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是我幾年前就已經談透了的問題，可是，現實中錯誤的觀點和認識依然盛行，而且大有愈來愈嚴重的態勢。今天再就這個問題說說我的基本觀點。
1道德淪喪的標誌
前幾天在《也給年青人列個書單》中提及了邊沁的名著《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之所以推薦這本書，就是希望通過讀這本書能了解道德和法律的本質，以及形成的基本原理。
道德與法律本是一個東西，只不過前者是自覺和自律，後者是強制他律。前者比後者要求更高，後者是為了守住前者的底線而不得不以立法形式強制實施。所以，我們首先要記住一個常識，法律是道德的底線。
明白了這個常識，我們再來看看道德到底是如何淪喪的。一個基本的邏輯關係是：法律既然是道德的底線，如果有法律在，法律還能管用，那麼，所謂道德淪喪就是不存在的，因為守住了底線就說明道德還沒有完全泯滅。如果人民只有守法這個水平的道德約束，只能說明道德水平還不高，但不能說道德已完全淪喪了。反過來，如果是法律已經沒有了，或者有法律也是形同虛設，權大於法，人人都只崇拜權力，那麼，法律就已經事實上死亡了。法律沒有了，怎麼可能還有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呢?
明白了這個簡單的邏輯關係，我們就能有一個基本的結論：道德淪喪的標誌不是別的什麼表象的東西，而是其本質所在，即法律不存，法制不張。
2中國人道德底線到底何時失守
當然是法制遭到徹底毀滅的時候。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毛時代的革命和鬥爭，破壞了一切傳統的以及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既有秩序，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文革更是廢除了包括憲法在內的一切法律，也廢除了一切正常的政治秩序，只對毛本人負責的一個文革領導小組，就成了統領一切的政權核心。
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新中國法制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的歷史：
1958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發表談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我們每次的決議都是法，開一個會也是一個法。」他還說：「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參見《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
此後，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政法小組很快寫了一個《關於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已經沒有必要制定」，遂使從1954年開始的法制建設進程驟然中斷。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報告，發出《關於中央政法機關精簡機構和改變管理體制的批覆》，批覆宣布中央書記處決定：第一，中央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合署辦公。對外，三機關名稱不變，保留三塊牌子，三個大門出入;對內，由公安部黨組統率，兩院各出一人參加公安部黨組，以加強工作聯繫。第二，三機關合署辦公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設一個辦公室，分別處理檢察、法院的必要業務工作。
根據這一決定，中央公檢法三機關實行聯合辦案，合署辦公，並明確規定三機關都「由公安部黨組統率」，明白無誤地把「兩高」直接置於公安部的領導之下，成了公安部的附庸。至此，1954年制定的憲法就變成了廢紙。憲法規定的平行機構「一府兩院」(國務院和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規定也就成了一紙空文，而國務院的下屬機構公安部卻成了「兩高」的領導者。法制秩序被徹底摧毀，莊嚴的憲法就這樣被強姦和蹂躪，棄如敝屣。
中央公檢法三機關合為一體後，上行下效，全國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檢法三機關的建制，改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進而提出「一長代三長(警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實際上誰還「分家」?完全搞成了「一鍋煮」和「一勺燴」。於是便出現了這樣的情景：各級黨政領導率領政法部門的幹警，帶上空白逮捕證和空白判決書，下鄉下廠為「打開局面」而隨意捕人;對抓起來的人有的甚至不開庭審判，在空白判決書上填一個名字，加幾個罪名就判了刑，甚或直接槍斃。(以上參見《「以黨治國」面面觀》，《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略有刪改。)
到了文革時期，一切就都不用說了，連國家主席都可以隨便抓，隨便打，隨便折磨致死，上億人被審查，幾千萬人被批鬥，幾百萬人被打死。這還有什麼法律可言，又如何扯得上道德二字?
當我們在談論道德淪喪時，一定不要忘記了，到底是誰，在什麼時候，徹底摧毀了一國的法制體系。連法制都不要了，更何談道德啊?
3要命與要錢：到底誰更無道德
我們許多人，總在說今天這也不好，那也不行，人人都在說道德淪喪，人心不古。可就是沒人真正深刻地反省到底何時又因為什麼而道德淪喪，總是簡單地把一切問題歸因於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的「貓論」和「摸論」。似乎一切都是「向錢看」的惡果。
我在《也給年青人列個書單》中還提及了另一本名著《欲望與利益》，推薦這本書的目的是讓大家了解人類最具破壞性的欲望到底是什麼，為什麼經濟學主張對金錢的欲望不僅沒有錯，反而是為了拯救人類走出欲望的泥沼，擯棄欲望的破壞性和毀滅性，走向自由與平等的現代文明。
我們都應該知道，革命和鬥爭到底是要什麼?一是要權，二是要命對不?要權是為了要一切，而要命就是奪命搶權啊。如果要錢是不道德的，那麼要命和要權就是道德的了?那些把道德淪喪歸因於改革開放的人，你如果不是腦子進了水，請稍微動動腦子想想簡單的道理成不?
