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績偉舊照
在一次新聞工作會議上，胡耀邦稱陸定一的《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人民日報》短評《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郭羅基的《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這三篇文章有問題，並說：「理論要徹底，難道就要徹底否定毛主席呀?」。胡績偉是耿介直言之士，馬上頂撞他：「陸定一的文章是我和楊西光(《光明日報》總編)作主，沒有通過你。另外兩篇文章都是你看過的。郭羅基的文章你親自作了修改，還說寫得好。如果這三篇文章有問題，我和楊西光兩個人負責一篇，你一個人要負責兩篇。」耀邦笑笑呵呵，無話可說。可胡績偉哪裡知道，他頂撞了胡耀邦倒是無所謂，要命的是他得罪了背後的鄧小平。
胡績偉高壽，人稱「胡老」。多年舊友習慣稱「老胡」。一聲「老胡」，飽含深情，滿懷尊敬。老胡已駕鶴西去，但人們心中的老胡將永世長存。
老胡和我，都是「自由化」的罪人。老胡被尊為「新聞戰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子」，而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出頭人物」。我們的罪孽還連累到胡耀邦，據說都是他縱容、包庇的結果。
對胡耀邦進行逼宮的老同志生活會上，薄一波作了總結，並作為一九八七年八號文件下發。其中有一條，說是胡耀邦在「對郭羅基等三人的處理上」有錯誤。「郭羅基等三人」，「等」字裡面另外兩個人是誰?不得而知。直到將近二十年後趙紫陽《改革歷程》的出版，才解了這個謎。他說：「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上胡啟立發言透露，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望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第183-184頁〕(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中的說法稍有不同：「胡啟立同志還講到一個重要情況。他說，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小平同志曾單獨找他談過一次話。老人家說，今天找你來主要談談對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同志有弱點，不僅是在對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表現比較軟弱。而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第446頁)究竟是王若望還是王若水?一九八四年的時候，鄧小平還沒有盯上王若望。王若望與方勵之、劉賓雁是一九八七年的另一個案子。而王若水在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已經受到批判。恐怕還是後者比較準確。)耀邦對我等三人是什麼「看法」?不清楚。而鄧小平的看法，不僅對我等三人，而且對胡耀邦，倒是很清楚的。老胡和我，受到鄧小平的關注，不是沒有來由的。我要說說幾件與我有關的事情，贊一贊老胡。
老胡敢於頂撞上級
一九七九年的理論務虛會上，「凡是」派的成員正在紛紛檢討。我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幾位朋友建議，把文章交給「凡是」派把持的《紅旗》雜誌，看他們發表不發表，看他們是真認錯還是假檢討。主編熊復不表態，來一個「送審」，把球踢給中宣部長胡耀邦。按慣例，送審總是凶多吉少，熊復是想借胡耀邦的手來扼殺這篇文章。不料，過了幾天傳下話來，耀邦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他看了三遍，作了一些修改。《紅旗》就不得不發表了。
這篇文章最早指名道姓地議論毛澤東的錯誤，批判對毛的造神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誰說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就是反革命，輕則坐牢，重則殺頭。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毛澤東說，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如果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不能一分為二，理論就不徹底了。為了維護理論的徹底性，不能禁止議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打破這個禁忌，思想才能解放。
