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勉，山東煙臺人，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重慶銀行幹部學校校長，系行政十三級高級幹部。
我和於勉相識於1958年3月在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三中隊勞動教養期間，初來大堡時，勞教人員住的工寮尚未完工，竹篾片牆還在敷泥，工寮內還沒來得及架舖，勞教人員都睡在潮濕的地上，翻開墊被，下面鋪的蕨草全是濕的，上面掛滿水珠，許多人因此得了風濕關節炎，走路膝關節疼痛難忍。7月份才搭好通舖，我和於勉毗鄰而眠，晚上常在枕邊竊竊私語，天南海北，無話不談。加之我又是他的煙臺同鄉，用膠東土話交談，格外覺得親切。他已48歲，大我25歲，我們相處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他是我終生難忘的朋友和師長。
於勉一生操勞，戰爭與疾病摧毀了他的健康，未滿50歲的人已滿臉皺紋，高度近視，看起來十分蒼老。到了勞改單位，迎接他的是勞累和飢餓，每天開荒、燒草等繁重而超體能的農活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其實最難忍受的還是餓肚皮，我們自來到大堡，幾乎沒有吃過幾頓飽飯，每晚收工回來的晚餐只有一小木瓢苞谷清湯粥，靠這點食物充飢常餓得睡不著覺。
當時於勉經濟條件較好，常收到親屬從青島寄來的食物和匯款。他體弱多病少有機會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東西都要代他買些麻餅、白糖、核桃之類的東西用於充機，1959年以後。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吃的了。
於勉知識淵博，閱歷豐富，對事物具有深遠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維方式，我倆有兩次長時間單獨談話，至今還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他不愧為一個極有判斷力的預言家。因為他向我所說的內容，在後來的歲月中都不幸變為事實。
第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倆被派往幾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時天氣晴朗，不一會兒就下起了大雨，我們躲避不及，只好把鋤頭插進洋芋地，坐在鋤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濕透了，又冷又餓，十分狼狽，當時思想「冒包」色，牢騷滿腹。於勉見狀，就問我是怎樣當上右派的?我向他講了當右派的荒唐經歷：「1957年5至7月份我到山東老家探親去了，8月份才回省團校，我既沒有參加鳴放、寫大字報，又沒有給任何人提過意見，只是看到7個被打成右派的人心裡有些納悶，在日記里多寫了幾句：他們昨天還是革命同志，怎麼給領導提點意見就變成了階級敵人?毛主席不是事先說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為什麼現在又要給言者定罪呢?這不是出爾反爾嗎?我對毛主席搞的陽謀、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這套把戲實在弄不懂。我這些想法並未向任何人談。豈料這期間領導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屜，看了日記，然後由王毅校長出面命我交出日記。當天就根據日記上這些話把我劃為右派。並說我是利用日記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不服，極力申辯寫日記是當時的思想活動，不屬於言論和行動，說不上是進攻。幾天之後，我以不認罪，態度惡劣，堅持反動立場被定為極右分子。直到送勞動教養前才有人悄悄告訴我：省團校分了8個右派指標，只差1個了，是用你湊數的。指標完成後又發現團課教研室的劉世斌問題比我還嚴重，團校請示了市委5人小組，答覆是：名額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劉劃為中右好了。我對這段荒唐經歷越說越氣，對於勉說：「如果人的思想活動都可以定罪，這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腹誹罪』，有何區別?是他們撬了我的抽屜，到底是我犯罪還是他們犯罪?」
於勉聽後連連搖頭，意味深長的對我說：「憲君啊，你真是個書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學教黨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對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話鋒一轉又說起了他自己。他說：「我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也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建國後的政治運動。我覺得黨內鬥爭比與日本鬼子，蔣介石的鬥爭還要殘酷，還要無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鎮壓『紅旗黨』的運動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現在還要感謝毛主席給你留下了一個腦袋哩!」他又說：「我這個右派其實比你還冤枉，你還有一項思想罪，我是因為沒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鬥爭中，上級找他匯報銀行幹校劃了多少右派。他說：「我們學校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結果這句話成了上級給他劃右派的依據。理由是：「你說你們學校沒有右派，這句話就是右派言論。毛主席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難道你們學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調，不是反黨是什麼?」他有口難辯，右派帽子就是這樣戴在頭上的。
他被撤職後新來的校長，一副極左面孔，上任不久就劃了一大批右派，連在校學生都未能倖免。他成了本校的大右派，寫不完的檢討，挨不完的批鬥，又被降為工友使用，天天掃馬路，沖廁所，為職工端茶倒水，聽候驅使呼喚。他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羞辱，終於在一次檢討會上發作了。他說：「我看這次反右派鬥爭，簡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無中生有地給人羅織罪名。」名這句話立刻被上綱上線，批鬥會上說他「含沙射影，把領導反右派鬥爭的毛主席比喻為一條狗，把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的群眾說成是一群狗，這是惡毒攻擊毛主席和廣大群眾。」從此，他又成為極右派，命運急轉直下，最後被送勞動教養。
