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周三，香港金鐘，港府總部外的一條主幹道上，「占中」示威者睡在帳篷內。
香港——一個月前發生的這兩件事之間的差別幾乎不可能再大了：就在香港最富有的大亨們身穿講究的西服，聚集在北京的一個豪華大廳里，接受中共主席習近平會見時，幾千名穿戴邋遢的大學生和高中生走上香港街頭，罷課抗議中共對這裡的選舉權施加的限制。
學生抗議引發了示威動盪以及對市中心街道的占領，給北京當局帶來了自從香港主權於1997年回歸大陸以來的最大挑戰。
不過富豪們幾乎一直沒有發聲。
隨著有關香港政治未來的鬥爭的展開，這些按理對北京最有影響力、而且有最大經濟風險的男男女女，對局面一直保持著刻意的沉默。一方面擔心惹怒中共領導人，中共領導人可以毀掉或損害他們的實業，一方面擔心冒犯香港市民，市民中有許多人已對他們不滿，他們只能退縮到自己轎車的褐色車窗後，或躲在自己山坡上莊園的精心製作的大門內。
房地產和港口業務巨頭、亞洲首富李嘉誠曾在上周短暫打破了這種沉默，他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雖然他理解香港學生的「激情追求」，但他們應該回家。
「懇請集會人士不要讓今天的激情變成明天的遺憾，」他說。「懇切呼籲大家馬上回到家人身邊。」
私下裡，這些富豪對街頭抗議活動表示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願意接受讓公眾更廣泛地參與選舉的目標，而不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更受限制的方案。許多人不信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認為他有獨裁傾向，還有點經濟民粹主義，可能會有朝一日靠增加向他們納稅來支付更多的社會開銷。
不過，在公開場合沉默是北京目前對商業精英的所有要求。
習近平在九月份與他們見面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告訴這些不耐煩的工商界人士，要把對梁振英政府的分歧放在一邊，要共同支持港府對北京已經預見到的民主抗議活動的處理，四名參加了習近平會見的香港官員說。
葉劉淑儀說，這個要求讓他們變得沉默，她是梁振英行政會議的成員，也是來自親北京的新人民黨的立法會議員。她說，「不管他們會怎麼想，沒有人公開發表過批評意見。」
結果是，學生和工商精英之間的鴻溝進一步擴大。雖然抗議者的主要目標是政治性的，既放開行政長官的選舉程序，但是，支撐運動的是經濟不滿情緒的潮流。許多抗議者抱怨房價太高，高薪職位難找，社會缺乏流動性。
「現在的房價太高了，」28歲的大學畢業生溫森·譚(Winson Tam，音譯)說，他現在從事幫人理財的個體經營，每天晚上都加入到抗議者行列之中。他說，「我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擁有自己的家是一個太遙遠的夢想。」
不管抗議活動的結局如何，這種問題不大可能會很快消失。應屆大學畢業生在這裡的起薪一般不超過每月1.2萬元港幣(相當於9500元人民幣)，而在香港，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單間公寓的售價可達200萬元港幣。更令北京擔心的是，大陸存在同樣的問題，大陸的房價也高不可攀，而大學畢業生人數是2000年的五倍。
經濟問題也是政府拒絕示威者開放選舉程序要求的因素之一。
梁振英在周一接受採訪時表示，香港不能搞完全開放的選舉，原因之一是那會導致「數字遊戲」，會迫使政府把「政治和政策」向窮人傾斜。香港目前的行政長官由一個1200人的當地委員會挑選，然後由北京任命，這個委員會中的許多人很富有。
梁振英的話是在一個中國學者之後說的。這位學者是中央政府的香港問題顧問，他曾在八月份表示，為了保護當地資本家的利益，香港的民主必須受到限制。在中共外交部在這裡安排的一次講話中，他講了那些令人難忘、而且當時頗為令人吃驚的話，他說普選會傷害工商界，因為「普選將讓商界的蛋糕被別人分享。」
北京與工商界精英的默契與示威者的要求不太吻合。周三下午，有近百人在梁振英官邸的大門外抗議，指責他勾結富豪制定對抗窮人的政策。
不過，根據過去的經驗，如果示威者想取得任何進展的話，他們需要至少有一些精英站在他們一邊。
香港最近的一次大規模親民主街頭抗議活動是在2003年，當時的政府試圖通過嚴格的內部安全法規。儘管有來自北京的巨大壓力要求支持立法，但富豪們沒有讓其通過，至少部分地因為一些人擔心，持續的抗議活動可能會給市中心的建築物造成財產損失。
但與2003年不同的是，工商精英們今年沒有給政府施加壓力，讓其與示威者達成某種妥協，據一名深入參與香港政府決策的人說。
這位人士說，因為店主和其他租戶仍在支付租金，所以地產富豪們毫不在意，而金融家們一直不願讓抗議活動引起太多的注意，因為他們擔心商業信心受損。這位人士由於問題的政治敏感性堅持不具名。
只剩下零售行業領導人和其他商業經營者發點牢騷了。
包括李嘉誠在內的許多富豪都拒絕接受採訪，或沒有回覆有關抗議或香港政治的採訪請求。
的確，公開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會妨礙業務。
兩周前，俊和發展集團董事會副主席彭一邦(Derrick Pang)取消了公司贊助香港大學的兩個獎學金項目。他在周三接受電話採訪時解釋說，「我不能支持繼續讓學生違反法律的機構。」
自從取消了獎學金項目後，彭一邦說，他在網際網路站上遭到嚴厲批評，還有「六、七家」新聞機構開始調查俊和是否從政府拿了合同，或與梁振英有秘密關係。
工商界「沒人願意站出來說話」，他抱怨說，並補充道，「我不反對民主，我只是反對抗議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