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實現了合法的黨組織、行政組織與地方村匪惡霸的合體，回到「萬惡的舊社會」
物質上的改善，掩蓋了中國農村正面臨的巨大深層問題和矛盾。如果只是一味看到農村和農民「硬體」上的變化，那其實是掩耳盜鈴。農村社會政治體系的潰爛，也許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舉幾個小例子。我的小學同學是當地公安系統主管刑事偵查的最高級別負責人，中學同學是分管另一領域的公安副局長。與他們分別閒聊時，才知道他們最關心的都不是轄區的公安、治安等工作，而是如何發財以及如何發更多的財。
小學同學曾在多個派出所當頭頭，多年前，他所在轄區的一項重大工程，所有的土石方運輸便都由他包攬，僅此一項他就賺了三四百萬——他不是明目張胆地以公務員身份去當包工頭，而是當包工頭們的保護傘，從每輛運送砂石的車上「抽頭」。現在調到縣城後，他玩得更大：弄了幾塊地，開發房地產。房子已經建起來了，他目前比較頭疼的是房子不好賣。當初弄地時，也走了招投標程序，只不過他找了一幫「兄弟」去圍標，那些來和他競標的對手，事先在拍賣現場外就被他安排的小兄弟們把守住車門，留在了車裡，根本沒進場。他說，在縣城裡，每次土地「拍賣」基本都是這種模式，只是看他想不想要。當然，他的生意遠不止這一點，還有如酒類等其他生意——基本上來錢快的生意，他都會插上一槓子。誰敢不買他的帳，他就會動用「手段」。
像他這樣的公務人員暗中做「生意」並不是個別現象。在整個小縣城裡，公務員系統都是這種風氣，只要有一點小權，有賺錢的機會，他們一點要把它用盡、賺夠。當公安副局長的中學同學，則是壟斷了縣城的整個混凝土市場，全縣房屋建設所用的混凝土都出自他開的攪拌站，誰和他搶都沒用。他有的是辦法把競爭對手給「治」了。基本上，縣城各個系統有權的官員，特別是公檢法系統，都各自為陣，每人占領了一塊可以搞錢的地盤，大家互相心知肚明，但互不干涉。
這是縣城的「上層」。在下層，農村最基層的組織村委會又怎樣呢?過去村書記、村主任大家都不願當，因為要收農業稅、搞計劃生育，農村工作不好做。現在農業稅不收了，計劃生育也基本成了個形式，沒那麼嚴了。隨著村民們外出打工，村子成了空村，村里似乎也沒什麼油水可沾了，那些男人多、兄弟多的家族——過去在村里開賭場，專門吸引附近有錢人來此「四不管」之地賭博，掙了不少錢——他們中很快有人站出來，當上了村支部書記和村主任，成了村裡的頭頭(實際上也只有這樣家族的人才有可能當得了村裡頭頭，在農村，誰家兄弟多，誰家夠「狠」，誰家才能當「領導」)。但在農民們看來，他們實質上是土匪惡霸。
何以見得?不少農民外出打工後，把土地轉包給了其他人，每戶種植面積擴大了，使得機械化生產成為可能。在收割季，農民要請村外的收割機進村收割糧食。結果，每畝地的收割費用，如果需要100元的話，其中60元要交給村裡的頭頭——不交就別想進村。村裡的頭頭們將房子建在公路邊，路過的貨車，都要向他們進貢——即車匪路霸，否則別想安全地離開。在偏遠的農村，這些基本是沒人管的。即使有人管，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周圍幾個鄉鎮的派出所和村里這些人都是一夥的，甚至還有些怕他們。
有個遠房侄兒在讀大學，符合申請國家助學金的條件，但相關申請材料上需要村里蓋個章。他的父親去找村主任蓋章，村主任直接了當：蓋一次章收500元。農村現在實行合作醫療，村裡有個衛生室，鄉村醫生過去還能看點小病，村里換頭頭後，鄉村醫生被趕走，換上了他們家族的一個小字輩，只有初二綴學水平，但是也「看病」、開藥，每年能從村民們手上攫取十幾萬乃至幾十萬元。
簡單地說，在村這一級，中國農村已經實現了合法的黨組織、行政組織與地方村匪惡霸的合體，但是又沒有當年鄉紳在村民中所具有的那種威信與道德感召力。這也是很多村民不願意再回到原來生活的農村重要原因之一。我的老父親離鄉多年後，一度想回到村子裡生活，但是還留守在村裡的親戚勸他：「回來沒法生活了，還是走吧!離這裡越遠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