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秘密調查胞妹張佩瑛猝死案始末

然而，孫用余有五個母親，十六個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個兄弟。這二十四個兄弟姐妹，有著各種各樣的「縫」。如果再加上數十個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話，調查組縱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

調查組對孫用余審查了一陣，實在查不了那麼多的「縫」，只得不了了之！

致於方兆麟的表姐夫錢宇人受到審查，說來也是一條奇聞：竟是因錢宇人的兒子錢大復的一張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錢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壓著兒子的一張照片：頭戴耳機，手按電鍵，「桌上有類似發報機般的東西」！

頓時，調查組的神經又興奮起來。因為他們曾查過方兆麟家的「啼、啼、啼」問題，查不出什麼名堂，如今錢宇人的兒子居然「啼、啼、啼」，豈能輕易放過！

調查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謀殺」張佩瑛，受命於「帝、修、反」，而他與國外的聯繫，是通過表姐夫的兒子收報、發報！

於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起，對錢宇人立案審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關係、查錢宇人與方兆麟的關係等六大問題之外，重點放在查他的兒子的收發報機。

一查，兒子錢大復真的有收發報機！

然而，當調查組追查到錢大復所在的學校里，老師卻如實地說明了如下情況：

「錢大復同學練習收報、發報，是本校規定的國防訓練項目。除了他以外，許多同學也要進行這一訓練。錢大復同學的電訊器材，是本校打了證明，讓他到舊貨商店買的。」

調查組跟蹤追擊，查到舊貨商店，果真查到學校為錢大復所開的證明。

唉，東奔西查，調查組又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其實，倘若讓福爾摩斯來查此案，恐怕就省勁得多，根本用不著對錢宇人進行立案審查。福爾摩斯顯然會說：「倘若他的兒子是特務，他怎麼會把收發報的照片公然壓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誕、可笑的「立案審查，」。調查組的先生們大約忙糊塗了吧！

調查組忙哪。

調查組忙得很哪。

查了不知多少條「縫」，鑽了不知多少個「洞」。

風塵僕僕，夜以繼日，秘密調查組肩負著「中央首長」的重託，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闖」。

僅上海一地，調查組審查所及，達四局二區，即化工、儀表、郵電、輕工四局，盧彎、普陀二區。

此外，外調還涉及北京、內蒙、新疆、廣西、四川、雲南、江蘇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審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國夫、護士龔雅琴。

還立案審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強，弟媳許風珊；

還審查了方兆麟和萬廷鈺的許多親屬、同事、朋友。

就連出事的那天清早，一個從蘇北來滬的人，偶然在中山醫院門口跟方兆麟說了幾句話，也「有人反映」。結果，那個人受到審查！

更有甚者，長途台的一位接線員，在長途電話中常常聽見關於方兆麟的事，偶爾向中山醫院總機問了句「你們醫院那位麻醉醫生怎麼樣了」，居然也被調查組查到了，受到審查！

聽說認調查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認真負責」，「不放過一個疑點，不漏掉一條線索」，王秀珍眉開眼笑，得意了：「這個案子，如果交給警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來！」

她對調查組不斷鼓氣：「你們要繼續全力以赴，查清問題，不要難為春橋、洪文同志了！」

不過，調查組也非鐵板一塊。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張春橋賣命的，也有不以為然的。

調查組的一位成員實在著不下去，寫信給徐景賢，指出：「至今，我沒有發現方兆麟有蓄意謀害的事。現在調查組拼命從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賢把這一意見轉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裡聽得進。她說，她到張春橋家大過了，張春橋在寫給兒子的信中講，張佩瑛是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犧牲的！

Q一聽說張春橋發話了，頓時查得更凶、更起勁了，非欲置方兆麟於死地而後快，以求報效於張春橋……

大膽推理之八：追查柯慶施之死

說實在的，不論是查打字機，還是查送蛋糕，查來查去，查不倒方兆麟，無法把醫療事故「推理」為「政治謀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難被。

調查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級情報」，說得有鼻子有眼：柯慶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慶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針硫苯鈉之後死去的！這次，張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針硫苯妥納之後死去的！

