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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紅軍元老被黨處死真相還葉挺清白 高級將領想申述被秘密處決

戰爭期間公然違抗軍令,罪莫大焉。何況高敬亭還有「張國燾餘黨」的嫌疑,反高鬥爭時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為「張國燾的高足弟子」。聯想到原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紅5軍軍長黃超,只因想去蘇聯申述,就被秘密處死於新疆(此二人「文革」後已獲平反),中共中央當時決定棄高也屬正常。高敬亭一生錯殺過不少無辜人,但最終還是被自己人所錯殺。他是迄今為止中共黨內最後一名以「反黨」罪名被「肅反」處死的高級幹部。

高敬亭並非被葉挺處死,而是中共內部決定

高敬亭其人

高敬亭原名高志員,1907年8月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今屬新縣)城郊一戶貧農家庭。受黃麻起義影響,高敬亭積極投身創建鄂豫皖根據地,於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張國燾到鄂豫皖邊區後,高敬亭受其賞識,被越級提拔到根據地黨政軍最高領導層,此後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25軍政治部主任、豫東南道委書記、皖西北道委書記、紅28軍政委等要職。

高敬亭一生錯殺過不少無辜人,但最終還是被自己人所錯殺。他是迄今為止中共黨內最後一名以“反黨”罪名被“肅反”處死的高級幹部。他的錯案經歷了38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1977年4月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毛澤東生前的批示宣布給予平反,恢複名譽。平反文件明確指出:

高敬亭同志參加革命後,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雖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遵照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批示,中央軍委決定對高敬亭同志給予平反,並恢複名譽。

對造成高案的責任問題,毛澤東生前對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說法。1953年毛澤東在視察安徽時的一次談話中論及此事時,曾當面對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說:“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擔任中共開封市委書記,1952年亦因“反黨反中央”罪名被整肅關押,“文革”後才平反。

而時隔22年之後的1975年,晚年毛澤東在處理高敬亭女兒要求澄清其父問題時,汪東興有報告說,查到項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稱,“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毛就此批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但當時如果上級不同意殺高,很難想像會允忍項英擅自處死這樣一名高官,而且竟然還是以蔣介石批准的名義。如果確系項英的責任,皖南事變後華中局高幹會議批判項英時豈不是現成的一發重磅炮彈?

筆者認為,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平反結論是客觀公允的。之所以會產生高敬亭案,與其在抗戰初期所犯的嚴重錯誤確有直接關係。

抗戰開始以後,高敬亭領導的紅28軍和豫南紅軍游擊隊合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高敬亭出任支隊司令員。原定4支隊下轄第7、第8兩個團,第7團由原紅28軍改編,第8團由周駿鳴領導的桐柏山游擊隊改編,高又從第8團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團。1938年3月中旬,全支隊在皖西集中後向皖中進發。由於高敬亭對中央的決策有抵觸,所以部隊下山後,他大部分時間都以養病為由住在後方,部隊交給支隊參謀長林維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領在皖中游擊,但不準向皖東敵後挺進。

高敬亭的錯誤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錯誤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隊的政治工作幹部。

上級原定由延安派來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的鄭位三擔任4支隊副司令員(對內為政委)、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結果高敬亭堅拒鄭位三在4支隊任職,向駐在漢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從延安另換戴季英來取代鄭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為求得4支隊順利改編和迅速出動,只得致電中央屈從高敬亭的要求。於是,鄭位三和蕭望東被調離4支隊。拒絕上級派來的幹部,向中央討價還價,高敬亭此舉無疑觸犯了中共紀律底線。

1938年2月,戴季英從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黃安人,也是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紅25軍時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級。本以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來的,兩人一定能搞好關係,誰知戴抵達當晚,就與高發生了爭論。戴季英在會上傳達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隊迅速確立新四軍番號,東進安徽合肥以東敵後抗戰。但高敬亭卻另有計劃,暴露出留戀大別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厲色地斥責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計劃擱在一邊,必須統一執行中央的這個指示!”兩人的關係很快就鬧僵了,以致後來矛盾激化成外來的政工幹部一度逃離4支隊的“新開嶺事件”。

錯誤之二,是違抗軍令,抵制東進。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按照毛澤東指示,派軍參謀長張雲逸到江北,傳達中央和軍部指示,爭取和推動高敬亭部東進。

