拓一條通向變革的道路，而這條路在一個威權社會曾經是不可想像的。
問：
這些年來，你對黨內腐敗的看法是否發生過變化?我記得你最近訪問北京時說，一些讀者覺得，陳超這些年變得越來越憤世嫉俗了。這是否反映了你自己的心態?
答：
是的，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在不斷變化。就像陳超一樣，我曾經對中國的改革很樂觀，相信政治改革最終會伴隨經濟改革發生，到那時腐敗也會得到遏制。儘管全世界都有腐敗現象，但「有中國特色的腐敗」與一黨專制有很大的關係。在這種制度下，執政黨擁有絕對的權力，不受監督，不受制約，媒體和執法部門也只為它的利益服務。現在經濟有了很大改變，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沒有變。
陳探長在事業早期是一名理想主義者，但是他很快發現，反腐戰爭註定會失敗。正如讀者觀察到的那樣，不斷的妥協和打擊讓陳超更加憤世嫉俗。這也反映了我本人的心態。
問：
陳超的角色在這些小說中發生了什麼變化?他的情緒、精神世界和職業的軌跡是怎樣的?
答：
第一部小說《紅英之死》的背景設在90年代初。作為一名新任職的探長，陳超在警察工作中仍然非常理想主義。在從事了一些調查之後，他越來越失望，這來自於他是選擇安心做一名步步高升的共產黨幹部，還是做一名有良知的警察的矛盾。至於他未來的方向，我認為他會因為這些矛盾而更加痛苦。儘管他仍然希望有所作為，但他對黨和政府越來越悲觀。因此還有許多棘手的麻煩在等著他。
問：
《中國之迷》沒有像大多數傳統偵探小說那樣在結尾揭開真相，不同於更早的一些陳超探案記。你為什麼決定選擇開放式結尾，不把結局呈現給讀者?
答：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來自讀者的反饋。他們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一名中國警察，進行了一系列違背中共利益的調查，怎麼可能總是像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或赫丘勒·白羅(Hercule Poirot)那樣成功地找到答案?我認為，不應該給人這樣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好像只要陳探長在，最後一切都能解決。
中國的腐敗調查通常都有類似於「開放式結局」的元素，腐敗官員是否真的會被懲罰，或者受到應有的懲罰，往往存在疑問。這也是事實。
問：
這些小說似乎也成為了你表現對中國傳統文化興趣的平台。書里有詩歌，還有對食物細緻入微的描寫。
答：
書中的詩歌更多是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模仿。中國古典小說的每一章里都有詩歌，通常在章節的開頭和末尾，有時還會出現在引入新人物之前。對於陳探長來說，詩歌為一名中共警察提供了一種補充的視角，儘管是暫時的。作為一名詩人，我還認為，通過把詩歌穿插在小說中來為它吸引更多讀者，這是值得嘗試的。
至於對食物的描寫，可能是我的一點私心在作怪。在聖路易斯，中國餐館無一例外被美國同化了，寫一些我想念的地道中國美食給了我一些類似心理補償的東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像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樣，是為了在懷念中國事物的過程中發現新的意義。現在，對於陳探長來說，工作處處受挫，個人生活也不如意，我想要關照他一點。因此，就有了食物和詩歌。但是在新書中，這種嗜好也造成了麻煩。在一個物質主義盛行的社會，幾乎沒人再讀詩了，他只能寫給自己。由於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醜聞，他又不能像以往那樣享受生活。至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趣的東西，它們當然會吸引我，過去和現在的對比也會告訴我們，哪些東西在當代中國已經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問：
你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聖路易斯，怎麼了解中國的變化?
答：
一名中國記者曾經對我說，在描寫中國的變化方面，我比身在其中的人更有優勢。這不僅是因為中國作家遭到的審查或自我審查，還因為網絡警察的管控。現在，人們常常求助於網際網路來獲得可靠的信息，而不是官方控制的傳統媒體，但是許多網站上不了，比如谷歌和Facebook，更不用說存在敏感內容的中文網站了。在美國，我不需要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而翻牆。我經常回國，這對我也有幫助。因此我相信，對於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我仍然有局內人的視角，然而因為我生活在國外，我還可以說我有旁觀者的視角。內部和外部視角的結合可能會使作品更客觀，更接近真實。
問：
由於2012年初以來曝光的各種醜聞，中共黨內權貴的內部行為方式被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這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你曾經為《紐約時報》寫過一篇來論，說薄熙來醜聞比小說還鮮活。能談談你對這些醜聞的看法嗎?你是否從中找到了未來小說創作的素材?
答：
作為一名作家，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最近幾年曝光了不少政治醜聞。我不需要擔心作家的瓶頸，有大量的新鮮素材撲面而來。確實，中國的現實比小說都離奇。涉及謀殺、陰謀、野心和腐敗的薄熙來醜聞就是一個例子。這樁醜聞曝光後，一個美國朋友建議我就這件事寫點東西，不過他也擔心，觸及重慶發生的真實事件的書可能會被出版商拒絕，因為太瘋狂了。所以，這就是我剛完成的新陳超探案記的起源。這部小說的標題是《上海救贖》，計劃3月首先在法國出版。書中包括用小說手法處理的薄熙來案的細節，但不完全是關於薄熙來案的——這並不是因為薄熙來80年代初在北京和我是校友，我鍾愛的桌球拍還在他那裡。這本書更像是對塑造了薄熙來及其同類的體制的研究。
在寫書的過程中，我一直在關注薄熙來案的庭審。最初，這次庭審表現出來的相對開放令我驚訝。與Twitter類似的微博甚至還發布了庭審實錄，雖然沒人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編的。但很快，我的疑問越來越多。首先，庭審的焦點集中在薄熙來在大連的任期，好像他後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無關緊要一樣，但他後來在重慶的權力要大得多，包括他發起的類似文革的「唱紅掃黑」運動。這些災難性運動的無辜受害者都沒有被提到。因此，說到底，中國的法律還是為共產黨的利益服務的。庭審只不過是中國司法的一塊遮羞布，而司法體系完全取決於黨的制度。
在庭審期間，還有一樁醜聞被曝光，或許為當時的情形加上了一個諷刺的註腳。捲入醜聞的是上海的一群法官，同時也是黨員，他們聚眾嫖娼的證據被尋求報復的人發在了網上。一個中國朋友立刻寫信給我說，這個故事可以寫成像《龍紋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那樣驚心動魄的小說，其中「中國製造的私人偵探」可以和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筆下的人物媲美。
就在我考慮這種可能性的時候，又爆出一樁醜聞。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黨委書記一年受賄六噸茅台的貪腐行為被曝光。(一瓶500毫升茅台的售價在人民幣2000元左右，約合330美元)此人還曾譴責曝光法官聚眾嫖娼的行為是受到了敵對勢力的煽動。在中國，陳探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