我在《也給年青人列個書單》還提及了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推薦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讀這本書了解人類的眾多欲望當中，到底什麼欲望才是「溫和的欲望」，什麼才是自由和平等，又如何實現自由平等的交換，再如何避免權力和榮譽驅使下的搶掠和戰爭，毀滅和破壞。關於金錢的欲望，斯密論述了，並因之開創了經濟學理論。赫希曼又在《欲望與利益》中作了更進一步的闡釋。他們的基本結論就是，人類最具破壞性的欲望是權力欲和榮譽欲。相對眾多的欲望，對金錢的追逐是最為「溫和的」，因為按市場規則，金錢的獲取要靠自由平等的交換，而不是搶掠、革命、鬥爭甚或戰爭。
所以，要搞清楚到底是誰，是什麼時候淪喪了中國人的道德，只需要搞清楚誰是要權、要命的人，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奪命搶權了，答案就不言自明。請記住我的話，要錢沒什麼不道德，要權要命才是毫無底線的道德淪喪，法制淪喪，並終至社會淪喪的罪首。
4道德建設以法制建設為前提
從道德與法制的關係看，沒有法制就斷然不可能有道德，有了法制，隨著法制的逐漸完善，道德才可能逐漸恢復和提高。
在一個法制不張的社會裡，不要空談道德，不要一出口就拿道德說事，不要動不動搶占道德制高點，更不要扯什麼「依德治國」的蛋。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中，沒有任何時候不是依法治國的。劉邦入咸陽，第一件事情就是約法三章。歷朝歷代的皇帝，除了少數昏庸者，多數都是依法治國的。所謂「皇帝詔曰」，也多數是在國法的框架內進行的，皇帝只是頒布和行使法權的一個載體而已。
國有法，民才可能有規。國家有法制意識和法制事實，人民才可能有規則意識和遵規守約。畢竟道德的本質同法律一樣，就是行為的規則和規範。
從這個角度講，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制建設，不管存在多少問題，終歸是在往法治的正確軌道上走，比起毛時代的「只要人治，不要法治」是進步了很多的。人們的道德水平，不管存在多少問題，也是比毛時代大有進步的。那些粉飾毛時代的道德水平的人，正是那些洗淨了嗜血的雙手，開始大講特講道德，並動輒搶占道德制高點的人。他們是紅衛兵的一代，是懷念革命與鬥爭，暴力和搶掠的一代。他們的所謂道德，就是把你劃為階級敵人，然後奪你命，掠你財，再然後就有了革命的至高無上的道德。
5立法的基礎和前提
法律既然是道德的底線，那麼惡法也就是惡德的底線?沒錯。所以，立法是有前提的。
道德規範源自民俗里約，是一個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念和依據這些價值觀念形成的行為約束。這些行為約束之中，最基本的東西是要求人人必須遵守的，否則社會就可能陷入無序和混亂狀態。這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法律形成的基礎和前提。
既然法律基於道德，道德基於民俗里約，那麼立法就必須是大眾立法。唯其如此，法律才能體現一個社會裡眾人公認的基礎價值觀念。如果是少數人立法，就很可能是將個別人的意志通過法律來強加於眾人，不能體現眾人的共識。這樣的法律就很可能「法不責眾」，失去法律本應有的「合法性」和只有大眾支持才能有的那種尊嚴。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刑法和民法中，對說謊、不守信用、不遵守契約的行為都是通過立法來進行重處的。因為真實、守信和守約是自由和平等的前提，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是道德體系建設中最基本的東西。可是，我們的法律體系中，對這最基本的內容卻是異常寬容的，有些根本就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約，比如對那些說謊的人，就從來沒有法律條文約定明確的處罰細則。在現實中，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普通民眾，甚至根本沒把說謊當回事。相反，我們對限制公民自由的立法卻是十分的嚴厲，越來越嚴厲，比如掃黃、比如禁言，這些本應該是道德範疇而非法律範疇的東西，我們卻搞成了法律。以掃黃為例，那麼多官員可以「通姦」，可以二奶三奶，民眾賣淫嫖娼居然還違法?事實上，中國的男人沒有幾個不嫖的，這就叫法不責眾。掃黃除了給執法者創收之外，也實在找不出還有多少實質的意義。
有些沒有法律約定的東西，我們也可以隨便處罰別人，比如如今十分盛行的「喝茶」，似乎已經是一種准法律了。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立法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守住，道德與法律的界線沒有明確，個人或政黨的意志被無限放大，民眾的法律和道德訴求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