誣告，也需要某種「才能」--把假的說成比真的還真。「有人反映」說，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給何慶施所打的那一針硫苯妥鈉，是他從家裡帶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鈉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廠里生產的！

問等聳人聽聞！似乎方兆麟以同樣的手法害死了柯慶施和張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幫凶」！

還有人「反映」：在張鳳瑛死後，為了查驗所用的硫苯妥鈉是否混入毒物，曾尋找過那支硫苯妥鈉空瓶。可是，查遍手術室，未能找到，最後在洗手間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證--他給柯慶施也打硫苯妥鈉……

這一「特級情報」非同小可。比起張佩瑛來，柯慶施要大得多了。柯慶施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在「文革」中，報上提及柯慶施，往往總要冠以如此親切的稱呼--「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調查組一旦能夠查明方兆麟是「謀害」何慶施的「兇手」，不用說方兆麟必死無疑，而已調查組會立一大功，震動全國，個個飛黃騰達……

然而，這卻是一個高難度的命題。

關於何慶施之死，本來就雲遮霧障，被塗上種種神秘的色彩，猜疑紛起。

柯慶施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突然病逝於四川成都賓館。終年六十三歲。

早在「文革」初期，有人幕後操縱，藉助於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在全國範圍內造謠，把污水潑向賀龍元帥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同志，誣陷他們「謀害」了柯慶施。

我從紅衛兵小報上，查到了當年幾乎傳遍全國的一份傳單，題為《揭開柯老被害的內幕》：

柯老是被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成都、華東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據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柯老之死是嚴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調查材料完全證明，柯老之死是劉少奇、賀龍、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從歷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慶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長期以來，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同以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路線作了不調和的鬥爭。早在抗戰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劉少奇是老機會主義……他對我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我國進入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劉少奇之流就對柯老下毒手。他們突然「邀請」柯老去成都，進行暗害，這完全是預謀的反革命事件……

紅衛兵的傳單，寫得「有聲有色」。柯慶施之死，仿佛成了一樁嚴重的「政治謀殺案」。

一時間，滿城風雨，何慶施之死成為造反派們炮轟賀龍、李井泉的「重磅炮彈」。

謠言畢竟如同瓦上的霜，不能持久。雖然張春橋曾派人秘密調查過柯慶施之死，沒有查到賀龍、李井泉「謀害」何慶施的任何「罪證」。

謠言終於煙消雲散，被人們所淡忘。

然而，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整黨之際，上海中山醫院有人舊事重提，把問號打在方兆麟身上。

確實，方兆麟自從參加高於醫療班子之後，有點令人眼紅：他一會兒飛到這兒，一會兒飛到那兒，誰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在幹什麼，在給誰看病。他總是跟上海醫學界的名醫同來同往。無疑，參加高幹醫療班子，意味著政治上和業務上的雙重信任。

畢竟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道聽途說，方兆麟去過成都，參加過搶救柯慶施，最後一針是方兆麟打的……

於是，有人對這位飛來飛去、行蹤神秘的方兆麟，提出了質問。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早在張佩瑛死亡之前五年，方兆麟便已寫了一份詳細材料交給黨組織，清楚地說明了自己參加搶救柯慶施的經過。當時，綢織上經過外調，證明方兆麟所述屬實，去除了疑問。方兆麟依舊參加高幹醫療班子。也正因為這樣，五年後當張佩瑛要動手術，婦產科醫院黨總支才會指名道姓要方兆麟負責麻醉。倘若方兆麟是「謀害」柯慶施的「兇手」，怎麼可能請他為張春橋之妹動手術？！

然而，在張佩瑛死後，調查組為了把醫療事故打成「政治事故」，於是再廢舊事重提……

方兆麟醫師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所寫的參加搶救何慶施的經過，是一份珍貴的史料。鑑於柯慶施之死謠傳甚多，從未公布過真實內幕。如今，柯慶施之死，已過去二十二個年頭，早已成為歷史，何況歷史也對柯慶施作出符合其本來面目的評價。本文引述方兆麟醫師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所寫的材料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從中既可清楚看出柯慶施之死並非死於方兆麟那針硫苯妥鈉，而且也可了解柯慶施之死的真實經過，洗去那些潑在賀龍、李井泉身上的污水：