談到勞動教養的期限時，我說：「勞動教養是最高行政處分，還夠不上判刑，估計最多一年半或就該放回家了吧?」他說：「不會吧!哪裡有這麼便宜的事，你既然被當作專政對象送來，我看決不會輕易放你出去，即使解除勞教還要留在勞改單位就業。公安機關這一套我熟悉!」我聽了涼了半截，心裡很不是滋味，對前途十分悲觀，我說：「這樣看來，我這一輩子不是完蛋了嗎?」他又說：「不見得!你才23歲，年輕得很，只要能堅持活下來，我看還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我困惑不解地問：「可能嗎?」他的分析是：「反右派鬥爭是毛主席在青島會議上一手策劃的。毛主席的為人我是了解的。他從來不會認錯，他有一句話叫『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我看只要毛健在，你我再有多大的冤枉，都不要去想，還能翻過來。我年紀大了，病又多，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這副老骨頭早晚會丟在大堡這個鬼地方。」當時，我已隱約地領會到他話中的含義，心裡想，只有等毛去世以後，我們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畢竟毛大我42歲，我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第二次說話是在1960年的夏天。從1959年起我離開三中隊，到跑馬坪五中隊給小犯人當大組長。和於勉見面的機會就少了。那時沙坪農場的右派和小犯人們已開始大面積的患水腫病。有些人的臉、手、腳腫得發亮，兩隻眼只有一條縫。整體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則枯瘦如柴，形同骷髏。那些飢腸轆轆的小犯人，出於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們什麼都偷，甚至剛種下的洋芋塊，即使浸泡過福馬林，灑上大糞也被他們刨出來燒著吃了。跑不動的病號，呆在工寮已奄奄一息。勞動生產已無法正常進行。大組長的主要任務是背病號送衛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過三中隊，在山坡上遇見於勉，他柱著拐棍，步履瞞跚地向我走來，拉住我的手告訴我：「如今身體已每況愈下，健康日益惡化。戰爭年代飽一頓，餓一頓留下了胃潰瘍，又患心臟病，實在拖不起了。近來隊部給予特殊照顧，每天發一斤大米給我，可以自己煮來吃，免受食堂盤剝。」他手上提一個美國造豬腰子形鋁飯盒，據說是「抗美援朝」的戰利品，已準備去煮烯飯，見我來了很高興，顧不得煮飯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擺起了龍門陣，他問我五中隊的情況，我說：「原先有400多人。後來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補充進來200多人。我那個大組分了40幾個，結果跑了十幾個。現在經常追逃犯都搞不贏。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芋，海椒，被彝胞用鋤頭打死了兩個，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進峭壁深淵，屍體發臭了才被人發現。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陳重寅教援，小學老師羅志榮，大學生周蘭新，醫生劉天模等，這樣下去要不了兩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於勉聽後立即問我：「你知道為什麼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在沙坪農場是剋扣糧食，在全國是決策失誤。」他對毛的個人品質極為反感，十分肯定地認為是毛製造了這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他說：「這場全國性災難的起因，根子在57年。說了真話的人當右派，當階級敵人;說了假話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麼會有58年的大躍進，浮誇風?既然畝產上萬斤，怎麼會大量餓死人?我看沒有57年反右派，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無疾而終，毛這樣一意孤行，中國還會面臨更大的災難!」我為他激烈的言詞而擔心，怕他說漏嘴惹來麻煩，他對我善意的提醒似乎不以為然，接著說：「當年我說了真話，如今落到這個下場。現在什麼都無所謂了。你還年輕，來日方長，說話可要小心。只要能活著出去，你還可以干一番事業。反正我是熬不出頭了。」他對整過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於懷，對我說：「那些傷天害理，昧著良心整人害人的傢伙，決不會有好下場。不管他們在反右派中撈到多大好處，他們最終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說話的語氣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個法利亞長老，在伊夫堡監獄向鄧蒂斯說話一樣，他提醒我：「是什麼人從你的痛苦中獲取了利益，今後就打他算帳。」他甚至還向我講了一個春秋戰國時期那個著名的復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說：「當年伍子胥破楚後，把楚平王的屍體從墳墓中刨出來，鞭屍三百以解心頭之恨。有人阻攔勸說：棄了吧!將軍不要意氣用事，要注意影響啊!伍子胥摸著滿頭的白髮說：我都這麼大一把年紀了，還顧什麼影響不影響。別人愛怎麼說就隨他去說吧!我才不管呢。」我當時並不怎麼理解這個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後才逐漸明白了於勉的良苦用心。
這一次見面，他講的很多，有些內容已記不清了。我看時間不早了，還有追逃犯的任務在身，便起身告辭，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兩個月之後，我又一次追逃犯路過三中隊，路邊遇到重慶市公安報來的蔣柏齡。我向他打聽於勉的近況，他說：「於勉已經去世了，他是病餓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個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和人為地製造饑荒的年月里，沙坪農場的山溝里早已餓殍遍野。被關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難擺脫這種厄運。像於勉這樣的老者，更是在劫難逃，最先命赴黃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縮影。
1961年春，我又被調到三中隊，聽和於勉關係較好的郎先瀛等軍人講：「於勉死得很慘，人還未斷氣，身邊的呢子大衣，俄羅斯毛毯和派克鋼筆就不知去向。據說是保管在中隊部。可誰也沒有見過，更沒有誰敢打聽這些物品的下落。於勉下葬時半裸著身子，用一張破草蓆裹著屍體埋在山坡一個土坑裡。時間大約是1960年秋冬之間，具體日期已無法查證了。
反右派鬥爭轉眼就是50周年了，我們這些大難不死，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所經歷的種種磨難，是一生中永遠都揮之不去的陰影。至今我還時常夢到自己又回到了勞改隊，為自己尚未脫離牢獄之災而膽顫心驚，誰也無法抹平心靈上的創傷。
當年於勉的預言，後來果然一一應驗。他對許多問題的分析一針見血，判斷入木三分。他向我說的都是真話，至今記憶猶新，在「57」難友罹難50周年今天，寫下這一段真實的歷史，以示對他的懷念。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這批當年20多歲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翁，何況我們說真話的時間已經不是很多了。不是嗎?我們這些倖存者有責任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