張雲逸到江北後,與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戰時省會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會商,雙方指定皖東地區為4支隊活動範圍,劃無為縣為江北新四軍與皖南軍部的聯絡通道,廖磊還批給新四軍一個江北游擊縱隊的番號,任命戴季英為縱隊司令員,由省府供給給養。這個會商結果是有利於新四軍東進和發展的,卻遭到高敬亭的反對。1939年1月27日,項英在致延安電中轉報張雲逸來電:“高敬亭仍在現地收編土匪、擴大部隊,企圖在懷桐廬一帶創造根據地,對黨及上級使用他認為是限制他發展,因此正對黨及軍部極不滿”,“自己不願東進,亦不能派隊伍隨張行動,爭取可能極少。”

1939年4月底,葉挺率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軍參謀處長賴傳珠等人從皖南過江。行前,葉挺與項英、袁國平討論高敬亭問題時,商量“頂好盡到教育責任”,將其挽救過來。葉挺到江北後,項英怕他壓不住台,於5月4日以毛澤東的名義致電高敬亭,鼓勵4支隊克服困難,迅速東進:“你們要解決困難與壯大部隊,就要迅速東進,積極作戰,以勝利達此目的。這不僅是為了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而主要的是為了使4支隊得著更大的發展前途。黨中央同志均熱烈希望你們、信任你們能向這一前途邁進。”

葉挺一行於5月10日抵達皖中舒城,在支隊連以上幹部會上,葉挺傳達了中央和軍部有關東進的指示,命令部隊限期開進至皖東敵後地區。會上全體指揮員一致表示執行中央和軍部的命令。高敬亭迫於大勢所趨,也舉手表示同意。但是當葉挺走後,部隊開始移動時,高敬亭卻命令第7、9團停止東進。高敬亭抗拒軍令、藐視上命、抵制東進的行為,在戰時應為任何軍隊的軍紀軍法所不容。

錯誤之三,治軍無方,馭下不嚴。

楊克志、曹玉福原是紅28軍時期高敬亭的秘書和警衛員,4支隊成立時被分別重用擔任主力第7團團長和政委。在部隊奉命東進的關鍵時刻,發生了楊、曹兩人於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並登報公開反共的嚴重事件,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在沒有證據證實楊、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對此至少負有馭下不嚴的直接領導責任。由於高對下親疏有別,分配不公,以致第8團團長周駿鳴、團政委林愷多次向中央要求脫離與4支隊的隸屬關係,對4支隊的團結和整體戰鬥力的發揮,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中共早就開始關注高敬亭問題

回到葉挺與高敬亭案。首先從葉挺到江北的時間行止來分析:葉挺是1939年4月27日過江到的皖北,途中經無為、廬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於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隊駐地召開幹部會議貫徹黨中央和軍部東進命令,會後即赴皖東。此事從鄧子恢自傳中更可得到證實。鄧子恢是和參謀處長賴傳珠一起跟隨葉挺軍長過江的,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們到江北後,沿途視察部隊,傳達中央和軍部的指示,部隊情緒很高,幹部也贊成,因此,我們就在4支隊司令部召集高幹會議,決定部隊東開計劃,當時高也贊成。會後我就同葉軍長前往淮南路東。”(《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見說葉挺於1939年5月13日應約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純屬子虛烏有。

葉挺既然沒去立煌,當然也不可能從立煌帶回蔣介石批准處決高敬亭的公函。事實上,蔣介石批准殺高的電報,是在6月23日即反高鬥爭大會的第三天傍晚才轉來的。(朱克靖《第三天》,載新四軍政治部《抗敵》雜誌第10期)

應該指出,從對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於種種原因,中共中央對原紅四方面軍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領導人高敬亭,確實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軍兵敗隴西之前,徐向前、陳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將陳昌浩安排在老鄉家中養傷,隻身返延。陳昌浩病癒後並沒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親,其間曾到鄂豫皖邊區尋找紅四方面軍舊部。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給中央的長信中披露了一個史實:“此外,於9月5日收到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和總指揮及西北革命委員會於8月24日寄來的一個很簡單的信,是陳同志送來的。”能夠以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總指揮和西北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和資格寫信的,只有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3人。經查實,1937年8月24日前後,張國燾、徐向前兩人均在陝北洛川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查陳昌浩行止,他當時確曾去過鄂豫皖邊,但到了英山後即無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計此信是他在英山託人寄送到高敬亭處的。

然而高敬亭彙報信中涉及的“陳同志送來的”這封信,卻引起了毛澤東的特別關注。毛澤東於9月15日致電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關照:“8月24日陳同志給他們的信送來中央審閱。”儘管“陳同志”來信頭銜顯赫,但此時紅四方面軍由於西路軍失敗而實力大損,張國燾也因長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都在接受學習和教育,所謂的“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和總指揮及西北革命委員會”早已不復存在,難怪毛澤東要對此信產生疑問而要親自審閱。而曾顯赫一時、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在回到延安後不久,即從中共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

