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0日是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日。白鴿在共識網撰文《回憶兩次看望耀邦伯伯的情況》，披露了大量敏感問題，包括胡耀邦在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兼總書記前與下台後對鄧小平看法的變化，作者父親曾與胡耀邦共事於團中央。
作為過去曾在同一條胡同住過的晚輩，「文革」後，我有幸兩次去看望耀邦伯伯，面對面跟他聊過。第一次是他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兼總書記（後中共未再設設主席一職）之前一個多月，第二次是他去世之前二十多天。兩次聊天都涉及到了至今還算是比較敏感的話題，包括前後兩次都提到了對鄧小平的看法，第二次還涉及到了國家內亂和軍管的話題。雖然言語不多，且兩個話題均由我提起，但耀邦伯伯的反應也還能說明一些問題，時間的跨度更凸現了歷史的詭異，值得記錄下來。
在敘述這兩次談話之前，我先敘述一下躺在病榻上的父親給我講述的幾個直接或間接跟耀邦伯伯有關的三個故事。
2012年去醫院照料年邁多病的父親，父親先是提起了文化大革命初的一段往事。那是1966年夏，我十四歲。一天，他和耀邦伯伯被一幫紅衛兵揪到中國青年雜誌社批鬥。「那幫小流氓」（家父是這樣稱呼那幫紅衛兵的。）對耀邦伯伯出手真狠，帶著銅扣的軍用皮帶掄起來就打，打得十分兇猛。陪鬥陪打的父親此時心中焦急如焚，感到怕是要出人命了。正在萬般無奈之際，他突然瞥見了扒著窗口向里張望著的我。立時向我使了眼色。於是我飛身跑向中國青年社辦公樓。後來來了一幫青年雜誌社的叔叔阿姨，以單位也要批鬥為藉口，將耀邦伯伯和家父解救了下來。「那次要不是你通風報信，耀邦真要被活活打死了。」躺在病榻上的父親嘆道。
此事我還依稀記得，但顯然家父記憶有誤。我對自己當時是否有如此的勇氣去通風報信救人頗感懷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熱烈支持他們的「革命造反」行動。八月十三日，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群眾大會上宣布了中央改組團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八月十三日後，一些紅衛兵和中學生占領了團中央機關辦公大樓，團中央機關工作陷於癱瘓。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八一八」之後，大量外地學生湧入北京。那時本地學生和外地學生去的最多的地方就要數坐落在離天安門不遠的團中央大院了，門牌是正義路三號。以前這條街叫御河橋。抗戰期間這裡成了日本憲兵司令部。大院分里外兩院。里院主要是生活區，多是灰色的日式兩層樓房。外院則是49年後新建的樓房。一座較為氣派的三層大禮堂和同樣十分氣派的七層辦公樓遙相呼應，分別坐落在前院的東西兩側。中間坐北朝南還有一座在北京少有的西式兩層樓房——工字樓，原是前蘇聯專家辦公居住的地方。實際上前院的建築都是靠前蘇聯幫助修建的。文革初期，胡耀邦和他的助手們每天都要被拉出來示眾，接受「革命小將」的批鬥。示眾批鬥的地點或是在團中央辦公大樓二樓的一個陽台上，或是在大禮堂。
那時我家住在北京三里屯南26樓。南26樓後邊的一棟樓是中國青年雜誌社的辦公樓。兩座樓之間的空地上，靠近26樓後邊東側有一處平房。這是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小食堂，就在我家所住三單元5號的後陽台的下方。文革之前，家父作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宣傳等工作。中國青年雜誌社也在他的管轄之內。那天不知從哪兒得到的消息，耀邦伯伯和父親被北京某所中學的紅衛兵拉到了青年雜誌社，就在小食堂被批鬥。我先是在家裡的後陽台觀察，後來又奔到小食堂前門，門上方有一塊小窗戶。我只記得當時我踮著腳尖、扒著窗口向里張望的情景。