文章發表後，有人叫好有人惶恐。雖然免當「反革命」了，但還是成了「大毒草」。一時之間，盛傳出三篇「大毒草」。一篇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三月八日同時發表的陸定一的《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文中有這樣的話：「彭德懷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是正確的。錯誤的不是彭德懷同志，而是反對彭德懷同志的人。」據說，只能講彭德懷是正確的，不能講反對彭德懷的人是錯誤的。陸定一這樣講了，就是「矛頭指向毛主席」。但是，要說成「彭德懷是正確的，反對彭德懷的人也是正確的」，這就必須推翻邏輯學，否則難以成立。另一篇是《人民日報》三月九日發表的短評《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據說，因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是毛主席講的，不能妄加非議。還有一篇就是三月五日《紅旗》發表的《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據說，這篇文章講的「理論要徹底」就是徹底否定毛主席。有的省在省委擴大會議上點名批評這「三株大毒草」。
在一次新聞工作會議上，耀邦也說這三篇文章有問題，還說：「理論要徹底，難道就要徹底否定毛主席呀?」。胡績偉是耿介直言之士，馬上頂撞他：「陸定一的文章是我和楊西光(《光明日報》總編)作主，沒有通過你。另外兩篇文章都是你看過的。郭羅基的文章你親自作了修改，還說寫得好。如果這三篇文章有問題，我和楊西光兩個人負責一篇，你一個人要負責兩篇。」耀邦笑笑呵呵，無話可說。只有像耀邦這樣具有民主風度的上級才經得起頂撞;也只有像胡績偉這樣忠誠正直的下級才敢於頂撞。
耀邦自己修改同意發表的文章為什麼又加以否定?不至於如此健忘吧?後來得知，鄧小平在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上說：「我們必須堅決地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我們寫文章，一定要注意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決不能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傷害這面旗幟。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定了整個這一段歷史。」〔《鄧小平年譜》(上)，493頁〕按鄧小平的標準，這三篇文章就是「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傷害」了「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他還批評耀邦「在毛主席問題上是不慎重的」，所以耀邦不得不有所表示。胡績偉頂撞了胡耀邦倒是無所謂，他那裡知道要命的是頂撞了背後的鄧小平。
老胡堅決維護言論自由原則
發動真理標準討論時，「凡是」派人物吳冷西打電話給胡績偉，進行指責。一個重要的論點是：「這個問題是政治問題，根本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根本不應該討論這個問題。」當時反對兩個「凡是」的人們回答：「這是哲學問題，為什麼不能討論?」似乎並不理直氣壯，默認了是政治問題就不能討論。理論務虛會上提出一種看法：「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早產兒」。之後，引起熱烈的討論。胡喬木又出來吹哨子了：「社會主義問題是政治問題，不能討論。」我寫了一篇文章，衝擊這個禁區。最初，文章的題目是《政治問題為什麼不能討論?》，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內部刊物《未定稿》上。《山西日報》未經我同意就轉載了，連印刷差錯都沒改。經修改，題目換成《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我主張不能因發表所謂的「反革命言論」而動手抓人，於是有人就說這篇文章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北京城裡議論紛紛，有的詛咒，有的歡呼。
當天下午，耀邦給胡績偉打電話，問：「你們發表郭羅基的文章是不是為魏京生辯護呀?」
老胡說：「這篇文章是九月份寫的，那時魏京生還沒有判刑，怎麼談得上為他辯護呀!」
談了幾句，老胡覺得耀邦的說法有點離譜，就問：「你看過這篇文章沒有呀?」
耀邦很老實，答道：「啊呀，我還沒有看過。」
老胡毫不客氣：「你沒有看過怎麼能提意見呢?」
「好，好，好，等我看過以後再說。」
看來，是耀邦周圍的人施加了影響，以至他還沒看文章就給胡績偉打電話。後來他看了文章，倒沒有「再說」什麼。
