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和他的玩笑
當今世界上不同社會和國民文化中的犬儒主義可以分為兩大類：公開的犬儒主義和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它們的基本區別在於，當一個人因為犬儒主義而不相信統治意識形態、制度、權威、信仰體系以及由權力或習俗規定和主導的法律或價值規範時，尤其是懷疑和鄙視政府、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時侯，公開的犬儒主義會在公共言論和行為中表示出來，而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則經常不會，不僅不會表示不相信，而且還會假裝成相信的樣子。
公開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什麼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懷疑，公然拒絕，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也是什麼都不相信，但正因為對什麼都不相信，所以對什麼都可以裝作相信。他們玩世不恭，隨波逐流，最後有的連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於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戴面具的犬儒主義者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們私下或在不那麼公開的場合中也會有取下面具的時候。這時候，不加掩飾的犬儒主義就會成為同道者們之間互相聯絡的接頭暗號，一般的飯局玩笑和牢騷都有這樣的交際功能。這使得原本以懷疑和不信任為特徵的犬儒主義反倒成為一種人際聯繫方式，也形成一種有群體特徵的社會文化。
畢福劍是一個假面社會的犬儒主義者，他在公開的舞台上帶著假面，扮演指定給他的角色，釋放滿滿的正能量。然而，在私底下，當酒精鬆弛了他緊繃的神經，並在「朋友們」之間情緒放鬆和感覺安全的時候，他脫下了面具。就那麼一小會兒，開了個玩笑，就惹上了大麻煩。對畢福劍的大加撻伐也許會暫時有一些殺雞儆猴的效能，但是，這並不能使假面社會中的人們活得更真實，相反，這只會使得大多數人把假面戴得更嚴實。這樣，假面社會也就會變得越加虛偽和狡黠，人與人之間也會越加相互猜疑和沒有信任感，每個人都因為隨時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揭發、出賣和背叛而充滿了焦慮和恐懼。
波蘭詩人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裡刻劃了他所熟悉的那個假面社會，那個社會裡的「訪客到了西方，會受到莫大的震撼，因為在與西方人的接觸中——從與火車站的搬運工和計程車司機接觸開始，到處都沒有遇到任何障礙。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輕鬆、神態自若，在這顯然當中看不到那種在低垂的腦袋和不安地轉動的眼球中表現出的內心緊張情緒，他們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包括公開說出自己的懷疑和不相信，對來自假面社會的人們來說，這絕對是一件足以令人緊張害怕、心有餘悸的事情。畢福劍給世人的教訓是，哪怕是在本該可以信任的朋友和熟人之間，只要是對任何「別人」開口吐露了「不合適」的想法，就算是玩笑，也會給自己招惹災禍。
大衛·布蘭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史達林統治下的幽默》(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一書里談到了前蘇聯的犬儒主義。早在史達林時期，許多蘇聯人就對革命、內戰、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集體化運動、工業化、大恐怖、史達林、秘密警察、蘇聯生活方式疑慮重重、敬而遠之，但卻又假裝出十分虔信、衷心擁護的樣子。只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間(當然是冒著很大危險，因此必須非常小心警覺)，他們才敢在政治笑話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
不能公開表達的犬儒主義常會以戲謔和玩笑來表現，玩笑本來就是一種偽裝——「我只是開開玩笑，不要當真」。在畢福劍所生活的環境中，玩笑並不只是一種娛樂和排遣，玩笑里包含著不滿和批評，因此也是一種認知和評判方式。玩笑是面對「乖訛」(incongruity)事物，對之有所察覺、知曉和排斥後的反應。笑話的對象是被判斷為「不好」或「醜惡」的事物。笑經常是普通人對生活中「怪事」和「壞事」——反常、不像話、荒唐、離譜、怪異、荒誕不經的事情——的情緒反應，也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抵制方式。
這種玩笑應對可能是對壞事很在乎，但卻沒有糾正或改變的辦法，只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覺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這兩種都是對現實無可奈何的「玩笑」，都是明白人的無行動，一個是沒有行動的可能條件，另一個則是根本就沒有求新思變的意願。這兩種「笑對」都在認知和行為上與犬儒主義有著親緣關係。
犬儒主義的「玩笑」是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產物，玩笑和環境具有共同的荒誕和笑話特徵。許多人帶著面具，假裝相信，時而一本正經，時而滑稽誇張地扮相表演。犬儒主義者們順從統治權力，玩它設定的假面遊戲，可是，他們並不是無代價地被動遊戲，他們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規則由你，我與你配合，相安無事，但多少得讓我得些好處。這種無是非的機會主義、功利主義和有奶便是娘構成了壓迫性制度下假面犬儒主義及其遊戲人生的一個主要特色。
與蘇聯人不同，美國人可以公開懷疑和大聲嘲笑他們國家裡的兩黨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國夢、自由民主、福利制度、自由消費，公開拒絕參與公民政治或在選舉日投票，甚至公開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開的犬儒主義並不能為犬儒者獲取什麼個人的好處。由於民眾可以公開而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媒體也經常用各種「民意調查」的方式來評估民眾對不同對象的犬儒主義態度和程度。
相比之下，蘇聯人和今天中國人的許多看穿和幻滅是不能公開「說穿」的。這種不說穿不是在心裡堅持真實與謊言的區別，而是對這個區別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根本不相信這個區別還有任何意義。觀察和分析這樣的犬儒文化，當然不可能藉助於西方那種民意測試的辦法(就是測試了，結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須細緻地對許多具體現象或個案進行詮釋和解讀。畢福劍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犬儒主義個案，他讓我們對當今中國的犬儒主義增加了既形象又具體的認識。
--轉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