一九六五年四月六日上午十點，我正在中山醫院手術室工作、忽然，黨總支來電話，告知有緊急任務，準備好麻醉機、麻醉藥等，隨帶一點風涼衣服，等一會就有車子來接，與護士唐子林一起做準備工作。

電話未告知去什麼地方，為誰治病。

不久，汽車接我和唐子林到機場。

機場上停著一架專機，同去的有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的醫生、護士。此外還有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

在機場上，從華東醫院的人口中漏出，這次要治療的病人是我們過去曾治療過的。

中午，專機起飛。到成都己是傍晚。

到達招待所以後，才知為柯慶施治病。柯慶施的保健醫生胡允平作了介紹：柯慶施昨晚赴宴，回來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覺腹痛。經過成都和北京的醫生會診後，未見好轉。所以上午來電，請上海醫生來。

胡允平介紹完畢，便有一部分上海醫生前往柯慶施住處看病。

我與放射科榮獨山二人，因暫無需要，未叫我們去柯慶施住處、我們倆去吃過晚飯，在招待所里等候。很晚，才見給何慶施看病的上海醫生回招待所。華東醫院的一位護士告訴我，柯厭施血壓壓低，現在好了些。

次日(四月七日)上午，由成都醫學院麻醉醫師閔龍秋等陪同，一起到成都醫學院附屬醫院看手術室、麻醉機以及手術用具，選擇好一手術室，準備為柯慶施動手術用。從崔子義、董方中處了解到，柯慶施暫不宜手術，目前的診斷第一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當日上午，我的時間消磨在成都醫學院附屬醫織的參觀上。

下午，大約二時至三時間，我被叫去。因為柯慶施兩天來未得好好休息，煩躁不安，要我為他注射鎮靜劑。這是我第一次進入柯慶施臥室。

我診看以後，來到臥室外間，與醫生們商量用什麼鎮靜劑可使他安靜下來。我提出用硫笨妥納，會診醫生們同意，我回到自己臥室取藥。

經薛邦琪同意，我準備給柯慶施注射硫笨妥鈉。護士把零點五克硫苯妥鈉用注射用的蒸餾水沖成七分之二點五濃度的溶液二十毫升。沖好後，我本想請當時在柯慶施身旁的醫生去注射，因為我知道柯慶施不喜歡見到陌生的醫生。當時，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於，拿著注射器，來到柯慶施床前。

在我動手注射之前，醫生、護士們作了分工，一部分觀察呼吸、一部分觀察血壓脈搏，由護士幫我，在柯慶施手上進行靜脈注射。我把硫苯妥鈉慢慢推入，自己邊用手指扣住柯的脈搏，推入十毫升藥水之後，柯慶施安靜地睡著。呼吸、脈搏、血壓，都沒有大的變化。

我在床旁繼續等候，觀察五至十分鐘，無變化。薛邦琪叫我離開柯慶施睡的地方，我就離開了。

晚上，薛邦琪又叫我去，於是我第二次進入柯慶施臥室。當時，柯慶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狀。戴上面罩，給氧之後，也未改善。經醫生討論，決定氣管插管呼吸。插好氣管導管之後，發現呼吸、心跳停止。於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臟按摩，心內注射腎上腺素。按摩一、兩分鐘之後，心搏恢復，呼吸沒多久也恢復。

由於呼吸交換量不好，我守在柯慶施旁邊，作人工呼吸與扶助呼吸，一直做到次日(四月八日)上午，才由成都醫學院閔龍秋代我，我才休息了一會兒，但未離開。記得由於心搏停過又恢復，所以柯慶施頭上放了冰袋，防止因缺氧可能引起腦水腫。

八日，我與閔龍秋輪流為柯慶施作人工呼吸，柯未見好轉，血壓低。開始使用升壓藥，效果尚可，但後來效果不好，不易維持血壓，小便沒有。

這時，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對我說：「這一次，怎麼沒有把尚德延找來？」我回答：「最好把他找來，多一個人好商量商量。」尚德延是北京阜外醫院麻醉醫師。1964年，柯慶施在華東醫院做肺癌切除手術時，是由他和我負責麻醉的。