胡喬木向鄧小平告狀，說《人民日報》發表郭羅基的文章，公然為魏京生的罪行開脫。從此，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說魏京生就聯想到郭羅基，把魏京生、郭羅基再加上王炳章，敕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胡喬木要《人民日報》批判郭羅基的文章，胡績偉同他進行了一番爭辯。胡喬木指著文章中的一段話說，這是提倡反革命言論也有自由。他認為，不能籠統地說言者無罪，發表反革命言論也是有罪的。胡績偉說，憲法規定言論自由是公民的一個基本權利，用不著在「言論自由」之後加上一個註：「反革命言論除外」。老胡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寫道：「他雖然理屈，仍然指責我發表這樣重要的文章為什麼不送中央審查。」老胡回答：「這樣的文章，《人民日報》有權不經過審查就可以發表。」〔《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爭鳴》二○○四年五月號〕這就是老胡的不屈的風格。
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洪林說：「他(胡喬木)告的是郭羅基，實際上連帶著胡耀邦，因為胡耀邦當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這一下讓胡耀邦很為難，他是愛護郭羅基的，他並不認為郭的文章有多麼大的問題，但又不得不讓《人民日報》再發一篇文章，把這個問題說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辮子。」〔《中國思想運動史》第275頁。〕《人民日報》約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高銘暄寫了一篇《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因為這件事是胡耀邦交待的，報社特地將文章清樣送胡耀邦審閱。耀邦批示：「對於這個問題，要非常慎重，要考慮到各個方面。建議將高文送有關單位徵求意見，然後修改發表。」《人民日報》將高文送最高法院政策研究室、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法律系徵求意見，多次修改後才發表。
到了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擴大會議講話，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涉及《人民日報》和胡績偉本人。講到「絕對的言論自由」時說，這種主張來自北京大學的郭羅基，「說反革命的言論可以自由發表，只要他沒有行動，就不必去管。」還說，《人民日報》後來發表的文章，「對這個觀點批評得非常沒有力量」。胡績偉絲毫不讓步，他要理論部寫了一個材料，予以反駁。材料引了原文，指出，郭羅基並沒有說「反革命的言論可以自由發表」，也沒有說「不必去管」。胡績偉寫了一封長信，對胡喬木的批評進行申辯，還將理論部的材料作為附件。老胡的信中說，胡喬木的批評在事實上都有很大的出入，「事實不對，因而你據此所作的結論，自然就是不適當的。」對於胡績偉的義正詞嚴的申辯，胡喬木沒有響應，也不可能有響應，他既不會認錯，又無力批駁，如何響應?雖然不符事實，又不容申辯，但「「反革命言論也有自由」成了刺在郭羅基臉上的「犯罪金印」。」(李洪林)鄧小平的講話多次提及，作為「自由化」的罪證。
老胡一再反對霸主胡喬木
一九八○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旅大視察，講了一句「旅大是個好地方，大有可為」。《旅大日報》從七月六日開始，連續五天，天天套紅，用了將近七個整版的篇幅進行宣傳，號召全市人民「大學習、大討論」、「深刻領會」、「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實處」。《新聞戰線》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旅大日報》對華國鋒的不適當的宣傳。《光明日報》約我就此事寫一篇評論，以配合當時正在進行的由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引起的對華國鋒的錯誤的揭發。我寫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個人迷信了》，《光明日報》和其它報刊又不敢發表了。
一九八一年初，中共中央發出四號文件，通報華國鋒的錯誤，同意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內定胡耀邦代替他的工作。通報中有一句話：「他熱衷於製造新的個人迷信」。當時，北大有相當多的人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對於通報中的這句話大為反感。我把半年前批評華國鋒的《不要再搞新的個人迷信了》作了一些修改、補充，想拿出去發表。我知道，沒有「上面」的點頭，無人敢發表;而「上面」能點頭的只有胡耀邦。五月十一日，我先寄給耀邦，向他請示，請他批改。五月三十日，收到中共中央特急件，耀邦退回我的文章，他用紅筆和鉛筆作了修改，刪去華國鋒製造新的個人迷信的段落，將題目改為《要認真杜絕個人迷信》。他附有一信，解釋修改的理由，還說「總的說來，寫得不錯，使人讀了有啟發。」
我又將文章作了少許修改，按《決議》的提法，將「個人迷信」改作「個人崇拜」，以《要認真杜絕個人崇拜》為題，交《人民日報》。文章在編輯部待發的時候，事情又發生了變故。