高敬亭的山頭主義思想及行為,也確實讓延安對他很不放心。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在武漢的周恩來、項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但須附電台並加強軍政人員。”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長江局在致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電中又指出:“關於鄂豫皖28軍即新四軍第4支隊問題,必須幫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隊進步和迅速出動。”5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

1938年4月中旬,張國燾在武漢投向國民政府,併到處發信聯絡其舊部反水。鑒於高敬亭是張國燾到鄂豫皖後考察提拔的幹部,長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極高的董必武專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當面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鼓勵他堅定立場,革命到底。同年6月下旬,因與後任支隊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激化,高敬亭揚言要在第4支隊搞肅反,消息不脛而走,引起部隊騷動,以戴季英為首的外來政工人員連夜逃離,是為“新開嶺事件”。此事驚動到地方黨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彭康在給長江局的報告中說:“4支隊問題,最近發生一嚴重事件。戴同志已離開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員也離開了……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極。這對於統一戰線,對於抗日,對於安徽的工作,都會發生莫大的影響,因此須得有一個斷然的解決。”

直到葉挺過江前的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書記在給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還提出對高敬亭的3種處理方案:“推動他到延安學習或擇地養病為上策;給以副指揮名義,4支隊改為縱隊,由其他同志帶為中策……撤銷高的職務為下策。”當時新四軍共有4個支隊,在上級的電文中,唯獨對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隊反覆出現“教育”“幫助”“推動”“說服”“爭取”“改造”“處置”等字眼,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下面。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項英、張雲逸、戴季英、周駿鳴等新四軍將領,都向上級發過對高敬亭不利的報告。

項英並非與高案無涉

高敬亭是新四軍軍部領導下的支隊司令員,身為新四軍最高決策領導人的項英,對高敬亭的問題不可能無動於衷。以下大量史實可以證實項英與高案的關係:

如1939年3月2日,項英、周子昆報中央並轉中原局電中指出:“我們正在解決高敬亭問題,你們有何意見?”

又如,1939年3月14日項英、周子昆致延安電中指出:“高敬亭顯然進步極慢,對東進至今懷疑,對執行黨的路線可說極差,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故季英初採取推動政策是對的。但亦不能因此對高客氣,硬說是他堅決執行了黨的路線,使之或驕或疑,都會發生不好影響。”

再如,項英1939年4月21日報中央及軍委並轉中原局電中,有“高敬亭無改變,近日又想將部隊調回後方,曾見廖磊請假”,“戴工作有成績,下面已有對高不滿”等語。

上述電報都是項英在葉挺過江之前發給中央的,它們真實反映了項英對高敬亭錯誤的深刻分析和解決高敬亭問題的迫切心情。即在葉挺到江北後,項英對如何處置高敬亭仍有具體意見。1939年5月11日,項英致電中央:“高部人數最多,五千多,問題不解決可影響發展,這對江北有大關係。”

2010年4月筆者在台灣訪學期間,於台北“國史館”查到1939年5月26日葉挺、項英聯名發給重慶蔣介石的電報,要求蔣介石“擬請將高敬亭撤職以示警誡,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畏罪潛逃,懇准予通緝”。葉挺當時人在江北,而電報的抬頭明確註明發自皖南涇縣。從電報分析,5月20日楊、曹叛逃,情況彙報到江北指揮部,指揮部經過確認無誤,再向皖南軍部報告,項英於5月26日以葉、項名義向蔣介石報告要求撤高的職並通緝楊、曹,此電無疑證實項英並非與高案無涉,處理高案不可能繞過新四軍最高決策者項英,同時也進一步證實,說葉挺在此之前就已經拿到了蔣介石批准殺高的公函是多麼荒唐。

