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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坐莊與派系亂鬥 令狐家族雲南暗結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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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查處理周永康案的兩年多時間裡,由該案引發的雲南官場地震一直在不瘟不火地進行中。隨著更多的內幕被揭開,一些曾經被隱藏的深層次脈絡逐漸顯現,由此描繪出雲南官場生態的惡劣、複雜程度與四川、山西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僅表現在連續四任省委書記的「非正常」調動、當地長期存在「曲靖幫」等地方派系山頭惡鬥、礦產、國土、情婦、謠言醜聞,還表現在與周永康、薄熙來乃至令狐家族或明或暗的聯結。

連續四任省委書記「非正常」離職

自十八大至今的雲南反腐已經波及國土資源、交通、住建、社保、稅務、醫療、教育等等領域,礦產與土地是重災區。這與中央巡視組對該省的巡視報告基本相符。與此同時,雲南省原省委書記白恩培、原副省長沈培平、原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原省統計局局長姚堂文被調查、免職,另有昆明常務副市長李喜、文山州4位副州長等廳級或副廳級官員落馬。該省還出現了原省人大常務副主任孔垂柱、白恩培之妻自殺未遂事件。這些人「理所當然」地牽出一大批依附權力的商界人物。

儘管如此,雲南官場的波動依然無法與過去兩年裡的四川、山西相比,也比不過廣東、湖北甚至貴州、江西。當然,這並不是說明該地官場生態相對優於其他地區,而更可能是因為此地之前的震動主要是源於受到周永康案由外而內的引動,當地的深度反腐整頓尚未完全展開。

雲南同山西均是資源大省,十八大後該省一系列反腐成果的線索主要集中於該地兩處礦產,即蘭坪鉛鋅礦和都龍錫礦的改制和賤賣上。周永康向雲南的利益延伸就集中於前一個礦藏。黑金商人劉漢經由周濱攀上其父、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並借周永康之勢溝通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僅以蘭坪鉛鋅礦市值千分之一的資本投入取得該礦控股權。這般權力與資本操作在雲南官場並不少見,而且這也是該地官場生態的一個縮影。

另一個能夠反映雲南官場生態惡劣環境的細節就是其連續4任省委書記高嚴、令狐安、白恩培、秦光榮的「非正常」變動。高嚴在數十年仕途中在官場和電力兩個系統間多次跳躍,在擔任雲南省委書記期間被指控的罪名是貪污、濫用職權、包養情婦。高嚴後來出逃境外12年,至今未歸。他也是中共建國以來外逃級別最高的官員。

高嚴之後的令狐安在2001年被調任中國審計署副審計長,明顯被邊緣化。外界普遍認為,令狐安是受到時任省委副書記李嘉廷貪腐案的牽連。一位退休的副部級官員說:「他與李嘉廷貪腐無關,但要承擔領導責任。」令狐安之後就是白恩培,白恩培之後是秦光榮,後者擔任雲南省委書記僅兩年時間,離職後被調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同樣也是被邊緣化。政情觀察者多認為,秦光榮的離任明顯也不是正常調動,很有可能是在其他方面出現問題。

官場生態惡劣派系權鬥輪流坐莊

雲南省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緊臨外地、成分複雜,這種環境也造就了該省獨特的官場傳統。「腐敗」、「四風」等問題是雲南官場與其他地區的共同點,但該地存在的一個特色卻是其他地區所少有的,那就是內部山頭林立及相互之間的權力鬥爭。過去數十年間,此地就有紅塔山、蒼山不倒的說法,意即大量本土官員來自玉溪和大理兩地,後來「曲靖幫」、昭通籍官員漸成氣候。有內部人士透露,李嘉廷的落馬具有轉折性意義,在此之前的雲南官場有各派系各山頭「輪流坐莊」的傳統,此後省委書記一律由外地調任或中央「空降」。這一改變或許就是針對雲南官場派林立的惡俗。但是,事實卻證明這一機制改變的效果十分有限。

正如媒體評析,與歷次官場地震一樣,李嘉廷落馬的另一結果是官員群體中「李嘉廷的人」被邊緣化,空出的位置由其他力量填補。這種因反腐衍生的結果類似森林裡大樹死亡後給其他樹木成長提供了更多空間,權力資源的輪替讓雲南官場既往的諸多反腐案例在官員群體內部獲得廣泛支持,而不是大面積恐慌。在此過程中,那些被調入的官員可以說都已「入鄉隨俗」,加入進這場爭搶「蛋糕」的權力鬥爭之中。

