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毛澤東發動批周會議和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礎。名為「批林批孔」實為「批周」的運動，周恩來既是運動的領導者也是被批者。毛澤東發動在軍隊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務。「文革」開始，天下大亂，毛澤東不得不依靠軍隊來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在王洪文和鄧小平組成的政治格局穩定的情況下，毛澤東反過來整治軍隊，為未來的接班人打下基礎。此時，鄧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澤東一手促成，周恩來並不是中共官方所認定的主動積極，而是被動、消極的。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關係在1973-1974這段時間裡是非常淡漠的。周恩來的病情發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亂狀態，使毛澤東決定停止「批林批孔」運動。鄧小平在1975年初終於獲得了更重要的職務，掌握了更多的實權，全面代替周恩來在國務院的工作，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選自司馬清揚、歐陽龍門合著《新發現的周恩來》。
1974年4月4日，周恩來與鄧小平一同前往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弔唁法國總統蓬皮杜
劉曉波先生認為：「文革結束之初的中國，由於中共的黑箱制度，當時的絕大多數百姓，一直把周與鄧視為毛的對手，把鄧的復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認為鄧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們並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澤東之所以一邊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一邊重新啟用鄧小平，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林彪死後周恩來的權勢擴張。所以，鄧小平縱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貶毛，也是為了利用周在黨內和民間的人望，來獲取黨內高層(特別是平反了的高官們)和民意的支持。」就歷史上的淵源來看，鄧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鄧小平在文革中始終是毛澤東手中進行權力鬥爭的一枚重要棋子。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是毛澤東一直想用來替代周恩來的最重要的人選!
1、毛、周、鄧的三角關係
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三者在長達近50年的交往中，其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早期在蘇區形成的關係，及其所造成的的影響遠遠比一般人認識的要深刻的多。周恩來隱瞞博古成為「總負責」的真相，無疑是毛澤東對於周恩來不滿的根源。自周恩來到蘇區後，毛澤東頗受壓制，「寧都會議」周更是難辭其咎。長征開始以後，周恩來更是不買毛澤東的帳，以至多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恨恨不平的對王力說「老是四票對三票」(指周恩來、李德、朱德、博古對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筆者注)毛澤東更是在衛士面前講過「此人當初是要殺我的」。此人有傳為博古，據筆者採訪得知實指周恩來。其後周恩來又在抗戰初期緊跟王明，雖然在延安整風，周恩來向毛澤東輸誠，甚至說自己是犯了罪惡的，在組織路線上再也沒有背叛過毛澤東，但是1956年關於「反冒進」的爭論，使得毛澤東再次對周恩來的政治路線表示懷疑。除了周恩來對於毛澤東個人的絕對忠誠以外，周恩來的組織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澤東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風以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的態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整倒劉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後，客觀的形勢讓周恩來處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為此周恩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雖然周恩來可以通過毛澤東要求其做40-50分鐘的檢討的機會「趁機」做上7個小時來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澤東最後還是沒有放過周恩來，一直到周恩來在恐懼中死去，周毛關係徹底結束。
鄧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復出，蘇區的經歷也至關重要。在1972年毛澤東解放鄧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條就是「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1937年紅軍整編，名不見經傳的鄧小平出任129師(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軍——筆者注)政委，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鄧小平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聽從命令，千里躍進大別山，不計自己損失;其二是軍事指揮才能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抗美援朝時候一度作為志願軍統帥的人選。建國後高崗事件，鄧小平因為向毛澤東揭發高崗而獲得毛澤東的進一步信任。作為建國後的更重要的一筆政治資產則是來自於蘇共二十大。鄧小平明確不同意赫魯雪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鮮明對比。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時候被毛澤東表揚。作為「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實際主持「反右」運動的鄧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須痛加打擊，右派實際同地主富農等一樣屬於敵我矛盾，決不能手軟，必須趕盡殺絕。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一致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澤東當著赫魯雪夫的面高度評價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原則性一詞同「反右」的成果分不開的。1959年4月，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從1956年2月到1963年7月，鄧小平先後七次率領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共談判。1963年7月21日，當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堅決「反蘇修」的。可以說，從反右到批教條主義，再到大躍進，直到「九評」，鄧小平可謂就是毛澤東的代言人，意氣風發的走了一路。鄧小平同時對毛澤東的宣傳不亞於其它人。在建國以前，鄧小平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鄧小平在解放區進行土改的時候也是很左的。整個60年代，鄧小平不僅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強調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的關係。在1962年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他強調說，幹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導的那些東西，也一直堅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政治學習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辯解。但是文革後，鄧掌權後，這些年中鄧小平的講話幾乎很難得到。原因不外乎在於維護自己的形象。(筆者認為鄧小平在文革之後，吸取經驗教訓，以經濟建設為忠心還是對的。當然同時忽略了法制的建設，終是釀成了嚴重後果。)