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雖然死了，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卻了猶未了，「高饒事件」也了猶未了，在以後的許多年裡，明里暗裡，鬥爭仍在繼續……
七屆四中全會以後，毛澤東表面與劉少奇維持團結合作的局面，但卻是貌合神離，鬥爭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裡積蓄力量，為最後解決接班人問題準備條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時時敲打劉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圍繞著兩個階級與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
1955年7月，毛澤東批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指名的是鄧子恢，實際上是批評劉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總結報告中指出：「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於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注1《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頁。】他再次批評「四大自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綱領」，「是反對七屆二中全會限制資產階級的決定。」【注2《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08頁。】
1955年12月，他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加的按語中說：「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注3《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29頁：「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批語之三。】
這是1953年財經會議爭論的繼續，不同的是，毛澤東更明確地指出，劉少奇的主張「是資產階級的綱領」，「是綱領性的錯誤」。
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是劉少奇讓陸定一組織起草，並經劉少奇審定的。毛澤東不贊成，但他卻不公開點名批評劉少奇，而是指桑罵槐地點名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組織人事的調整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在1956年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當先為黨的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總書記。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林彪增補為黨的副主席。這正是當年高崗和陳雲議論過的設想，難道是巧合嗎?
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開會的第一天就鄭重宣稱：我是中國共產黨的統帥，鄧小平是副帥。當時人們都很驚訝，怎麼不說劉少奇是副帥，而說是鄧小平呢?其實，毛澤東早就不把劉少奇看作副帥了。現在宣布，表示他決心要採取行動。
緊接著，在1959年4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這也是毛澤東早就設計好的過渡方式：給劉少奇一個名譽職務。這也正好應驗了當年高崗所說的「讓少奇當國家主席或議長」，這個「謠言」其實並非謠言。一切都在毛澤東的帷幄運籌之中，他正在不動聲色地一步步實現自己的戰略部署。
但是他沒有料到，此時突然殺出個彭德懷。
1959年，大躍進的浮誇風顯露出對國民經濟的極大破壞，人民的生產生活陷入嚴重的困境。毛澤東自然脫不了責任，但他不認輸。
在1959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直言上書批評大躍進的浮誇風，批評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左」的錯誤。這下激怒了毛澤東，於是他像當年收拾高崗一樣狠狠地收拾彭德懷，以確保劉少奇鬥爭的勝利。他不僅指責彭德懷的意見是「右派的猖狂進攻」，而且用算老帳的手法，說彭德懷「歷來有野心」，「歷來動搖，直到高饒事件」;【注4毛澤東在1959年8月1日常委會上的談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7頁。】「過去參加高饒集團，這次比立三路線還惡劣」，「高饒事件，有的是保護過關，是高彭聯盟，彭高聯盟」。【注5毛澤東在1959年8月11日大會上的談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28頁。】他硬說與彭德懷持相同觀點，或同情彭德懷的人有一個「湖南反黨集團」來，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拱摌攩，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要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注61959年8月10日，毛澤東對於8月4日安徽省委關於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之事的報告所作的批語。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71頁。】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綱領式的東西」;【注7周恩來在1959年8月2日全會上的發言。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84頁。】並且也給彭德懷加上了一項「裡通外國」的帽子，號召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毛澤東這些講話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中：「這一活動(指彭德懷等人在廬山會議的意見)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注8李銳：《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廬山會議實錄》，第357頁。】
歷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崗事件反覆被提起，人們自然會擔心彭德懷也發生同樣的悲劇。但彭德懷畢竟不同於高崗，他沒有自殺。但這絕不說明毛澤東對他有任何憐憫之心，也絕不說明毛澤東自己曾標榜的他是「講情義」的。
1962年1、2月間，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中說，三年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雖然稱讚他講得好，並不得不出來檢討，讓與會者「出氣」提意見，但內心卻很不服氣。
接著，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了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制定了克服困難的具體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毛澤東很不贊成劉少奇主持簽發的財經小組關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報告，認為是右傾，過於悲觀。
1962年夏秋，從7月到9月，連續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就形勢、階級和階級鬥爭、農村堅持社會主義等問題多次發表講話，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右傾翻案風」，其實都是批評劉少奇的。他說：「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8月15日)
於是，劉少奇只得出來作檢討，承認自己對困難估計過分了。
毛澤東並不就此罷休，認為黨內出現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8月13日)他再次強調：「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中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這些話的矛頭主要都是對著劉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前，毛澤東正在和一些先到會的同志閒談，見劉少奇進來，便含沙射影地說：「好了，我讓位，請少奇來。」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運動問題的小範圍會議上，毛澤東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注9趙家梁筆記。】
這些跡象表明，毛澤東已經把他與劉少奇的鬥爭升級為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甚至是奪權鬥爭。
「四清」運動開始，劉少奇說，光開調查會不行了，要工作組下去搞紮根串聯。開調查會是毛歷來的主張，聽劉少奇如此說，他心裡很不高興。後來，在一次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問題的討論中，毛澤東強調四清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插話說：「四清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注10趙家梁筆記。】
事後，毛澤東說劉少奇剝奪了黨章給他的權利，不讓他講話，執意要劉少奇檢討認錯。而劉少奇卻拒絕低頭認錯，弄的毛澤東一時下不了台。最後還是由周恩來、賀龍、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劉少奇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毛澤東自認有理，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原則問題。【注11趙家梁筆記。】
顯然，毛澤東有意把他同劉少奇的意見分歧公開化，後來又多次在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劉少奇。劉少奇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再次違心地作了檢討。
此時的毛澤東已根本不打算放過劉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一次政治擴大會議上講接班人條件第三條時，說到高崗：「原想把他留在黨內，保留中央委員，去陝北當地委書記。但他死了，很遺憾……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趙家梁：1992年11月20日談話記錄。】這話令與會者震驚，許多人並不了解毛澤東指的是誰，也有些人不免想到，這是否暗示，是劉少奇把高崗搞死的?