處死高敬亭其實是中共內部的事情

1984年4月,筆者赴武漢參加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第三次年會,在飯桌上,我與來自河南鄭州大學的一位新四軍老同志相鄰而坐。經交談得知,他叫李資平,抗戰初期參加新四軍,在軍部搞機要工作,1938年冬隨張雲逸參謀長到江北,先後擔任江北指揮部和第4支隊機要科長。我當時正在寫高敬亭傳,因安徽民間有一種傳說,謂高敬亭被槍斃兩小時後,中央來電才到,叫送延安學習,但為時已晚,於是我向李老求證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訴我:“此說不確。中央來電內容是同意槍決,就是我收的電報。”以後,又從中共六安地委黨史辦陳忠貞主任那裡獲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養老,由家鄉一個族中姑娘陪伴照顧生活。於是我借開會、出差路過之機多次到鄭州戴府採訪,在談及高敬亭之死時,戴老幾次強調:“是黨中央批准槍斃高敬亭的,葉挺親自給我看的電報。”他並反問我:“高敬亭這麼高的職位,如果不是黨中央批准,誰有這麼大的膽敢動他?”儘管有李資平、戴季英兩個當事人的口述,但因沒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獻,長期以來,我只是作為研究高案的重要線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軍司令部於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鬥爭之經過》等大量史料證明,高敬亭確實是共產黨、新四軍以“反黨、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決定要殺的。筆者雖然認定項英與高案有涉,然而並非就認為項英要對高案負首要責任。當時江北指揮部不能與延安直接通電,楊、曹叛逃這樣的大事,江北指揮部必須要向皖南軍部稟報。同理,項英決定要撤高敬亭的職,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請示,這是中共鐵的紀律和幹部制度所決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銷高敬亭的職務後,項英才會向蔣介石發報。因為新四軍當時名義上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高敬亭是國民政府軍委會任命的少將支隊司令,必須要走這個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龍廠被江北指揮部扣押審查。10天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於6月15日致軍部電中明示項英:“中央決定派徐海東去皖整理4支隊,擔任副指揮兼4支隊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備幹部時注意。”足以說明此中關係。

從1939年5月26日項英致電蔣介石要求撤銷高敬亭的職務,到6月24日高在皖東青龍廠被處死,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葉挺雖為軍長,但並非中共黨員。當時在皖東有中原局領導下的鄂豫皖區黨委領導人鄭位三、彭康,還有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黨的前委以及軍隊負責人張雲逸、鄧子恢、羅炳輝、郭述申、戴季英、周駿鳴、林愷等一批高級將領,對如何處理高案這樣的大事,他們經過深入的討論,持有一致的意見,並向上級彙報。項英也不可能不請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夠的時間請示。從前述當時參加反高鬥爭的朱克靖題為《第三天》的報道中得知,在最後第三天的鬥爭大會上,張雲逸、葉挺、鄧子恢等人先後發言。葉挺在會上說:“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對高敬亭的錯誤行為和不正確的意識,是盡了很大的糾正和教育的責任的。中共數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糾正你的缺點,你都置之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實可為你的命運惋惜。”完全是黨外人士的口氣。會上還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高敬亭黨籍的決定,宣讀了新四軍軍部關於開除高敬亭軍籍的決定。繼撤銷職務之後,再來個黨籍軍籍雙開,這就更加說明此時黨中央和新四軍軍部對高敬亭已不再採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場。試想,戰爭期間公然違抗軍令,罪莫大焉。何況高敬亭還有“張國燾餘黨”的嫌疑,反高鬥爭時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為“張國燾的高足弟子”。聯想到原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紅5軍軍長黃超,只因想去蘇聯申述,就被秘密處死於新疆(此二人“文革”後已獲平反),中共中央當時決定棄高也屬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槍斃不久,葉挺還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軍部,項英於7月16日在雲嶺召開了全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會後以大會名義向延安發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報告,在肯定新四軍取得大江南北抗戰勝利成績之後,報告“同時指出正由於反黨的高敬亭之罪惡行為影響江北的發展和勝利”,最後向中央表示:“在前後十天之中,全體代表皆以布爾什維克的一致和熱烈的發言貢獻了實際鬥爭的經驗,並充分開展了自我批評,一致擁護中央軍委對反黨的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揭發高之反黨的罪惡,指出誰違反黨的路線和決定,誰是個人利益高(於)黨誰就變成黨的罪人。”這個給中央的報告,是在項英主持下完成並批報的。由此看來,當時中共中央軍委確實有一個處置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罪名即為“反黨”,可見李資平、戴季英的口述證詞並非虛妄之言。

實際上,對處理高敬亭的問題,葉挺、江北指揮部和項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葉挺在結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軍部後,項英於1939年8月致中央軍委電中,極力讚揚和充分肯定葉挺的江北之行說:“此次解決高敬亭,葉最堅決,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對黨均有極大進步。”明顯是居高臨下地表揚葉挺在高案中執行黨的指示的堅決和努力。還有,經項英批發的新四軍司令部致中央軍委《反高敬亭鬥爭之經過》的彙報中,對“爭取整個部隊到黨的領導下”的“反高”鬥爭同樣也持絕對肯定和高度評價。

綜上所述,高案的處理決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後,最終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項英是遙控者,江北葉挺、張雲逸等人是執行者,延安是最後決斷者。重慶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罷了。3年游擊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重金懸賞高敬亭的人頭而不可得,現共產黨自己要求殺高,豈有不準之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同舟共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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