此事在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那個關於鄧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別提到——當年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因此，無論是能力還是政治素養，鄧小平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這和毛澤東對於周恩來長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預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馬」的鄧小平的復出僅是時間的問題。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也有不滿，主要是在經濟路線上的分歧。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雖然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法國勤工儉學階段，但是二人並無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階段。周恩來是當時的風雲人物，而鄧小平則默默無聞，並不是所謂的在「組織和開展『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的活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鄧小平則在後來回憶道：「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位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尊敬的人。」鄧小平的說法顯然是應景之詞，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屬實。從1927年年底到1929年夏季，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海共事。鄧小平先任利瓦伊漢(秘書長——筆者注)的手下的秘書，後任中央秘書長，此時的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二者的交往也實屬有限，而且並無類似毛澤東和鄧小平被劃到同一個路線上的經歷。1933年5月，鄧小平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時為「三人團」成員之一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也是打擊毛主義路線的決策人之一。建國以後，鄧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時期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主持書記處的工作。而周恩來對中央書記處是有怨氣的。歷史證明，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遠遠說不上親密。
2、鄧小平取代周恩來的歷史沿革與鄧小平復出的背景
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有把周恩來趕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討論《歷史決議》時指出，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想把周恩來趕下台，曾經就此事徵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表示周恩來的功勞很大，不能這樣做。相互印證的是，根據《周恩來年譜》，周恩來於1952年7月就曾向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出任副總理並主持政務院工作，同時周恩來亦提出不再擔任中央機關總黨委書記。李志綏也在其回憶錄中談及，當初「反右」時，毛澤東意在「右派」把矛頭指向政務院、周恩來，但是「右派」們卻是要「輪流執政」。毛澤東此計流產。1958年，毛澤東借「反反冒進」終於得以嚴厲批判周。鄧小平在南寧會議上，是批周恩來最厲害的一個。王海容說毛講周恩來最怕鄧小平，南寧會議批周，別人都批不倒，就是鄧小平發言批周最厲害。筆者認為，在1958年，毛澤東的打算是啟用鄧小平來代替周恩來而非流傳甚廣的柯慶施。但是眾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開。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的時候，曾經構想一個由林彪、鄧小平和陶鑄三人形成「三架馬車」，來代替原來的劉少奇、周恩來格局。因此在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兩次重要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並未下降或者動搖。劉少奇倒台之後，「九大」開過，鄧小平復出的時機已到。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提起鄧小平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代周恩來，完成文革發動後的未竟目標，但是自己「跳」出來的林彪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後不久従康生處拿到張春橋的叛徒材料，然後上報於毛澤東。林彪和張春橋的矛盾在毛澤東看來，是否定還是肯定文革的問題。因此解決林彪問題遠比鄧小平的復出要緊迫的多。
另一方面，雖然毛澤東多次吹風劉、鄧要分開，但是這只是少數範圍內的談話，並沒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關於鄧小平的談話以及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等。中共中央發出的一系列文件，諸如中央熱烈祝賀各省、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的賀詞中，無一例外的都是點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國人民解釋這個事情仍舊是不小的麻煩。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在解決鄧小平問題的批示中還要點明「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給自己一個台階和向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報告沒有提鄧小平以及「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話，但是在上層領導人中並沒有達成共識。周恩來1970年11月4日關於清查「五·一六」的談話中還點了鄧小平的名字。
因此，鄧小平在開「九大」或者之前復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雖然在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在一次談話中說：「九大」時候，毛澤東同志確實也提出，要我當中央委員，進政治局，但是林彪他們不同意。筆者認為進政治局是萬萬不太可能的，特別是聯繫到後來鄧小平復出的過程。因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復出都是經歷相對非常長的時間，而且同王洪文的升遷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慮到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時的既定目標，「九大」之後，如果此時鄧小平復出且能和林彪搞好關係，則對於在「九大」之後「倒周」的行動是相得益彰的。
有數據說，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九大」以後，「文化大革命」應該較快地告一段落了。鄧小平復出的機會也來臨了。無論是出於那種情況，有資料證實此時，毛確實有想讓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周恩來以惋惜的口吻說)鄧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來，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現在看來又不行了。」鄧朴方回憶：總理一直沒有忘記過父親，但他很謹慎的，特別是在父親的問題上他不能多說話，想多說也不能多說話。我看到一個材料，一次在廬山的時候，提到曾設想讓鄧小平上山開會的事情。當然我想，一定是總理和毛主席曾經談過這個事情，才有這種可能。」但是筆者認為，考慮到周恩來對待彭真的復出的態度，此時的周恩來是不會表態同意鄧小平復出的或者也是極其不積極的。