不到一個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批評赫魯雪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評」)，其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要警惕像赫魯雪夫那樣的陰謀家、野心家。人們馬上意識到，毛澤東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誰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決戰的火藥味越來越濃。1966年5月，毛澤東親自點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後，便跑到外地，有意讓劉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網(與1953年12月點燃「倒高」之火後，就去杭州的情況何其相似)。8月，在八屆11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號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眾對他的無比信賴，實現他最終打倒劉少奇的計劃。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去談話，一面親切熱情接待，一面關切地詢問被紅衛兵扣押的女兒的情況。劉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辭職回家種田的要求。毛澤東沉吟不語，始終不置可否，只是建議他認真讀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第二天，劉少奇就被禁閉起來。
1968年，黨的八屆12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加以「叛徒、內奸、工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等罪名，永遠開除其出黨，撤消其一切職務。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們不顧他身患重病，強行將他秘密押送至開封，拋在一個舊銀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後，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悲慘去世(這與高崗當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卻又更為悲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1953年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從精神到肉體消滅劉少奇，經歷了整整16個年頭。
回顧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饒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澤東解決接班人問題過程的一個插曲。
建國以來，為了鞏固社會主義江山，毛澤東進行過許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從思想教育到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鬥爭的範圍由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到抓「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進而「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竟然荒唐地提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鬥爭的方式由「洗臉、掃地」式的整風運動，到「洗澡、下樓」式的「四清」運動，直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從「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評，到「狂風暴雨」。大轟大嗡、口誅筆伐，直到發動紅衛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樣七都八斗的結果，什麼「高饒反黨聯盟」，「潘揚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等等等等，最後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以及數不勝數的大大小小各類「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一大批追隨毛澤東一起打江山，建設「「新中國」」的老革命，新幹部都被鬥下去了，連與毛澤東又著幾十年戰鬥友情的劉少奇等也不放過。好不容易建設起來的「「新中國」」，被鬥的瀕臨崩潰;原本威望極高的中共黨組織和各級政府機構陷於癱瘓，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
與此相伴隨的是選擇新的接班人，不料卻作了個失敗的選擇——林彪。這個失敗對毛澤東的打擊是致命的。認真想來，這樣的鬥爭，究竟誰是贏家?當風燭殘年的毛澤東面對這一切回首往事的時候，當他對江青說，自己將來也會被「打得粉碎」的時候，當他在臨終前寫下那「你辦事，我放心」的遺言的時候，又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呢?
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接班人這件大事，依然了猶未了!
回過頭來看，高崗的問題又何曾了卻?
在高崗死後的許多年裡，毛澤東仍然經常提到他。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高崗，提到高崗之死，他說：「高崗的事，我有責任，約了談話，高崗想去陝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擬保留中央委員，回延安，本人也願意。後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注1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頁。】
在高崗長達半年的管教期間，特別是最後一個月里，管教組多次向中央打報告，甚至打緊急報告，要求中央儘快派人與高崗談話，均無答覆。難道毛澤東真的忙得連打一個電話，或命人轉達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麼?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批高級幹部悲慘死去，不都是在這樣表明上不聞不問，實則胸中有數的情況下發生的麼?