以白恩培為例,他在進入雲南之前先後在陝西、內蒙古、青海三地歷練,理應具有豐富的作為外來官員處理與本地官員矛盾的經驗和手段。或許當時高層所看重的正是他的這一特點。在面對雲南本土勢力時,白恩培樹立威信或讓下屬官員服從的捷徑是整頓吏治。正是在白恩培主政期間,玉溪系、大理系受到壓制,「曲靖幫」、昭通系崛起。與此同時,有關他的負面消息,總能順利傳出省委、省府大院,「白眼狼」的諢名在官場和民間盛傳。多名雲南官員認為,白恩培的最終垮台與後來與他決裂的「曲靖幫」持續不斷的「挖牆角」行為有關。

除白恩培外,他的繼任者秦光榮也深受這種官場風氣其害。秦光榮的「政敵」不僅包括雲南當地官員,還有白恩培本人。有消息稱,白妻張慧清被捕後供述,曾帶3,000萬元(1元約合0.16美元)前往香港,「專門去抖秦光榮的黑材料。」另有雲南省廳級官員說:「雲南省內始終有一股勢力在栽贓秦書記。」秦光榮不得不在一次會議上以「官員更要以人為善」相勸。雲南官場內部的勾心鬥角和權力亂鬥由此可見一般。

雲南官場牽涉周薄令?

在雲南官場亂象被不斷揭發過程中,也逐漸浮出一些潛在的脈絡,隱隱指向更深層次。周永康的利益觸角已經延伸至此,更多的線索似乎牽扯到已經落馬的令計劃和薄熙來。上文已經提到,被「非正常」調動的4位雲南省委書記中有一位是令狐安,「令狐」也恰是令計劃的姓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令狐安也同令計劃一樣,是山西省運城市平陸縣人士。

令狐安的父親是令狐俊文,後改名為李東冶。李東冶也同令計劃的父親令狐野一樣,是中共老革命。但是,李東冶曾任位高權重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因此,令狐安沒有繼承父親的新姓氏,但也是一位「紅二代」。令狐安在2001年的境遇類似於「敗走」山西的袁純清,轉任正部級的審計署副審計長,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令狐安後來擔任中紀委第十巡視組組長,進駐中國科學院。以此來看,令狐安「敗走」雲南時很有可能沒有受到李嘉廷案直接或過多牽連。那麼,李東冶、令狐安家族與令狐野、令計劃家族同鄉是否同族?至少目前尚未發現足夠的證據,因此不能輕下結論。

另外,在有關雲南、山西、令計劃、令狐安等的資料中,似乎能很容易找到與薄熙來一脈相關的隱密線索。首先需要指出的兩點是,這些人都是山西老鄉,其父輩都是中共老革命。在鄧小平主政時代,薄熙來之父薄一波主持了兩屆10年中央顧問委員會,李東冶在第二屆入席。李東冶在中共執政後曾輾轉於中共中央辦公廳、遼寧省大連市,薄熙來曾在中辦短暫歷練,並發跡於大連;令狐安同樣起步於大連;令計劃更是深耕於中辦。

雲南省亦與薄一波存在密切關聯。駐防雲南的第14集團軍由薄一波親手創建。外界多認為,該部對薄一波始終存在濃重的個人感情。2012年王立軍事件後,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率團訪問雲南。薄熙來在雲南專程訪問該軍的動向引起多方注目和猜測。另外,雲南省在1975年至1977年的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就曾是薄一波的部屬。而令狐安在1993年從中央「空降」雲南,逐步升任一把手。

至於四人中最後一位被「非正常」調動的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何罪之有」?是否僅僅緣於雲南官場的排擠和權鬥?或許也不盡然。坊間有傳聞稱,2012年薄熙來訪問雲南時是由秦光榮接待,因此有可能與秦光榮當時的某種表現與中央不一致、或者觸動中共政治忌諱有關。當然,這些跡象大多只浮於表面,缺乏有力的證據證明其中的關聯,但亦可視為值得注意的觀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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