無論如何，在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在公開場合對於林彪與鄧小平的評價「變調」了許多。周恩來在1971年5月10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說：「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団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裡，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為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為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為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周恩來說：我們在廬山會議受到了教育，不然我們都是「天才論」證。在座的都知道了，三個副詞，「天才」我們都贊成了，還有一個「創造性」，然後又加上一個「全面」，三個動詞，「繼承」、「扞衛」、「發展」。「扞衛」倒是鄧小平提的。三個副詞，三個動詞，主席一看那麼多，就把副詞勾掉了。副詞往往起副作用。有三個動詞就講清楚了。期間折射出來的對林彪的貶低與對鄧小平的表揚，是不同尋常的政治氣息的變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對於鄧小平的說法還多有不同：周恩來說三個副詞是鄧小平提出來的。
鄧小平的復出第一個是得益於「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加快解放老幹部的政策。「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復出的政治意義比其實際意義要重的多。這也是鄧小平復出緩慢的另一個原因。從毛澤東的8月14日的批示到任命副總理竟然費時8個月。鄧小平隨後的升遷同周恩來地位的削弱在時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或者說鄧小平就是踩著周恩來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來的，是毛澤東嚴厲批判周的結果。毛澤東啟用鄧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來在外交上的成功讓毛覺得「反客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讓毛澤東覺得要把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徹底打掉。不僅是外交上的，周恩來因為作為解放老幹部的具體執行人而大獲人心的事實，也引起毛澤東的忿忿不平。
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之後，只是參與外交活動，雖然說可以參加有關外交事務的政治局會議，實際上因為外交政策都是毛澤東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討論的問題，因此鄧小平復出後參加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竟然是在11月份的批周會議!因為一直沒有可以讓鄧小平表現的機會，因此「十大」上鄧小平僅是中央委員。鄧小平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可謂少而精，一語中的，使得周恩來百口莫辯，大獲毛澤東的歡心。隨之而來的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上，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並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雖然鄧小平此時的頭銜不少，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實權，真正參與的還是外交事務，特別是作為中國聯大代表團團長參加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鄧小平在軍委六人小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鄧小平從1973年的復出到1974年10月以前同江青為首的文革激進派關係良好，並沒有什麼衝突，這使得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表現更加滿意。這也是鄧小平能夠一直穩步升遷的重要前提條件。
根據《周恩來年譜》和有關《鄧小平傳記》等，周恩來和鄧小平從1973年3月個人見面以後直到1974年10月份才有個人見面!周恩來從1974年6月1日就因病而長期的住院，再也沒有回到西花廳，直到10月6日鄧小平才赴醫院同周恩來見面，還是因為鄧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緣故。據此，可以判斷出6月1日以後鄧小平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周恩來知道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人」，即使就是回來替代自己，也要努力為之。這或許是周恩來的偉大和無奈之處。因為對於周恩來來說，最要緊就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無論是何指示。對此鄧小平在1978年曾經指責過周恩來做事既虛偽又無原則。
無論是鄧小平的外交工作，還是在國內同文革激進派的配合，都讓毛澤東覺得滿意。繼「批林批孔」之後，國內形勢的惡化，以及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都讓毛澤東覺得，要徹底的「交實權」於鄧小平。這才是鄧小平在1975年能夠大刀闊斧的整個背景。而鄧小平在1975年年初的任命，標誌著周恩來的政治生命的結束。
3、鄧小平復出的過程
（1）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刻意保護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和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上上，不僅是林彪、江青、謝富治等人攻擊了鄧小平，周恩來也攻擊了鄧，並在倒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筆者認為這正是周恩來看透了毛澤東的安排，利用當時的大局趨勢，作出的自保行為。在這種形勢下，儘管毛澤東有意，鄧小平也不得不暫時退出政治舞。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批評是「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實際上，在書記處，是彭真仗著劉少奇的後台，大權獨攬，鄧小平自覺退讓，大大減少了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的機會。有黨史專家說鄧小平自認為同毛澤東的理念有差而自覺同毛澤東疏遠，以避免直接衝突的機會。毛澤東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這個批評毫無實質內容。在鄧小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會上作出檢討上，毛澤東作出了「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的批示。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的最高報刊點名，意味著對劉、鄧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鄧小平立即作出反應，於4月3日致信毛澤東「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毛澤東通過汪東興捎信給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而「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來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還是可以的。鄧小平的駐地還派有解放軍保護。毛澤東還把戚本禹編輯的《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中的鄧小平言論刪掉。在鄧小平提出要求面見毛澤東澄清一些事情後，毛澤東同意了，並再次告訴鄧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直接寫信。毛毛說「看到主席態度和，批評得並不嚴厲，使人感到相當大的安慰。」
毛澤東在給鄧小平希望的同時，也懲戒了鄧小平在1960代初期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經濟路線上的分歧。1966年7月18日和8月5日，鄧小平接連被批鬥。鄧小平因抄家寫信要求面見毛澤東，毛澤東此時在上海。即使毛澤東在9月份回到北京後，也沒有見鄧。在懲戒的過程中，鄧小平沒有受到殘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殘，毛澤東還是高抬貴手，亦證明了毛澤東的政治安排。
根據王力的回憶，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但是1967年的7月份，正值天下大亂，鄧小平絕無在那個時期重新出山，毛澤東只能讓鄧小平繼續冷藏。