《解放軍報》正在批判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這是八○年代「反自由化」的第一個戰役。人們對於那些「大批判」文章極為反感。《人民日報》按兵不動。耀邦說：「暫時冷卻一下」。由批《苦戀》引起的軒然大波逐漸平息。想不到鄧小平又出來講話了。七月十七日下午，他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揚、曾濤、胡績偉談話。主要是說：「關於《苦戀》的批評，我們今天達成個協議：《解放軍報》可以不必再批了，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由《人民日報》轉載。」鄧小平想出了高招：以轉載《文藝報》文章的方式讓《人民日報》介入，雙方達成妥協，大家不失面子。
鄧小平在談話中忽然指著胡績偉說：「郭羅基和周培源在北大盡搞派性，你《人民日報》熱心發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確的。」〔這是周揚告訴我的。胡績偉是這樣說的：「鄧還曾很嚴厲地批評我說：「你們人民日報為什麼那麼喜歡郭羅基?他支持聶元梓，是造反派人物。」兩者詞句不同，意思差不多。〕周揚當場為我作了辯護。
《要認真杜絕個人崇拜》本來馬上就要發表了。現在，我想胡績偉為難了：發表，冒犯鄧小平;不發表，對不住胡耀邦。老胡來電話了，要我到《人民日報》去一趟。從北京大學去《人民日報》得從西到東穿過北京城，十分不便，我不想去，反正已猜到他要說什麼了。
我說：「是不是文章不發表了?」
他說：「不是，你還是來一趟。」
我到《人民日報》，老胡有事出去了，他有話委託理論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向我轉達。他們說，老胡的意思是文章還要發，用個筆名。這樣，胡耀邦一看就知道是他要發的，鄧小平看了不知道是郭羅基寫的。老胡以為這是兩全之計。問我是否同意?我不加思索就同意了。八月十四日，以「馬溫」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刊出。「馬溫」的意思是溫和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篇文章見報後，與以前的幾篇一樣，總是褒貶兩極。一位外地讀者居然能看出這篇文章是我寫的，打電報來「向馬溫祝賀」。北京馬上有人告發：「馬溫就是郭羅基，胡績偉對抗小平同志。」鄧力群還在筆名上做文章，向鄧小平進讒言：「郭羅基想當弼馬瘟，要大鬧天宮。」
中宣部的內刊《宣傳動態》發評論，批評《人民日報》和文章的作者。
胡喬木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文章中的一段話，說「這是反對三中全會關於少宣傳個人的馬克思主義方針」。這段話的原文如下：「個人崇拜是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因此，僅僅少宣傳個人並不能有效地制止個人崇拜。當然，在瀰漫著個人崇拜的氣氛下，提出少宣傳個人，不失為一種進步。但是從理論原則來說，這種提法還是不科學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宣傳。如果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正確地宣傳個人，同時也是宣傳群眾，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錯誤地宣傳個人，多宣傳固然要反對，少宣傳也不行。」
老胡認真地加以駁斥。三中全會關於「少宣傳個人」是怎麼提出的?他引了三中全會公報的一段話：「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這不過是華國鋒的一個「提議」，根本不是什麼「方針」，更不是「馬克思主義方針」。郭羅基首先肯定「在瀰漫著個人崇拜的氣氛下，提出少宣傳個人，不失為一種進步」，但這只是一種策略措施，從理論上來分析，問題不在於宣傳的份量是多還是少，而在於宣傳的質量是正確還是錯誤。因而郭文從理論高度來闡明個人崇拜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有什麼錯?〔《〈胡耀邦與人民日報〉的補充》〕老胡對胡喬木切齒痛恨，所以在他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胡喬木──新聞界的霸主》。
鄧小平批評胡績偉，《人民日報》發表郭羅基的文章是不正確的，胡績偉卻又發表了。鄧小平的「鋼鐵公司」受到了挑戰，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
老胡的頂頭上司是二胡——胡喬木和胡耀邦。老胡對二胡同樣都直言不諱，但後果就不一樣了。老胡和胡喬木的關係越來越緊張，老胡和胡耀邦的關係卻越來越親密。二胡的後面是鄧小平，鄧小平支持胡喬木，壓制胡耀邦。而敲打胡績偉、郭羅基等人成了鄧小平進逼胡耀邦的棋子。
二○一三年二月於美國奧馬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