我真切地看到了食堂買飯的窗口前低頭彎腰站著父親，而且父親正被一個紅衛兵扇嘴巴。耀邦伯伯好像是在賣飯的窗口裡邊挨打。後來的情況已記不大清了。我之所以不敢相信爸爸所言是我的通風報信才救了他們，是因為有一件事我是記得真真切切、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件事似乎跟通風報信救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天晚上母親回到家中，一臉的疲憊與憂慮。我不知是中了哪門子邪，不知是為了安慰母親還是安慰自己，竟帶著興奮的語調張口說道：
「爸爸今天挨打了！」就像是在報喜！
無疑，在那個紅色恐怖的年代，許多人的頭腦里早就中了邪。我之所以覺得父親挨打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是認為這是在經風雨見世面，是在接受戰鬥的洗禮，是在經受黨和群眾的考驗，甚至期盼著，「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如此的弱智會逆「造反」潮流而動，去通風報信救人嗎？更何況批鬥胡耀邦這樣的大事，中國青年雜誌社的人不會不知道。他們當中肯定會有人主動出手相救。
問題並不在於是誰救了耀邦伯伯和父親。問題在於出手真狠的打人者年齡比我大不了幾歲，作為他們的同輩，我並不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一種邪惡！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在當時，我跟他們一樣，在心靈中根本就沒有「善」「惡」的標準！那時候，我們不過是一群被植入邪惡晶片的機器人，一代幾近被抽乾了人的靈魂的軀殼。即便救人也僅是出於殘留的一點點人的本能。俗話說邪不壓正。而我們這一代卻是在正不壓邪的社會生態環境中長大的。「人之初，性本善」，很不幸，在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中，「之初的性善」很快被「之後的性惡」所取代，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在惡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另一方面，被打的耀邦伯伯和父親內心的痛苦肯定要遠遠大於皮肉的痛苦。因為之前他們的工作就是面對全國的青少年兒童。而打他們的正是已經茁壯成長起來的青少年。
第一個故事又跟父親講述的第二個故事連在了一起。
「學習雷鋒好榜樣」是自1963年開始對我們這一代人影響致為深遠的一場運動。文革前，團中央每年都要向全國青少年推薦一兩個學習的榜樣。五十年代初，父親在東北團委工作，到了團中央以後，仍然關注東北的典型雷鋒。62年底，在討論63年向全國青少年推薦學習榜樣時，家父向書記處提交了學習雷鋒的建議。當時軍隊的某部門得知消息後，還來做父親的工作，說雷鋒的事跡太平凡、太普通了，部隊中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榜樣、標兵，個個身手不凡，功夫了得。家父則堅持學雷鋒。爸爸的理由很簡單，正因為雷鋒做的好人好事極其平凡普通，人人都學得了，做得到。後經書記處討論，耀邦伯伯拍板，確定63年向全國青少年推薦學習的榜樣是雷鋒。
「打人」和「學雷鋒」是分開講的兩個故事。聽完之後，卻讓我感到了父親內心深處的東西。算一算，63年學雷鋒到66年文革開始，僅僅三年之後，戴起紅臂章，掄起武裝帶，高舉著《毛主席語錄》颳起了紅色恐怖之風、並誓言要橫掃了一切「牛鬼蛇神」的正是那些學習雷鋒好榜樣的青少年們。而首當其衝被橫掃的，正是期盼、教育青少年做人做事要做好人好事的耀邦伯伯和父親一輩。曾被渲染的雷鋒的四句名言中，最後一句「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成了青少年的座右銘，紛紛學習、效法、實踐。
父親在同一個時間段講述的第三個故事似乎又跟第二個故事有著內在的聯繫。
