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超發貨幣以支撐國際消費，美國勞動力市場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廣大的群體在服務業實現就業，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實質性地創造了一種不可持續的消費驅動型經濟。
這對美國勞動力來說意味著什麼?如圖1所示，非管理層的實際工資在1970年代初就陷入了停滯，並且從此以後基本維持於該水平。
(美國勞動生產率vs非管理層工資水平數據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
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繼續上升，但是增速也在放緩。
在工資增長陷入停滯的背景下，美國的中產階級，例如非管理層員工，通過以下來兩個方式支撐他們的消費增長：
獲取兩份家庭收入(時至今日，女性占就業總人口的比例幾乎接近50%。)
(非農就業人數，男女就業比率;數據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
增加債務：
(美國家庭債務與家庭債務/收入;數據來源：Federal Reserve– Flow of funds Z.1)
很顯然，當女性占就業總人口的比例達到50%以及家庭收入萎縮基礎上的進一步加槓桿無法達到目的時，這種遊戲就結束了。重新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將是老式的：量入為出，高效地投資盈餘。
如我們的前文所述，遊戲結束的結果是，中國、日本和德國等全球製造業大國將會發現自己過度依賴出口，如同美國過度依賴服務業。
隨著美國人開始增加儲蓄，開展國內投資和重建製造業，全球出口國們將被迫去做剛好相反的事情。不用說，這樣的變化不會是自發的，而是以衰退、金融危機的形式迫使的。不管怎麼樣，過剩必需在某一時刻被出清。
但是，美國工資增長因何陷入停滯呢?很簡單，懷著浮士德式交易的心理，美國人用低生產率的服務業取代了高生產率的製造業。儘管這在當時感覺很贊——美國人的舒適生活方式讓人感到吃驚，但是它帶來了長期的後果。
美國的就業在向兼職、低福利和低收入的服務業轉變，勞動力市場的整體就業質量惡化。我們編制了一個就業質量指數來衡量它。果不其然，該指數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就見頂了。而真正可怕的是，金融危機之後，該指數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經質量調整後就業水平，就業質量指數;數據來源：美國勞工部)
統治著當今宏觀經濟模型的所謂的財富效應帶來了諸如格林斯潘等認為股市上漲帶動經濟增長的庸醫和騙子。由於對GDP有著錯誤的認識，他們固執地堅持著半對半錯的觀點，以資產價格膨脹的方式為美國加槓桿去國際市場上購買商品。
最後一張圖談一談美國政策循環的進展，以及為什麼事情會變得如今天般讓人困惑不解：
(服務業占就業比重，標普500指數走勢;數據來源：美國勞工部，聖路易斯聯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