這天晚上，花了很大力量來維持柯慶施的血壓。醫生分為兩組，分班守候在柯慶施床前。

賀龍參加了討論柯慶施治療方案，指定薛邦琪總負責。參加討論的領導問志還有王一平、錢信忠。我未參加討論，仍負責為柯厭施做人工呼吸、吸痰。我和閔龍秋輪流著。

九日上午，柯慶施血壓仍不好，繼續做人工呼吸。情況越來越差。用阿托品，用腎上腺素，均未見效。

中午左右，突然心搏停止。經胸外心臟按摩及心內注射腎上腺素等，心搏一度恢復。以後心臟又多次停搏。

最後一次停搏之後，大家輪流做胸外心臟按摩。我記得，醫生、護士都排了隊，輪流上去做，每人做幾分鐘。因為做的時間比較長，柯慶施的肋骨壓斷了不少。胸外心臟按摩一直做到晚上，陳丕顯、魏文伯趕到，這才決定結束搶救。

陳丕顯對在場的搶救人員說了話，大意是醫務人員對柯慶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無法挽回，鼓勵大家化悲痛為力量。

當天晚上，在成都醫學院病理科，對柯慶施遺體作了解剖。由錢信忠帶著參加搶救工作的醫生在一旁觀看。經討論，一致認為，柯慶施死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回滬前，我參加了在成都舉行的柯慶施追悼大會，見到賀龍、李井泉、聶榮臻、董必武等。

後來，我們集體赴機場，把柯慶施骨灰護送上飛機。參加搶救工作的上海醫生隨專機一起回滬。

方兆麟醫師把他參加搶救柯慶施的過程，寫得清清楚楚。

然而，由於張鳳瑛之死，調查組企圖在柯慶施之死事件中查出一條「縫」，方兆麟受到了嚴格的審查。

調查組查訪了參加搶救何慶施工作的醫務人員。這些醫務人員不伯壓力，忠於事實，寫下一份份外調材料，證明方兆麟無罪，使調查組找不出一條「縫」。

其中以華東醫院院長、搶救柯慶施醫療小組負責人薛邦琪寫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權威性：

……柯慶施夫人反映柯慶施非常煩躁，我和林、董、陶、崔等醫師商量以後，考慮用硫苯妥鈉，並提出請方兆麟參加討論。方兆麟來後，我請他考慮用硫苯妥鉤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說：「小劑量是安全的。」於是，決定用此藥。藥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製。方兆麟說，用小兒科劑量。配製時還戴口罩。配好藥，由陶、方、我、胡一起進入柯慶施臥室。方兆麟打針，我們看著。他打得很慢。打完之後，病人打呼嚕了。觀察了一會，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慶施身旁。約半小時後，柯慶施手腳動了一下，但人未醒。……

柯慶施死後，當時我們在成都分析死因，對使用硫笨妥鈉認為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打了硫苯妥鈉後，人會動，乎之也能答應，話也會說。

討論由吳階平主持。

調查組本來把何慶施之死當作王牌，不料甩出去之後，萬兆麟依然打不倒。

花樣百出，費盡心機，調查組又著手查方兆麟的「後台」……

大膽推理之九：查出「後台」王維國

調查組的小樓里，煙霧繚繞。菸灰缸里的菸頭，跟雙眉緊鎖的調查組成員所絞的腦汁成正比。

桌上，攤著那封他們不知讀了多少遍的徐景賢轉來的密告信。

驀地，其中的一段使他們產生靈感：

「我們感到，如果張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問題就要想得複雜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個人的問題。中山醫院現任總支書記Fa是空四軍的……

哦，是要」想得複雜一些「！

這裡的」空四軍「，不就是一條值得深究的線索？！

「空四軍」，意味著什麼？

調查組立即飛快地聯想到當年的空四空軍頭目王維國！

王維國，林彪死黨也。中山醫院的醫院軍宣隊，是空四軍派出的。調查組把空四軍跟王維國劃上了等號。儘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王維國早已鋃鐺入獄、何況空四軍的廣大指戰員並非「王家班子」。但是，調查組卻把張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線鬥爭」聯繫起來，跟王維國聯繫起來，跟空四軍聯繫起來，追查方兆麟的「後台」。

這麼一聯繫，這麼一追查，又產生一連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

這句話，是調查組查閱中山醫院會議記錄時，查到的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調產組如獲至主，立即上報「康辦」。

