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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真:近代史上最混帳的官二代 沒有之一

—原題:張學良眼中的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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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最混帳的官二代

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一槍不發,拱手讓出了東北。事後統計,東北軍損失飛機300餘架,戰車26輛,各種火炮300多門,其中重炮200多門,輕重機槍5865架,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

之後在兵力二十餘倍於日方的情況下,張學良把錦州也送了出去。

一個月後,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陳公博敦請張學良從後方起兵牽制日軍,被張學良一口回絕。

再然後,就是發動了當時舉國聲討(某些黨除外)的「西安事變」。

——張學良,近代史上最混帳的官二代,沒有之一。

「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北京,在車站一見到前來迎接的張學良,使怒責道:「為何不打?」

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

吳佩孚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閻錫山:小六子(張學良)太蠻幹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多次勸諫蔣介石無效後,聯合楊虎城發動兵諫,囚禁蔣介石,這就是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事變後,張學良致電閻錫山,希望他能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接電後,閻錫山立即召開軍政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閻錫山在會上說:「小六子(張學良)太蠻幹了,已元氣大傷。」經過反覆研究,他們決定擁護南京政府,營救蔣介石,譴責張、楊。

在張、楊數次電報的催促下,閻錫山到西安事變的第三日,終於發出了致張、楊的函電:

「兩兄震機電及漢兄元未電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

西安事變:《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

西安事變事變後,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決定發布《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又以為現在對外之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能奏功。……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胡適: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著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

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

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為,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說這是為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只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系國家的安危的。……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了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

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訴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

第一,向來抱著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

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

第三,他們的行為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著蘇聯得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著一個有力的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

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

——《胡適文集》

反省錄

「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假若金石之堅,蟲又安能生乎?良之不堅之處,正如夫子所云,在當時,憂患、忿憤、好樂、恐懼。在秉性上,好勇不知義,自用自專,又未能趨就老成,才會釀成西安之變。否則,共產黨何得施其伎倆乎?共匪彼時乃是趁虛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滲透,將內部真實的情緒,瞭若指掌,爾後,所用之口號和其行動,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認為同道好友,自墮其彀中,毫不自覺……」

——1956年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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