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來年譜》中記載了1966年8月1日，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意見，負責處理清華大學工作組和文化大革命問題。先後約王光美、葉林談話，並兩次找蒯大富談話。但根據蒯大富的回憶，周恩來找他匯報情況時間是1966年7月31日。《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一書中記錄了文革紅人蒯大富與劉才堂對這兩次談話的回憶。
謝富治與蒯大富、韓愛晶合影
一、蒯大富的回憶
1966年7月30號晚上，又是賀鵬飛廣播通知我：「蒯大富，晚飯後請到靜齋來。」我吃完晚飯就到靜齋去了。賀鵬飛告訴我說：「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談話，你就在甲所等著。」
後來他就把我帶到甲所，那大概是我們清華大學唯一有沙發的地方。我就坐在沙發上等。從7點開始等，8點、9點、10點，沒有人來。11點我就找到賀鵬飛，質問他：「賀鵬飛，這是怎麼回事?」
賀鵬飛說：「讓你等，你就等著唄。」
11點了，我就堅持不住了，因為是夏天，犯困打瞌睡，到了12點、1點、2點，我靠在沙發上，穿個襯衫，就睡著了。
從7點到2點等了7個多小時。快到2點的時候賀鵬飛進來了，把我搖醒：「蒯大富，醒醒，快醒醒。」我趕快揉揉眼睛，用手擦擦嘴角。
「找你談話的人來了，快坐好。」他說。
我就趕快坐好了。正說著門口就聽到停車聲、開關車門聲、腳步聲，然後有人進來了。
來的人一進門我就傻了眼，周總理來了!周總理這個形象當然是熟悉的。他在報紙上和電影記錄片上的形象誰人不知，我不可能不認識。
當時我就蒙了，蹭的站了起來。周總理說：「你是蒯大富?」
我說：「是，總理。您怎麼來了?」
總理說：「你坐。」
後面跟了一個秘書，周總理介紹說：「這是我的秘書，孫岳同志。請坐，請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介草民，小人物，當時也是被整得發木了，見了總理不敢有絲毫的放肆。我就站在那兒沒動。
還是孫岳走過來，壓著我的肩膀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下吧。」
他把我給按坐下了。坐下來以後我就半個屁股坐在那沙發上，還是很緊張。
這不是什麼謙讓的問題，這是面對一個可以決定我命運的人。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王光美怎麼了，也不知道劉少奇怎麼了，一點也不知道。
你得非常佩服周總理的親和力，就是和緩氣氛的能力。他一開始先拉家常，問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蒯大富。」
「幾年級?」
我說：「三年級。」
「哪個系?」
我說：「工程化學系輻射化工專業902班。」
「老家是哪兒?」
我說：「江蘇。」
「江蘇什麼地方?」
我說：「江蘇鹽城濱海縣。」
「哦，你們那兒是新四軍總部啊。父親母親是幹什麼的?」
我說：「他們全都是農民。」
「政治面貌呢?」
我說：「他們全都是共產黨員。」
「那你們家是老革命啊。我也是江蘇人，我在淮安生，長到14歲以後才到浙江去的。所以我們是老鄉啊。」
哎呀，他就這麼輕輕地一說一說以後，我就感到，沒有任何的敵意啊，最起碼不是以審問的姿態出現的，還稱呼我「老鄉」。因為我從來沒有和大人物面對面說過話，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見到了薄一波。薄一波對我冷嘲熱諷的，從來沒有好好說話。怎麼也想不到周總理會這樣，我情緒也就放鬆了好多。這時我已經比較安靜了，我也坐直坐正了。
周總理說：「那麼我跟你說啊，今天沒有別的意思，我受主席和黨中央的委託來請你說說，請你從6月1號到7月30號，不，31號，今天已經是31號的凌晨了，把你知道的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詳詳細細、明明白白地給我講一講，是你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
哇，那我當然是畢恭畢敬。我說：「總理，我鄭重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我向總理保證，我下面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自己親眼看見、親耳聽到和我自己真實的想法。」
周總理還特別給我保證了一句，說保證聽我講完最後一句話。
孫岳專門作記錄。人家就是不太大的一個筆電，唰唰地就開始記。