很快的，張春橋也知道了這一重要消息。

這句話，其實頗為令人費解：「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或許是張春橋過去到中山醫院驗過血。所以那裡有張春橋是什麼血型的記錄。如果這樣的話，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知道了張春橋的血型是什麼，這義有什麼了不起？

不，個，調查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軍」頭上，覺得問題的性質越發嚴重了。因為調查組核對了幾份會議記錄，發覺那句沒頭沒腦的話是記錄者偷懶而造成的，全文應為：

「一兒七一年十一月，婦產科軍宣隊副組長。交代』支左辦公室知道，中山醫院有張春橋同志的血型材料。『」

是呀，問題怎麼會不嚴重：空四軍的「支左辦公室」從中山醫院知道了張春橋的血型材料，可見中山醫院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情況多麼複雜，怪不得會發生「謀害」張春橋之妹事件！

查！這樣重大的問題，豈可放過？

帶著「敵情觀念」，開調查會，查線索，查來查去，這才查明：原來，在一九六七年國慶節前後，華東化工學院的學生Y和Z，參加了上海「炮打張春橋」事件。後來，受到追查。他們把一份材料交給一醫的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在中山醫院血庫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庫里。

輾轉傳言，猶如通過一面面哈哈鏡似的，使事實完全走樣、變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無關，跟空四軍無關，跟張佩瑛之死事件無關，只得作罷。

奇怪故事之二：王維國派人偵察張佩瑛住處地形。

這件事當然非同小可。王維國派人偵察張佩瑛家的地形，意味著什麼，那是不言而喻的。這件事也意味著：「謀殺」張佩瑛；由來已久。方兆麟的「後台」，就是王維國……

然而，這又是一個輾轉「翻印」，完全走樣了的故事。

那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張佩瑛因乳房出現腫塊，在中山醫院開刀之後，住於十二病室。一天，張春橋之妻李文靜來到病房探望，被軍宣隊得知。於是，軍宣隊向上匯報，很快傳入王維國的耳朵。

八月中旬，張佩瑛出院，在家休養。

一輛淺灰色的華沙牌小轎車，駛過大世界時，停了下來。車上坐著三個軍人，兩男一女。他們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商店裡買了兩瓶桔子水。

轎車駛入高安路。三位軍人步入張佩瑛家。他們放下桔子水之後，說道：「首長對你的病很關心，他特地派我們前來看望。」不言而喻，這「首長」是指王維國。

那位女軍人，乃空四軍模範軍醫。她說出了首長的意思：「空四軍醫院的醫療條件好，歡迎你到那邊住院！」

客套一番，小轎車揚長而去。

這就是「偵察地形」的經過！

其實，這只是一次「友好訪問」，聯絡感情而已。王維國聽說派去的使者，竟然只買兩瓶桔子水為禮，曾大發脾氣，責怪他們太寒酸！

至於「偵察地形」，用得著派三個人坐小轎車去驚動張佩瑛？這是極普通的軍事常識。然而，調查組偏愛上線上綱，故弄玄虛。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千真萬確。經調查組匯報之後，曾使張春橋暗暗吃驚：王維國曾秘密調看了張佩瑛的檔案，不僅從中知道了張佩瑛過去曾隱瞞政歷問題、虛報學歷、風流韻事等等，而已知道了張春橋父母張開益、宋蕙卿的種種情況……

從此，張佩瑛的幹部檔案被張春橋下令封存、調走，不許任何人查看！

於是，中山醫院黨總支書記Fa受到了調查組秘密審查……

上掛下聯，審查面越來越寬，打擊面越來越大。

方兆麟被關入秘密監獄

絕密檔案里的一份《情況匯報》：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年七時十左右，實驗室工作人員發現放在工作服袋裡的門的鑰匙不見了，到處尋找。這時，方兆麟聲稱在上廁所時，在那是地上拿到一把鑰匙，交了出來。

經追查，昨大下午五時左右，方兆麟上廁所時、從掛在門後的白袍的衣袋巾，拿走實驗室的鑰匙，偷偷放在洗澡間門框上方。準備要尋死時，用鑰匙打開實驗室煤氣間，以煤氣自殺……

