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中發表「秘密報告」，對前領導人史達林展開全面批評，震動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赫魯雪夫在此後的蘇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得益於朱可夫元帥的大力支持，將馬林科夫等反對者悉數逮捕。文革爆發後次年初，《人民日報》、《紅旗》便以「中國的赫魯雪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當時毛與劉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但同樣是元帥的賀龍並沒有和劉少奇劃清界限，這一舉動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擔憂，也由此埋下了賀龍悲劇式結局的隱患。1973年，毛澤東雖口頭上為賀龍平反，但近9年之後，中共中央才正式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這一波三折的平反過程，著實耐人尋味。蓑笠翁在個人網站發表文章《賀龍事件始末》，對於「林彪迫害賀龍」的說法指出，林彪不是賀龍事件的元兇，真正的原因是由於毛害怕賀成為朱可夫。
作者聲明：對於文中所採取的很多資料，都是後來林彪倒台後的證詞，儘管我多加驗證，肯定還會離真實有出入。
毛澤東在賀龍等陪同下，觀看解放軍和民兵的軍事匯報表演
賀龍不能成為朱可夫
1957年6月1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魯雪夫辭去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雪夫不接受，要求召開黨中央全體會議來決定他的去留。時任國防部長的朱可夫支持赫魯雪夫，命令國防部用軍用飛機將中央委員火速接到莫斯科。6月19日，三百多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檢查委員召開全會，大多數委員表示支持赫魯雪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被解除職務。此事奠定了赫氏的掌權的基礎。當毛澤東決定要打倒「掌權的走資派」時，一定會考慮到在當時的中國有沒有這個朱可夫。誰最有可能成為朱可夫呢?也就是說，「兵變」、「政變」的問題已經是毛澤東要考慮的問題。1965年10月以後的幾個月中，毛澤東提出了防止和對付「兵變」、「政變」的問題。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不要怕兵主，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應該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據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7號附件三，肖華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此後在「兵變」、「政變」的問題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5·18講話時到了一個頂峰。
1966年2月北京衛戍區來校看房、借房，要駐一個團。北大和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寫大字報質問彭真要搞「二月兵變」。8月2日，鄧小平曾經向老師學生們解釋：「我們的軍隊不僅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經過康生的調查發現，命令看房、借房的某師師長是賀龍的老部下，他們還到農大、石油大學看過房。康生向毛誣陷「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戚本禹1979年4月24日揭發：康生「說什麼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錢鋼在《「二月兵變」真相》跋1980年12月7日《解放軍報》，胡思升在《元帥之死一賀龍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前後》載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中，都說到康生誣陷「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而賀本人也是經常帶槍的，賀又不同意調換他的警衛部隊，當時賀龍身上一直有槍。賀龍不管什麼時候，都讓身邊的警衛人員帶上步槍和機槍。以前總要警衛處跟車，現在就是不讓跟車也不讓調換他的警衛，中央警衛處(團)一直是毛澤東直接控制的(通過汪東興)，林彪也控制不了中央警衛處(團)，賀龍為什麼這樣做?