60年父親受命赴安徽調查大饑荒的情況，親眼目睹了餓殍滿野的人間慘劇。出身農民的父親看到自己所為之奮鬥的解放全人類的偉大革命造成的竟是如此結果，痛苦不堪。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農民不著誰不惹誰，逆來順受，甘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等公民」，已卑微到如此的地步，卻在和平年代、風調雨順的大好年景中大量地被活活餓死，有的整戶滅門，有的整村絕跡。
「哪有什麼天災！」多年後父親仍然痛苦萬分地說道。
當時中央還不相信農村已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還在爭論，還要調查。
「還調查什麼，站在那裡一看就足夠了。」
父親所在的調查組給中央發電報，明確提出，現在已經不是調查的問題了，趕快開倉調糧救命吧。再晚餓死的更多！為給歷史留下證據，父親組織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對兩個村子挨家挨戶做了記錄，一戶原本多少人，老年多少，壯年多少，兒童多少；餓死多少大人，餓死多少孩子；已支撐不住行將餓死的又有多少，字字據實，句句有證！（倘如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未被銷毀，應該還保留在中共中央某部門。）囿於歷史的局限和父親當時的思想認識，父親認定是有壞人在做壞事。
「怎麼可能！再胡作非為也不可能餓死這麼多人啊！」
躺在病榻上的父親握緊了拳頭向那些人壞人揮去。其中包括主管該地區的父母官和一位村里孩子已大量餓死而自己的孩子還白白胖胖的村幹部。
父親在講述調查大饑荒的故事時，特別提到了一個女孩。
我不知道在討論學習雷鋒的動議過程中，父親是否向耀邦伯伯和其他人提到過這個女孩。耀邦伯伯和他的副手們無論到哪兒，都會對青少年兒童給予更多的關注。從父親悲愴的語調中讓我感到，這個女孩的命運對父親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他說在赴安徽調查大饑荒後的兩年多時間裡，那個女孩的影像一直浮現在他眼前。這就是說，在父親提出學雷鋒的動議時，他的腦海里很可能的浮現的是一個女孩的影像，或者說是一個以女孩所代表的群像縮影。
那是在父親和調查人員到了又一個村子時，父親看到地上仰臥著一個女孩。枯瘦如柴的小手上緊緊握著半截胡蘿蔔，正想將這半截胡蘿蔔送入嘴中。已被大饑荒的慘景折磨得心力交瘁幾近麻木的父親看到這個女孩，仍心如刀絞般跨步上前，想把她扶起來。可手觸碰到她的身體時才知道，她全身已僵硬了，已沒有任何氣息。
「她餓的連將手中那半截胡蘿蔔送進嘴裡的力氣都沒有了。如果她能吃下剩下的那半截胡蘿蔔，她就有可能再苟延殘喘片刻，就有可能遇上調查組，就有可能活過來。」
已近九十高齡的父親在講述這番慘景時，仍然眼含淚光，顫抖不已。
這恐怕就是在國家情況開始轉好的62年底，父親推薦學習雷鋒做好人好事的真實動機吧？這恐怕就是團中央最後決定向全國青少年推薦學做好人好事的雷鋒的深層原因吧。可試想，當青少年們揮舞著紅寶書，奮不顧身地撲向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中時，當他們在人與人爭鬥的所謂階級鬥爭風浪里，連人的尊嚴都踐踏殆盡，做個正常的人都成為問題，如何做得了好人？做得了好事？！
1981年，中國改革大政方針初定，領導班子的安排做了重大調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將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將做出兩項重要決定，一是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轉任副主席；胡耀邦將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職，併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是趙紫陽。鄧小平則任軍委主席，實際掌控軍政大權。