方兆麟被關押在中山醫院的動物實驗室里，欲死未成。

十幾天後，一輛越野車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監獄。

那裡是一幢幢花園洋房，誰也沒想到竟是秘密關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單獨隔離。看守透過門上的小洞，隨時監視著方兆麟的一舉一動。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鐘的放風時間裡，有一次看見一個女人走進他對面的監房。

又很偶然，從對面房間傳出的審訊聲中，他得知那女人是王維國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麼地步--他確確實實成了要犯；

十一次，十二次，……十七次，十八次……調查組一次又一次前來提審他。今天審訊這個問題，明天審訊那個問題。他們仿佛要用顯微鏡把他全身的每一個毛孔都要查一遍！

調查組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奇怪的問題：

「你上中學的時候，騎的那輛英國力士牌自行車，從哪兒來的？你跟英國有什麼關係？」

唉，他還吃過美國奶粉，用過日本牙膏，穿過印度綢、蘇聯布，調查組怎麼忘了調查？！

「你家廁所的燈，為什麼一會兒紅，一會兒綠？那是什麼信號？」

唉，廁所里點的是一盞經濟燈，本來用紅色燈管的，壞了以後換到綠色燈管，難道這也是「特務活動」？！

面對神經質的調查組，方兆麟的神經也被擾亂得有點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監獄，急壞了妻子萬延鈺。如果不是因為家中有三個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還在人間。

最令人寒心的是：調查組要方兆麟揭發萬廷鈺，要萬廷鈺揭發方兆麟……

調查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監視者。誰來方家，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一一記錄在案。一有要緊情報，當即用電話通知調查組……

葉景馨在婦產科醫院，大會批、小會鬥，白頭髮驟然增加。她從十八歲起做護士，二十兒年來，從未受過這樣的屈辱……

在「大揭大議」中，調查組又查出「張死事件」絕不是「孤立」的：在「張死」之前，護士葛薇君為張注射慶大黴素，「發生損傷下肢神經，造成活動障礙事故」；護士范宏茅為張灌腸，「發生燙傷腸黏膜事故」……於是，這兩位護上被免去護士職務，一直做勤雜工……

「張死事件」波及面越來越廣，調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檔案中，有一份華山醫院的情況反映材料，內中寫道：

「在華山醫院，要大揭醫療事故，大抓醫務人員中的事故、差錯，這是一場』反覆辟、反倒退『的鬥爭」。

「事故不僅醫生有、護士有、公務人員有、行政人員有，連食堂炊事人員也有，到處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堅決鬥、堅決批。」

弄得醫務界人人自危，處處瀰漫著「階級鬥爭」的火藥味……

而對調查組的淫威、高壓，方兆麟始終沒有承認過「謀害」張佩瑛。

他寫下了這樣的信：

「調查組的同志們：

「我再一次表白，在張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絕對沒有故意去陷害她。請審查……」

他寫了申辯信給徐景賢--因為他在為高於治病中認識徐景賢，托調查組轉交。

調查組冷笑了：「你寫信給徐景賢？告訴你，我們就是他派來的！」

原來如此！

調查組深知方兆麟認識的高幹頗多，生怕他還給別的高幹寫信，來了個突然襲擊--搜查隔離室。

他們查到了方兆麟寫給妻子的一封無法寄出、近乎遺囑的信鈺：

我沒有故意去陷害張佩瑛同志，這是肯定的。處理是組織上的事。

要自己保重身體。對不起您。

孩子設法培養大，為黨為人民多做些工作。

有困難找我兄姐幫忙一下。

我辦公室右手抽鬥信封(瑞士)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時積下的(鑰匙在學習班處)。

短白大衣在麻醉科柜子里。

把業務書和雜誌都賣掉罷！剩一些政治書就行。

王洪文重申「此案要嚴肅處理」

一雙擦得烏亮的皮鞋，在地毯上緩緩來回移動。禿亮肥碩的腦袋耷拉著，陷入了沉思。馬天水一言未發。

徐景賢歪著腦袋。

王秀珍豎著濃眉。

眼看著張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將來臨，調查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謀殺」、「政治陷害」、「階級報復」的證據。照此下去，怎麼向張春橋交代？