我剛開始講了兩三分鐘，周總理自己也拿出個本子做些記錄。
我從6月1號講起。周總理基本上是在記，記得還比較詳細，有的時候他聽不清楚，還要我重複一遍，或者是哪個地方要強調一下結果是什麼。因為事情剛過嘛，而且鬥爭那麼激烈，全部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啊。
我開始一件事一件事地講，每一件事都說得特別詳細。
剛講了不到二十分鐘，咚咚地敲門。周總理說：請進。推開門，賀鵬飛進來了。他不叫周總理叫周伯伯，賀鵬飛說：「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自述的話。」
周總理說：「不行，今天我們就聽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出去吧。」賀鵬飛只好走了，我又繼續講。
又過了二十分鐘左右，聽到第二次敲門，賀鵬飛又進來了。進來以後還是說：「周伯伯，我也想聽蒯大富自述的話。」
周總理生氣了：「我跟你說了，我今天就聽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不要其他人參與。從現在開始你不要再進來了，不要再敲門了。」
以後賀鵬飛就再也不敢敲門了。我就一口氣地講，講，講。有的時候總理還發問，孫岳一句話都不說，就在那兒記。我從凌晨2點一直講到5點。
5點了，天亮了。周總理打斷了我的話，說：「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這樣，我下面還有個會，今天我們先談到這兒，下午7點我派車來接你，去人民大會堂我們繼續說。你今天說的情況是你一個人經歷的，而且呢，你被關了15天，所以在你被關的情況下清華有很多事情可能你不知道。這樣，今天晚上我們再談一次，你找三個人，你自己找，你找誰我接受誰。支持你的、同情你的、幫助你的，反正就是你喜歡的人，你找三個人，但是呢，不要全找被關起來的人，不要全找被認為是蒯派的，也可以找同情你的但沒有被關起來的人，對學校外面的情況比較了解的人。那我們今天晚上繼續說，能不能做到?」
我說：「能。」
「那好。」周總理站起來握手之後就走了。
我按照總理指示找了三個人。一個劉泉，劉泉的爸爸是浙江省的副省長。還有劉才堂。這兩個人都是被整得落花流水的，和我同時被關，在全校挨鬥的。還有一個沈台平，沈台平是三個人中沒有被抓的，我一放出來後他就天天跟著我走，非常同情我，有好多事情他都幫過我。我找了這三個人。學校早就準備好了車，下午7點提前一刻鐘，我們趕到了人民大會堂。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廳，後來我才知道是在河北廳，我和他們三個人坐在那兒等。
接著周總理進來了，周總理領著兩個五十多歲的人，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志，這是你們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同志。我帶他們來聽你們說話，你們沒意見吧?」說得很認真的。
我說：「我向總理和兩位首長匯報。」一個是總理，那兩個是省委書記，你說我能反對嗎?
「好，那我們今天接著繼續說。」
我、沈台平、劉才堂，加上劉泉，以我為主，就開始講了。我說，如果我有說得不對的，記得不準確的地方或者不完整的地方，你們補充啊，隨時補充啊。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說：「你們補充蒯大富自述的話，看看他有什麼說得不完善的地方，講得不太對的地方。」
以我為主，他們三個人有時也插話。有的時候我說得太累了，他們就幫著我說。我們四個清華學生向周總理和兩位省委書記匯報，從7點講到10點，又是三個小時。這樣加上凌晨2點到5點我向總理做的匯報，在1966年7月31號這一天，周總理兩次聽我們匯報清華文化大革命情況，他總共聽了六個小時。
最後我說：「總理，我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完了，我向您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親眼看到的，親耳聽到的，想法也都是真實的想法。」
周總理說：「謝謝你了，非常感謝。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匯報。我今天晚上還有會，沒有空陪你吃飯了，我請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同志做了一點夜宵，馬上他們會過來。你們吃完以後有車送你們回去。再見。」
我們和周總理加上兩個省委書記告別以後，他們就走了。一會兒，來了個穿著白袍、戴著圓帽子的工作人員對我們說：「請你們到這邊來吃夜宵。」