當時毛與劉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但賀龍並沒有和劉少奇劃清界限。劉少奇被批鬥後，賀龍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來反映情況：「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這樣搞像什麼話!黨有黨紀，國有國法!」。當大家都在批劉時，他不發言，毛問他：「為什麼不發言?」，賀龍挺身立正：「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啊!」同時，賀龍的女兒在清華大學居然與江清面對面辯論了3個小時，江清也不含糊，直接告訴賀龍的女兒：「回去告訴你父親，我們要動他了，還有你媽，也不是個好東西!」。當毛和林要求穩定軍隊，對領導幹部不要動，可是賀龍卻公然唱反調說「個別的也可以動一動」。賀左批海軍的李作鵬，右批空軍的吳法憲，同時又鼓勵「賀辦」的人貼了「大字報」跑轟當時總參的負責人楊成武，賀的另一個前下屬軍委作戰部長也簽名寫大字報造總長楊成武的反，連周都看不下去，提醒楊要小心。賀龍的動作越來越大。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對賀審查，原因何在?1967年2月3日，毛澤東與卡博、巴盧庫談話，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學習班學員時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後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毛給賀平反時說這麼一句話，「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為什麼總要帶著槍呢?」原來如此，是槍的原因啊。
信——叛徒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對賀審查後，但是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能把賀龍搞挺。就在這個時候，湘鄂西已故領導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給武漢軍區寫了一封信，說賀龍在三十年代和國民黨有勾結。1967年2月14日，武漢市第二十中學英語教員晏章炎第三次寫給「中央文革小組」材料，誣陷賀龍在1934年向蔣介石乞降。說他父親晏勛甫在臨死時告述他一個埋藏在心裡多年的秘密：即賀龍在歷史上，曾經向蔣介石寫過「乞降」信，企圖「叛變投敵」。晏勛甫時任國民黨南昌行營二廳當廳長時，『有一天收到一個報紙卷，拆開後發現一張字條，『落款是一個龍字，他父親當即向蔣介石作了匯報，派了一個姓黃的去蘇區『找賀龍接洽，回來後說賀龍同意投誠』。」2月22日，江青拿著抄件對周說：『這下該把賀龍揪出來了吧!』隨後，2月28日，文革辦公室將原件轉交中央軍委信訪處。3月4日，軍委辦公廳副主任金濤(現總參辦公室顧問)送楊代總長，請示處理意見。3月6日，楊代總長簽送林彪閱。3月9日，林彪在送批簽上簽了名，江青劃了圈。中央總共派人兩次調查此事的真偽。7月13日，調查者回到北京，「給林彪、江青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說『我們認為，晏章炎的揭發是可信的』。『賀龍……只是由於敵人沒有滿足他的私慾，或因客觀情況的變化，而叛變未遂』。」第二次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給出了同樣的結果。1967年9月7日，葉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提出：賀龍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問題嚴重，要立案審查。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積極支持，周也表態同意。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准立案審查。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國務院參事多次舉行分組會，學習文件，座談揭發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歷史上的問題」。國務院參事室的「黨代表」動員參事們反映他們所知道的中共高幹的歷史情況，李仲公3月27日對「黨代表」說，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須向周總理本人單獨談。稍後李仲公將兩封據稱是早年賀龍同志的「親筆信」，交給了參事室，並提出要向周總理報告。參事室即向周總理聯絡員鄭凱同志電話報告，鄭要求將原信馬上送去。參事室即派人送去。李仲公此舉有報私仇之嫌，一報當初賀龍阻止其要貴州政府主席一事。後來在賀龍去世後的三年以後，周恩來下令調查李仲公共交通來的「賀龍求降信」的真偽，結果發現所用紙張是40年代後出產的。這是不是符合實際情況呢?李仲公其人從歷史上看，是個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90高齡時，在接受調查時拒不承認造假，尤其是面臨抗拒從嚴的後果，還拒不認錯，不合他的本性。賀龍寫給蔣介石的信可能有多種解釋，也許並不是「乞降」，但是在文革中，只要一封信，管他是什麼信，都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你打成叛徒。劉少奇就是例子，當初還是周親自寫的材料通報全黨說劉少奇的出獄經過。林彪死後，從毛參加陳毅的葬禮，出於政治安慰的需要，一批人要平反不論是活人還是死人。作鑑定的人就知道怎麼作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賀並不是共產黨員，腳踩兩隻船也是可能的，但公開求降卻是過分了。
1968年賀龍收到一封以「中央軍委辦公廳」名義所發的信，要他交代當初他是如何與國民黨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有哪些人、最後又達成甚麼協議。賀龍看見黨中央重提此事，心中大感不妙，不停地書寫「冤枉」、「冤枉」。事情起源於1933年12月，蔣介石反動政客熊貢卿(又名熊瑞齡)「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熊貢卿先派粱素佛(又名梁天聞)來到相鄂西紅三軍。賀龍發覺來人之陰謀，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經分局決定，「為要得到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及四方面軍之破壞工作的消息」，允許熊貢卿來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況後，即將熊事公開，「舉行群眾審判」，予以處決。事後，湘鄂西中央分局於1934年3月17日，將此事經過報告了中央。其實，當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當事人知曉。不過，賀龍當時確實是槍決了蔣介石派來的談判代表熊貢卿。賀龍忿忿不平地說：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最背的時候參加革命的，所以無論多麼背時，我都不怕。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黨怎麼辦?國家怎麼辦?
就是這三件事，最後導致了一代名帥悲慘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