「康辦」。「馬徐王」又一次召見那個秘密調查組的頭目。

他們在密謀：縱然查不到「精心策劃謀害張佩殘』的證據，也要給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幾年呢？

聽完調查組的匯報，過了半晌，徐景賢終於開口了：「看這個情況，判個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聽，搖頭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賢馬上把難題轉移到馬天水那兒，說道：「馬老，你以為怎樣？由您定吧！」

馬天水不吭聲，面有難色：判少了，得罪了張春橋，非同小可；判多了，將來醫務界再出醫療事故，就不好處理了。

馬天水踱著方步，慢吞吞地從牙縫中擠出一個個字眼：「情節是惡劣的，問題是嚴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該是說說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滑的馬天水，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意見，卻道：「如何處理，你們打個正式報告，提個建議，我們再研究，然後送法院判決。」

這麼一來，判刑的事，要轉往法院。

一聽說要轉法院，消息馬上傳到張春橋那裡。很快，通過家門，說出了兩條意見：「第一、此案絕對保密；第二，判刑後方兆麟要單獨關押。」

既然要「絕對保密」，法院不能看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怎麼給方兆麟判刑？

至於單獨關押，法院也以為很難辦到。

於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來。方兆麟被無限期地關押在秘密監獄之中……

調查組經過一年的秘密調查，終於寫出了「結案報告」，雖然開列了方兆麟的一系列「罪狀，但是畢竟無法證實王洪文在」張死事件「發生時所寫的」批示「：「這是階級報復，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是反革命的破壞。」

結案報告送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手中。

調查組等得心焦--「中央首長」對結案報告不作表態。

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來到上海。馬天水向他當面「匯報」了張佩瑛案件及調查組的調查情況，姚文元只是聽著，不作明確答覆。

八月，王洪文來到上海。「馬徐王」一起趕去，向王洪文當面「匯報」「請示」如何處理方兆麟？王洪文氣呼呼地說：「對此案要嚴肅處理！」

就在「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嚴懲方兆麟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周總理當面質問張春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被關押了十八個月零四天的方兆麟醫師，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東西！

方兆麟一邊邁著浮腫的雙腳，開始收拾行李，一邊心中疑惑，不知是要拉去槍斃還是轉移到別的監獄。

萬萬想不到，一輛汽車來了，竟把他送回家。他，見到了久別、消瘦的妻子，見到了大女兒和他心愛的那對雙胞胎！悲喜交集，他仿佛身在夢中……

雖然在他獲釋之際，看守板著鐵面孔對他宣布：「出去，不等於解放！你還要繼續交代罪行！」然而，此時此刻，他畢竟與親人團聚了，畢竟自由了。

三天之後，方兆麟被送往位於上海郊縣奉賢的上海市衛生系統五·七幹校。在那裡，他雖然連一名「五·七戰士」的資格都夠不上，被迫「邊勞動，邊交代」，但是終究比秘密監獄中的囚籠生活要鬆寬得多。

方兆麟在奉賢勞動了近一年，直至他聽說張春橋倒台，才歡天喜地回到了上海……

方兆麟能夠逃脫「四人幫」的羅網，突然獲釋，一直是個謎。

「打破砂鍋問到底」，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奧秘。

經過多方尋訪，我終於獲悉：當時，此事驚動了重病罹身的周恩來總理！

方兆麟曾見過周總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4年，柯慶施要做肺癌切除手術，周總理問過治療方案，並接見了醫療小組。方兆麟當時擔任手術麻醉師。

周總理很快就發覺，醫療小組中有的醫生情緒緊張，生怕在手術中出半點差錯。

像聊家常似的，周總理跟醫生們說起一樁看似平常的小事：

「我的理髮師跟我很熟，給我刮鬍子的時候，又輕鬆又快。

「有一次我出差，一個陌生的理髮師給我刮鬍。大概他知道我是『國務院總理』，拿剃刀的手都有點發抖，面色挺緊張。我就跟他聊天。一會兒，我們就熟悉了，他也就一點也不緊張了

醫生們明白了周總理話里的意思……

方兆麟多年參加高幹醫療小組，結識了周總理的保健醫生。當這位保健醫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調查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況如實地向周總理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