旁邊有個小休息廳，在那裡給我們一人面前放了一碗雞絲湯麵。哎呀，那湯麵特別好吃。每人吃了一碗，香得不得了。吃完了以後，我們高高興興，又有車把我們送回清華了。
周總理找我匯報清華情況的時間是1966年7月31日。第二天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我給周總理提供的實際是攻擊王光美和劉少奇的炮彈啊。
近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記載了這兩次談話，但不知為什麼，時間差了一天。《年譜》第1128頁：(8月1日)按照毛澤東意見，負責處理清華大學工作組和文化大革命問題。本日，先後約王光美、葉林談話，並兩次找蒯大富談話。
我詢問了一些同學，並參照有關資料，可以認定《年譜》的記載不準確。
(摘自蒯大富著《清華文革「五十天」》第二十節「周總理兩次聽我匯報」)
二、劉才堂的回憶
關於周總理1966年7月對我們幾位同學的親切接見，我和劉泉同學有同樣的感受。正如他在回憶文章中說的：「文革初期1966年7月，我參加了周恩來總理一次親切接見。我退休後，隨著年歲越來越大，我的一個願望越來越強烈，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這次接見忠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這是被人民和歷史評價為「十年內亂、十年浩劫」的文革的一個片段。周總理已經去逝，不堪回首的「文革」之頁已經翻過去了，我們活著的晚輩不記錄下來的話，這個片段將永久地湮滅了。這是對不起歷史的啊!」
的確如此。關於這次接見，我曾應劉泉的邀請簡單地寫過一段文字給他。現在又應孫怒濤的邀請再詳細寫一寫。雖然文革的煙雲已經散去，事情已過去了近半個世紀，那次接見的詳細過程各人記憶難免有些出入，但周總理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這次接見是清華文革的一個環節或片段，我想，簡短介紹一下我當時所處的清華文革的背景情況還是有必要的。
背景情況
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901班學生(大學三年級)，團支部委員、副書記，班級生活委員，中共候補黨員。1966年6月1日夜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火藥味十足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名師生的大字報，清華不少同學當夜就趕到北大看大字報，當天夜裡清華園內就出現了大字報。6月2日起清華就亂了起來，也沒有誰下指令就基本上停課了。在最初的日子裡，我也只是到北大，或在本校校園裡看看大字報。大約6月9日，北京新市委就派來了工作組，而且每個班都派了工作組的人來。當時學校工作組組長是國家經委的副主任葉林，副組長是冶金部副部長周赤萍和林業部副部長楊天放。工化系的組長是張西薇(音méi，革命烈士張太雷之女)。
工作組一進我們系裡，第一件工作就是讓原來的黨團組織以及班級輔導員一律靠邊站，重新指定了年級和班級的領導小組(工作組員加學生代表)。像我所在的化901班、蒯大富所在的化902班黨團支部統統靠邊站。他們的工作形式就是像我們平時上課一樣，按班級開展學習討論和「批判學校修正主義路線」。學校系之間互相走動，或到外校走走看看是不允許的。文革開始後，我們都停課了，學生、老師自由走動，沒人來管，他們說學生們像放羊一樣。這在當時自然引發好動的清華學生們的強烈反感。
6月15日夜間在圖書館旁二院的一間教室里，針對工作組強調要建立革命秩序的話題，我和我班同學舒仲用寫學習心得的形式寫了一篇大字報：《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革命秩序?》。大意是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觀察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的視角、觀點來觀察我們清華文革中的學生運動。因此我們作為運動的其中一員，希望得到工作組支持、鼓勵而不是束縛。我班同學張存和幫助抄寫，數力系一個同學單景德也簽了名，貼在了大禮堂前新建立的大字報棚區的科學館對面位置。