離開會還有一個多月，中央決定耀邦伯伯到杭州休息幾天。
江南的暮春，正是百花爭奇鬥艷你追我趕笑成一團的大好時節。那天的西湖又是艷陽高照，晴空萬里，正是「水光灩漣晴方好」。耀邦伯伯住在西子湖畔的謝家花園。
我那時在杭州的一所大學工作。正在上班，接到電話，便立刻趕到西湖邊，小李叔叔（李漢平）和耀邦伯伯的三子胡德華在那兒等我，然後帶我去見耀邦伯伯。德華和三兒媳小平也是專門從外地趕來探親的。德華長我幾歲。小時我們曾住在關東店的一條胡同（富強胡同）的門對門兩個院落里，兩個院落的幾家孩子常常玩在一起。見到德華和他的愛人自然分外高興。德華先帶我到耀邦伯伯的臥室。耀邦伯伯午睡剛起。當時他的手臂不太好，正坐在床邊的椅子上，由貼身侍衛給他做手臂按摩。侍衛給耀邦伯伯按摩完，我們就來到客廳坐定，聊了起來。
記得他先關切地詢問知識分子對農村改革的看法。我告訴他，我的不少同事的家還在農村，他們總的反映確實不錯。我也談到當年插隊設籍回老家，隊裡的計分員小丑和他的母親兩人只住在麥秸杆糊上泥搭起的不到一人高的小棚子裡，比北京四合院裡臨時搭建的地震棚還要小許多。母親還算是有個床吧，一個木架子上捆了幾道棕繩，堆了一床破被，連褥子也沒有。可這已算是奢侈品了。小丑就在鍋台邊的地上摟一把麥草即可入夢。他從未睡過床，也從未蓋過被子。鍋台上的破罐破碗一目了然，合在一起，便積攢成了一切家當。我邊說邊站起來比劃。耀邦伯伯認真地聽著，動情地看看，然後沉思片刻，似要說什麼，卻又未將要說的話說出來。等我講完了，他才深沉地說道，看來上山下鄉不是一點兒好處也沒有。
接著又談起了改革的深度問題。大意是，當時大學裡的反映是，光是農村改革還不行，其他的改革跟不上，農村的改革就是成功了也還是會翻車。特別是根本體制的改革必須跟上。（我印象當時使用的不是「政治體制」這個詞，而是城市的根本制度。）由於我當時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還十分膚淺，只認準了現行制度必須徹底改革，卻對當時知識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究竟如何所知不多，談不出個所以然。
後來又談起了知識界的情況。我在反映知識界的情況時，顯然也帶有很大怨氣。加之我當時也是年輕氣盛，口無遮攔，有話直說。
自打79年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後，就已讓希望真正撥亂反正、使中國走上民主法制道路的人大失所望了。知識分子的反感尤為強烈。我想向耀邦伯伯反映一下知識界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恐懼心態。那陣子正在批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讓剛剛從恐懼中解脫來的知識界再次崩緊了神經。於是我就把批白樺的問題提了出來。在談了大學的知識分子對批白樺的反應之後，我便直言不諱地說：
「耀邦伯伯，鄧小平的威信可是大不如前了。」
耀邦伯伯聽了之後再次陷入沉思，一臉的凝重，未置一詞。我意識到此時說這話有些不妥，開始有些後悔。好在德華在一旁接過了話頭：
「《解放軍報》的那篇社論，口氣還算溫和吧。」
這樣就把話題帶了過去。
說來也巧，十幾年之後，我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系裡邀請了白樺作演講。會後我們一起去一家小餐館。白樺問我這樣講效果如何。他演講用中文，擔心德國學生聽不懂，便一字一句抑揚頓挫地照稿子念。我告他其實不必，這樣效果並不一定好，來聽演講的德國學生漢語都不錯，不如脫稿發揮好一些。接著我也問他當年挨批的情況和耀邦的態度。他告訴我，耀邦找他談過一次話，兩人促膝交心，耀邦多是鼓勵，很少責怪。（後來他在香港出書，有專節回憶此事。）
那次看望耀邦伯伯，有一情節至今仍歷歷在目。大約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耀邦伯伯開始不停的看表。我以為耀邦伯伯還另有安排，便將話打住，愈起身告辭。耀邦伯伯看出我的疑惑，忙說，你繼續說。我看表是因為醫生限制我吸菸，為我規定了吸菸的時間。我是看規定的時間到了沒有。說完憨然地笑了笑。
