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團的核心人物，可他為什麼要在臨死之前急切地去揭發江青和張春橋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後又出任第一副總理。其後，在周恩來重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著黨政軍大權，這既是康生所不願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預料到的。聯繫局勢的這種發展，再來想康生此前所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裡」的真正含義，就再清楚不過。而康生在這之前急著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意圖，也就一目了然。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與事卻依然耐人尋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對於康生此舉的動機有不同說法：有說這是他慣於投機的本性使然;有說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應;粉碎「四人幫」之初，有人甚至公開宣稱，這是康生同「四人幫」有過鬥爭的證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黨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問題」的材料時，曾看到過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有關內容。現就我所掌握的資料，談談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來即將於23日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總理那裡，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接著，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帶話揭發此事，顯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後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團的核心人物，可他為什麼要在臨死之前急切地去揭發江青和張春橋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開這個謎團，只要重溫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勢，就可以弄明白。這一年的形勢，主要圍繞「批林批孔」運動和四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展開。這兩件大事以及當年的「評法批儒」，內情複雜，涉及面廣，這裡僅從康生和江青的關係這個側面來敘述，以便考察當年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為何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即由「熱情支持」轉為「致命一擊」，從中找出康生為什麼要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答案。
1974年初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江青通過其操縱的寫作班子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復禮」等儒家思想為名，到處講話，宣稱要批判「現代大儒」。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後抱病沉寂一段時間後，突然活躍起來。他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把中央黨校寫作班子的負責人和一名教授推薦給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康生同志有功勞，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請教授寫了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這本書，我建議學，可能難一些，不過也沒什麼。江青還在大會上表揚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黨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會後第二天，康生即打電話給中央黨校，詢問動員大會那位教授去了沒有?康生說：「請轉告他，江青同志的講話說《誅卯》不通俗，不是批評，在研究成果上還是肯定的。現在再叫他寫一篇東西，題目為《柳下跖痛罵孔老二》。」康生不僅親自規定題目，還就文章的內容和寫法作了具體說明。康生授意的這篇文章寫出後，立即受到江青的賞識，成為她手中的「炮彈」。3月10日，江青在給中國科學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們「學柳下跖的辦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隨後又把《柳下跖痛罵孔老二》的材料寄給該所。於是，科學院系統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孫」的浪潮。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遲群和謝靜宜負責的寫作班子「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在康生主管的寫作班子「唐曉文」(「唐曉」即黨校諧音)的協助下，寫出《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等文章。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節譯)材料，經遲群、謝靜宜修改後送還康生，批示「請康老參閱」、「供康老酌量」。康生當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後，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來的修改本，已告黨校同志認真研究學習，並要他們今後在編寫材料中，注意從政治上，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上考慮問題。」很清楚，康生所謂「注意從政治上，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上考慮問題」，就是編寫材料可以任意篡改歷史，搞影射史學，更好地為江青一夥的政治活動服務。
5月間，康生雖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黨校編寫出五種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評法批儒」的活動。康生還特意通過秘書轉告中央黨校：「材料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志，要寫上是遵領導(即康生)囑咐送的。」不久，江青對中央黨校負責人說：「康老有病，我過問一下黨校的編寫組。」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帶領遲群、謝靜宜和黨校負責人兩次去天津活動，得意地說，「兩校」和黨校是「我的兩個班子」。她在天津大講「現在的儒」，宣稱要批「現代大儒」，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而康生在這段時間對江青的活動，一直熱情支持，積極配合。
然而，江青一夥的好景不長。1974年下半年，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江青一夥。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且當眾宣布：「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11月12日，江青從北京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她對領導層人事安排的意見。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澤東還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有好些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麼辦?」這期間，毛澤東還點名批評了江青的親信、國務院科技組負責人遲群，說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此前，毛澤東曾提議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當即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10月20日，毛澤東又派人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2月23日，周恩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毛澤東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面對這種形勢，對於康生這樣一個十分熟知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的人，很清楚今後形勢發展的趨勢。一向老謀深算、善於投機鑽營的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他急忙與江青一夥拉開距離、劃清界限，轉而靠近周恩來和鄧小平，並作出一系列姿態：他拒絕江青的探望，氣得江青大哭大鬧;他一改冷漠態度，詢問和關心起周總理的病情;他拖著病體讓人用擔架抬到周總理那裡，揭發江青和張春橋都是叛徒;他托人帶話給毛澤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他托鄧小平「在中央講講解決黨校問題」以示「尊重」等。
其實，康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與「四人幫」拉開距離也好，靠攏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友好也罷，並非真心實意。他在臨死前對一個親信的談話，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見中央黨校負責人，此時他講話已經很困難，語句含糊不清，有的話還需要貼身秘書複述。康生斷斷續續地說，下部長瘤子，淌血，不行了。黨內鬥爭複雜，你不了解，遲群犯了錯誤……我們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裡。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康生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裡」，到底所謂何指?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後又出任了第一副總理。其後，在周重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著黨政軍大權，這既是康生所不願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預料到的。聯繫局勢的這種發展，再來想康生此前所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裡」的真正含義，就再清楚不過了。而康生在這之前急著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意圖，也就一目了然了。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死去。
「四人幫」倒台之初，康生原先的幾個秘書利用一些場合和機會，竭力宣稱康生「對『四人幫』早有抵制」，「同『四人幫』有鬥爭」。他們舉出的主要證據，一是康生揭發了張春橋、江青的叛徒問題;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發的「四人幫」《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進了「康生同志托人傳話揭發張春橋、江青的叛徒問題」這個材料。然而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公布了康生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終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