沒想到這篇大字報惹來了大麻煩。因為幾乎在同時，化902班的蒯大富等幾十名同學就在我的大字報旁邊貼上了一篇題為《工作組往哪裡去?》的大字報，落款的時間是1966年6月16日。不僅如此，蒯大富還在我的大字報標題處用鋼筆寫下了那段關於「奪權」的著名的批語：「革命的重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爭，把權奪過來了。現在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當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顯然很刺激工作組的神經。更令工作組惱火之處還在於：我在6月19日竟然又逆勢寫了一篇《為什麼不能給工作組貼大字報?》真是火上澆油。我的厄運由此開始：
6月16日白天我到大禮堂前看大字報時看到了驚人一幕：王光美在看我的大字報。陪同的，有清華學生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濤(劉少奇之女)等。只見拍攝我的那篇大字報的相機閃光燈頻頻閃爍。現在我的那篇大字報的照片還在我處。王光美在報紙和新聞電影裡出現過，我們學生看到過，我認出來了。我以為她個人來看大字報，覺得是新鮮事，但不會想到她在工作組中還擔任領導工作。
然後班級和系裡開始了對我個人和大字報的批判活動。不僅口誅筆伐，而且搞車輪戰。我被叫去(當然不去是不行的)到逐個學生班級、逐個教師的教研組(那時都叫教研組，不像現在叫教研室)開辯論會。辯方只我一人。批得我十分疲憊。與校工作組開全校大會批判蒯大富的同時，工化系開批判劉才堂的大會。對我批判活動的高潮是在大禮堂召開全系批判會，題目是：「工化系批判反動學生劉才堂大會」。一個四好班(思想好、學習好、體育好、勞動好的班級)的團支部副書記竟然成了「反動學生」，說我是「黑幫藤騰(工化系黨總支書記)的大紅人，右派分子(指我的一位中學化學老師)的孝子賢孫」，豈不是又可氣又可笑，怎能服人?工作組當時編輯的《大字報選編》收入了我的大字報和批判我的發言稿和大字報。
到7月29日，北京召開了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北京新市委驚人地宣布撤銷派往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雖然整我們的工作組將要撤離學校，但我們被抹黑的政治面目能還原清白嗎，誰能來還我們清白呢?我像所有被工作組整的同學一樣，看到一絲曙光，但心頭的壓力仍然很沉重。
接見情況的回憶
記得那是在一個夏天的晚上，誰通知，怎麼通知的，都記不清了。有人通知我晚飯後到甲所去，有首長要見我們。我們被打入另冊的學生竟有首長要接見，大概不是壞事吧。是誰呢?心裡一點底也沒有。當時想：愛誰誰，聽天由命吧!
甲所是工字廳前的一個獨立院落。有個很小的北門。記得在甲所門前徘徊的有我，有蒯大富。我們就等待在北門前面。相互間也沒說什麼話。
7月31日是盛夏，應該是等到大約9點以後吧，突然有人打開北門招呼我們進院子。我不是第一個進去的。當我進門後，突然見到燈光下有一個高大的身影快步走出來迎接我們，仔細一看是周總理!我記得我和蒯大富等都高呼起了「周總理!」只是激動地握手。我們這個高興勁兒啊，無以言表，只是喊「周總理!」我握住周總理的大手，感到十分溫暖，這是至今記得非常清楚的!
參加這次接見的還有劉泉和沈台平。蒯大富是我們同一個系的，工作組又和他大會辯論，又大會批判他，很熟悉，但沒有多少交往。之前對劉泉只知其名未見過其人，他和一些同學貼過工作組的大字報，有知名度。對沈台平我不熟悉。
很快我們進到一個小客廳里圍成一圈坐下，總理坐在我們對面。這次接見的談話內容記不清了。之所以記不清了，不僅是因為時間久遠了，主要還是因為談話並沒有涉及什麼敏感的政治內容。我感覺就是談天，家長里短地閒聊，所以我們非常放鬆，沒有任何顧忌。我記得總理介紹了在旁的秘書叫孫岳。始終沒有聽見孫岳說話，只見他沙沙地記錄，我還注意到他有一堆削得很尖很規範的鉛筆，此後我也更重視削鉛筆的規範化了，我們工科學生都要削鉛筆畫工程製圖的嘛。
第一次接見完後沒有吃飯，約好第二天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談。第二天晚上，還是我們幾個人，乘一輛小轎車到了大會堂的某省的一個廳，一溜長條桌對面坐著周總理、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周總理向我們介紹了兩位省委書記，又向兩位省委書記介紹了我們這幾位同學。周總理希望我們不要拘束。記得江書記是個大個子，譚書記是個小個子。這次接見完已是深夜，總理留我們吃了一頓夜宵。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豬肉肉皮湯，十分酥脆、綿軟和鮮美。
我曾為此寫過一首七律。詩曰：
難忘清華甲所前，偉人接見樂翻天。
溫存話語三冬暖，綿軟羹湯百味鮮。
未懼征途風浪險，應嗔後輩舵輪偏。
可尊領袖已仙逝，徒令吾曹淚似泉!
201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