筆者認為王力可能會誇大其辭，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腳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外地作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譬如抗美援朝我們出動一百萬軍隊，那時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用鄧小平同志去指揮，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一百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占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一億人口。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讚揚了林彪。
1967年9月24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談到召開「九大」問題時，毛澤東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還說：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1967年11月5日，在與中央文革成員談關於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毛澤東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六三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但同時，他又說：「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筆者註：毛澤東關於『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的說法現在已經證明是謊言。)
八屆十二中全會來臨之際，鄧小平應毛澤東要求於1968年6月20日對於自己的錯誤作出檢查，特別是對歷史上的疑點——紅七軍「逃兵」問題作出詳細解釋。鄧小平最後表態說「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繼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
因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專門對鄧小平的歷史問題加以澄清：「鄧小平還沒有發現他歷史上有什麼問題，就是發現他在七軍開小差那回事。(張雲逸插話：他在紅七軍當政委時，情況緊張了，他藉口到中央去匯報工作，在××地方開了小差，葉季壯同志死前也揭發過此事。)主要問題還是到北京後搞獨立王國，他不服氣，他說他不攬權，實際上他是劉少奇那個司令部里搖鵝毛扇子的。但是有時我還找他說幾句話的，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是打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來他歷史上投敵叛變自首這一類問題。這個人一個是錯誤不小，一個是自己寫了個自傳檢討，可以給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開除黨籍，最好還是找點工作。一說工作，許多同志搖頭。很大的工作也很難作了，我說給點室內整理材料之類的工作還可以吧!」
「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鄧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說打仗也不怎麼樣，總打過些仗，蘇區鄧、毛、謝、古，王明是反對的」。
在「九大」的時候，毛澤東還特意叮囑陳伯達「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因此報告上不要寫成「劉鄧路線」亦即「劉鄧要分開」。陳伯達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想法，因此周恩來是知道毛澤東的意圖的。
由於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因此在1969年的戰備疏散之前周恩來也是「愛莫能助」。1969年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汪東興直接通知鄧小平要遷往江西。因為是由周恩來一手操作這次戰備疏散，周恩來說：「主席根據當前形勢，決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號或稍後從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準備專機或專列。」因此1969年10月18日，周恩來與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辦公室負責人通話，要省革委會妥善安置即將去江西的陳雲、鄧小平、王震及其家屬，生活上要給予照顧。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會準備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在贛州時，即告;對鄧安排贛州不妥，那裡交通不便，山區條件差。應安排南昌市郊為宜，並住兩層樓房，獨家獨院。據此，江西省革委會重新調整了方案，將鄧小平夫婦安置在南昌市郊。周恩來之所以強調交通便利問題，是緣於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
臨行前的頭一天，10月21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對於他的處理，重申對中央和主席做出過的保證，以一個普通黨員和社會主義公民的身份，盡力工作和勞動，並希望將此信轉報主席和黨中央。此信由汪東興轉呈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本人看到了。鄧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前來接機：「鄧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迎。」11月26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要求把滯留在機場的行李託運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運到。「同志」，就意味著鄧小平問題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行李運到，說明「汪東興之路」仍然暢通。
（2）邁出關鍵的一步
直到毛澤東在1972年8月14日圈閱鄧小平的信之前，周恩來對於遠在江西的鄧小平都是「漠不關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在11月6日在江西聽取了《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的傳達。11月8日，鄧小平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鄧小平首先向毛澤東表態對文革的看法「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接著提出來了自己的要求「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鄧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澤東提及自己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孩子們，藉此探測毛澤東的態度。
果不其然，毛澤東並沒有回覆此信，而是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毛毛說：鄧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學的的事情得到了解決，這說明毛澤東仍在注視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鄧小平。同時，毛澤東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在同張茜等人談話時，把鄧和在當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當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筆者註：在所見所有的材料中，並沒有發現周恩來如何告訴陳毅的家屬以及陳毅的家屬在這方面的回憶。張茜後來整理的同毛澤東談話記錄也無此事記載。)1月24日，周恩來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來京出席新疆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談到鄧小平問題時說，林彪就是要把鄧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