廬山會議期間，上山斗爭彭德懷等人鬥得轟轟烈烈;北京城裡也在追查彭德懷與高崗的關係。原東北局的幾個主要負責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僅批判彭德懷的「反黨罪行」，還要追查當年彭德懷與高崗有什麼「陰謀活動」。李力群也被軟禁起來，要她交代高崗與彭德懷、黃克誠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裡，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裡，安子文和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也在座。彭真重點問她高崗與彭德懷、林彪、陳雲的關係。他說，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吹捧高崗，不提毛主席。說高崗和林彪。陳雲的關係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們在一起都說些什麼?」李力群心裡很害怕，什麼也說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淚。
不經中央同意，某個政治局委員單獨秘密調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員的言行，這種做法，難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嗎?反過來說，不經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這種秘密調查?那麼，是誰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期間，再次批判「右傾翻案風」，小時《劉志丹》被說成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習仲勛、賈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幹部因此受到審查，被打成「彭高習賈反黨集團」。李力群再次被軟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崗與習仲勛、賈拓夫等人的關係，問他：李建彤(劉志丹的弟媳)寫的小說《劉志丹》你看過沒有?陝北的一些高級幹部到你家來過沒有?他們都和你說了什麼?1954年，習仲勛在東交民巷和高崗講了什麼?習仲勛與彭德懷有什麼關係……
隨著「文化大革命」開展，毛澤東表現出對高崗的懷念。傳說毛澤東曾對起草討伐劉少奇檄文的人說：要是高崗還在的話，他可以提供更具體、更詳細的材料。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的內容，大部分都是當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內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關於劉少奇的許多罪證中，特別引人注意的從東北敵偽檔案中搜集的材料，當年毛澤東就曾親自讓高崗去查過。這些材料當時沒有公開，而今，卻被公布了。然而，高崗當年因反劉少奇而獲罪，現在卻並沒有因此而翻身，這又是為什麼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淺，成了了一個全國性的「揪高饒集團漏網分子聯絡站」。周恩來發現後，立即召見該組織的紅衛兵頭頭，對他們提出尖厲批評：「你們這樣做，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從此再無人敢動這個問題，當年被定為「高饒集團五虎將」的人也沒有因這個問題再受到進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鬥，後來，周恩來向李力群所在單位打招呼說：「不要隨便揪鬥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崗去世16年以後，毛澤東忽然對高崗的遺屬表示關注。根據他的指示，周恩來於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從「五七幹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圖書館工作，但剛去不久，就被調回當時的科教組(即後來的教育委員會)。據領導人講，這是毛主席親自交代的，毛主席說，在西北、東北的幹部中，她是有影響的人物，應該回科教組工作(她原來在教育部工作)。周恩來還指示中央組織給她恢復原來的待遇，補發了被扣發的孩子們的生活費。周恩來逐一詢問了高崗的每個孩子的情況。當了解到他們因受高崗的牽連，升學和畢業分配都遇到困難時，立即指示有關單位，把他們都召回北京，按照黨的政策，根據各人的條件安排工作或升學，不得歧視。由於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經公開，為了她和孩子們免遭麻煩，周恩來不讓她們回原來的住處，也不讓她們住公寓，而是派秘書帶著她一起選擇了一處獨院居住。周恩來中央細心周到地安排高崗的遺屬，不僅僅是因為當年高崗託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澤東授意的。
1974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指示將李力群安排為全國人大代表，並且列入國慶節登天安門城樓的名單。當時，四人幫爪牙遲群等人把持科教組，極力反對李力群黨科教組的代表，周恩來便把她安排為天津選區的代表，出席全國人代會，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宴。後來，李力群又擔任了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所有這一切，是否意味著毛澤東對高崗的難以啟齒的歉疚，而又不願公開認錯的一種耐人尋味的心態呢?
「高饒事件」至今已過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結，但並未完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許多冤假錯案重新進行審查，予以平反糾正。人們也關注著「高饒事件」如何對待?
陳雲說過：「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不要再講了，再講沒有好處」，「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不要再提了」。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鄧小平也承認：「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如土改時搬石頭、反五大領袖;【注14土改時，一些領導幹部反對過「左」的做法，因而被當著「絆腳石」，把他們調離本地區，當時把這種做法稱之為「搬石頭」。「五大領袖」是指當時的村幹部：即村長、村支部書記、民兵(排)隊長。糧秣委員、婦女委員。】天津講話，還是由缺點錯誤。」(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堅持認為高饒的問題不能翻。人民都說這個問題「很複雜」。筆者認為，最「複雜」的恐怕一是高饒對毛澤東的看法。鄧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潑髒水的同時，把孩子也潑了出去」呢?二是由於鄧小平和陳雲這兩位當年揭發這一事件的人都不願「翻」，而他們是那麼的權威，中國人又恰恰最信奉權威的話。
或許正是基於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高饒反黨聯盟」或「高崗反黨集團」等字樣都從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饒兩個人。對當年被打入「高崗集團」的五個人，中央都給予「實際解決」，而未予公開平反。這也許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總結歷史，宜粗不宜細」的體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