臨別，想到耀邦伯伯將要挑起的重擔，忘了道聲祝福，張口卻說道：
「耀邦伯伯，這個『家』可是不好當啊！」
這話由我這個毛頭小伙說出實在有些不著邊際，不知天高地厚。耀邦伯伯卻即感慨又坦然地說道：
「是啊，毛主席他老人也沒當好嘛！」
再見耀邦伯伯，是我出國前一天。北京正是春寒料峭時節，漫天的風沙颳得人出了家門便識不得東南西北，春天的溫暖竟是絲毫尋覓不到了。第二天就要乘火車遠奔德國，正巧有耀邦伯伯過去的幾位老部下去看望他。得知此一消息後，我便跟弟弟一起前去湊個熱鬧，也算是行前來向耀邦伯伯辭別。
耀邦伯伯家的會客室里倒是春意盎然。我們趕到時，幾位長輩正圍坐在會客廳里的小圓桌前。我們問候之後，便坐在一旁當聽眾。那天他身著青灰色西裝，精神看上去卻是正好，目光炯炯，神采飛揚。被人背後一頓悶棍打了一通的他還是原來的他——誠誠懇懇，坦坦蕩蕩，說起話來聲情並茂，底氣十足。說到了激動之處，他會猛然離座，踱步幾回，板著手指，一一論來，真有如大江東去，滔滔不絕，「氣吞萬里如虎」！
長輩們的話題告一段落，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我們。他知道我要去德國，便回憶起了他到德國訪問時的情景。他要去某處參觀。德國總理科爾陪同他乘坐直升飛機前往。五架直升飛機盤旋而上，一掠空中。此時他離座站起，邊說邊用手比劃著：胳膊抬起，手掌張開，接著又五指併攏。於是併攏五指的手掌便真像是直升飛機一般直衝雲霄。接著又在小圓桌的上空盤旋翱翔起來，臉上像孩子般燦爛地堆起了開心的笑意。
一位老同志建議耀邦伯伯利用這段時間養精蓄銳，將改革思想總結出來，耀邦伯伯將目光移向了在座的年輕人，半是認真半是玩笑地輕輕說道：
「他們年輕人恐怕不一定同意我的觀點吧？」
那兩年，民眾對社會的腐敗現象真真是恨之入骨。上上下下也都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卻囿於體制的問題，再指天說地，動真動假，也是奈何不得。於是，我向他提起那年在杭州談到過鄧小平威信的話題。
「耀邦伯伯，還記得嗎，那年在杭州，我去看望你，向你反映過學校知識分子對鄧的看法，覺得他的威信大不如前。」
他再次神色凝重，這回卻緩緩地說道：
「那時還好吧？」
也許是不滿於北京怪異的氣候，此次去看望耀邦伯伯，內心裡真是翻江倒海，再也難平。何況當時的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於是我又不顧一切地說道：
「耀邦伯伯，這回怕是要出大亂子了。一旦亂起來，恐怕會實行軍管。」
聽到此處，他赫然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扳著手指，聲色凜然道：
「全國有兩千多個縣，怎麼軍管？！」
談至中午，他留我們吃飯。那天的主菜是烤大蝦。他不停地往年輕人的碗裡布菜。他提前吃完，先起身，說道：「我要去睡一會兒。你們繼續吃罷。」
我們忙起身向他告別。我們問他希望我們從國外帶點什麼回來，他微笑了笑，答道：「帶瓶酒吧。」然後向餐廳門口走去。我們目送著他。就在他行將踏出門口的瞬間，他忽然又停住了腳步，轉回身，略一沉思，對著我們即將跨出國門的年輕人認真、堅定而又深情地說道：
「不管你們走到那裡，都要記住一條，中國是有希望的！」
這是我聽到的耀邦伯伯的最後一句話。
半個多月之後，4月15日，在德國電視台上看到了耀邦伯伯去世的消息，一時愕然，不敢相信。緊接著，全世界媒體開始聚焦中國，連篇累牘地報導每天在那裡發生的事情，甚至到後來連續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報導的畫面中常出現耀邦伯伯的身影。每當此時，我都會把目光移向牆壁上那張鏡框裡的照片：他坐在沙發上，我們年輕人一左一右坐在他的身後。耀邦伯伯深沉憂慮的目光和略顯憔悴的面容像是連著無盡的山山水水、風風雨雨……
照片上印著留影時的日期——1989午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