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名嘴畢福劍(圖)調侃毛澤東被告發後，毛粉與反毛者的對掐並不令人意外。毛粉大有非置畢福劍於死地不可之勢，反毛的則痛斥告密者及文革告密文化的重現。其實，古今中外不乏告密者，區別只在於正當的舉報刑事犯罪與沒有觸犯刑法的言論因被告發而帶來懲罰，一如旅美作家林達所言：「關鍵不在於告發，而是無罪懲罰。」
196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其第二條規定，攻擊、污衊毛澤東和林彪都是必須嚴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即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罪，簡稱惡攻罪。作家鐵流曾引述當局資料稱，文革中死於惡攻罪的不少於100萬人，包括遇羅克、張志新等，因被告發惡攻罪而受刑的還有著名作家聶紺弩等。
畢福劍在酒桌上藉唱評樣板戲調侃毛澤東，在文革時是足以判死刑的惡攻罪，但在惡攻罪甚至反革命罪取消多年後，他還要因無罪的言論而被告發、被懲罰，不只令人擔憂告密問題，也令人擔憂惡攻罪的陰魂不散，一如中共高層不再以反革命集團罪懲罰權鬥失敗者，而改以其他刑事罪名。
畢福劍事件令酒桌慎言成為官員、名人的第一戒律，甚至有禁帶手機入場的戲言。這種人人自危的趨勢，雖不致於走到部份民眾擔心的恢復《公安六條》和惡攻罪的那一步，但非罪言論得不到保護，對中共宣稱的依法治國仍是極大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