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嘉誠「跑路」從大陸撤資的新聞，經由官媒的發酵，形成巨大的社會輿論，各方爭論紛紜，其核心不外乎是依靠中國官商體制賺錢，一有風吹草動就跑路，向國外撤資。兩百多年前，大清帝國也有這樣一群依靠政府壟斷特權，賺取暴利的商人，其中還產生了當時的中國首富，入選世界千年50大富豪，更非李嘉誠可比。這位富豪，晚年也曾費盡心機「跑路」，花費17年時間、賄賂50萬兩白銀才成功。另一位同仁，儘管花費了時間、金錢，也「跑路」成功，但皇帝的一封詔書又不得不披掛上陣。
大清首富伍秉鑒
伍秉鑒十分富有，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統計的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the Past1,000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中國人之一，《華爾街日報》稱他是那個時代的世界首富。
作為帝國特許的外貿進出口商，「行商」曾經是中國式財富的代表，廣東十三行也是中國外貿的壟斷群體，他們與鹽商一起構成了中國富豪的主體。但是，1826年11月16日，伍秉鑒正式通知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已經獲得了「粵海關監督」的准許，不再擔任行商;同時，他也把生意交給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請英國商業夥伴們多多幫助他兒子。
帝國商場，從來不是自由進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裡，不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違者將遭到國家機器的嚴厲打擊。首富為了這次跑路，花費了巨大的代價：一是時間成本，從嘉慶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經濟成本，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文件記載，首富為此足足花費了50萬銀元的巨資，上下打點，才獲得了這張史上最貴的退休證。
但是，東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記載道，這份花費巨資、等待17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證，依然可能被當局隨時撤銷。
此時看，伍秉鑒似乎還算幸運的……
不准跑
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國的一紙號令，在跑路之後被截回。
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闆潘致祥，也花費了10萬兩白銀(約合人民幣2000萬元)賄賂官員，獲准「退休」。那時，潘老闆才53歲，與盧觀恆、伍秉鑒、葉上林一起，號稱廣州四大富豪，並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卻公開宣稱：「寧為一隻狗，不為洋商首」。
僅僅6年後，1815年1月11日(嘉慶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闆就不得不結束「寧為一隻狗」的自由生涯。嘉慶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實，從前朦混請退，本屬取巧，現當洋行疲敝之時，豈容任其置身事外。著責令仍充洋商，與各總商認真清理一切，毋許狡卸。」(《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
在帝國看來，商人們當年靠權力致富，卻在致富後一走了之，實在有點辜負朝廷的多年培養。好在朝廷還有國家機器，自有辦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紙文件，取消了「退休」資格，將已經跑路的潘老闆捆綁回來，他之前花費的10萬兩白銀，等於扔到了水裡。
重新上崗的潘老闆，將行號由「同文行」更名為「同孚行」，繼續經營，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無人願意再擔任行商，才算最後退出，真正是「死而後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鑒的首富地位。
帝國的經濟圈是森嚴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經營的不錯的行商，就沒有自由退出的機制。政府明文規定：「乏商(無實力的行商)應即參革，殷商(有實力的行商)不准求退，即實有老病殘廢等事，亦應責令親信子侄接辦。總不准坐擁厚資，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
行商後人、民國時學者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中說，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斂，多有中途退辦行務者，但退辦時必須先清償債務及歷年來欠餉及罰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為行商資格是皇帝親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須等待聖旨核准。否則，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卻不能不繼續承擔義務。「有時行商即已退辦，而海關以其他行商信用較弱，仍令其重新執行行務，行商不願再作馮婦者，海關監督則強其為之，因是值得借債勉強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時，遂須受監追、查抄家產、充軍伊犁之苦。」
梁嘉彬記載說，諸多行商中，只有「義成行」老闆葉上林，順利地獲得了同意退出的聖旨，而其他人則要通過行賄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隨時取消退休資格。梁嘉彬記載道，就在伍秉鑒花費了創紀錄的50萬銀元後次年，「天寶行」老闆梁經國為了「退休」，僅僅行賄了3萬銀元，價格之低「為向來所稀有」。
受夠了
伍秉鑒的確是受夠了。
這個家族，自從其父親伍國瑩開設了貿易公司「怡和行」、成為第一代「浩官」(Hawqua)之後，就一直在財富和動盪中不斷折騰。
1787年，伍國瑩為給一家中國公司擔保，捲入了英國商人與中國商人的經濟糾紛，被英國東印度公司非法拘禁，勒逼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第二年，據稱他又因為欠下不少海關關稅及其他稅捐，乾脆一走了之(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當了「伍跑跑」。最終僥倖過關的伍國瑩，迅速將公司業務交給了次子伍秉鈞，開始了第二代掌舵。
在第二代「浩官」伍秉鈞的手上，怡和行業務增長很快，成為行商中的佼佼者。1800年，伍秉鈞也依然難以逃脫公權力的壓榨。這年，怡和承保的一艘英國商船，被大清海關查獲有兩對表未納稅——據說這是船員們自用的表，忘記申報。伍秉鈞希望罰款了事，願意支付180銀元，海關監督卻罰他納稅50倍。次年，年僅35歲的伍秉鈞因病去世，把攤子交給了32歲的三弟伍秉鑒，開始了第二代的第二階段。
伍秉鑒長袖善舞，怡和行終於成為中國最大的外貿公司，伍秉鑒也成為世界首富。
在伍秉鑒奔向首富的道路上，十分坎坷。面對著強大的政府公權力，作為首席行商的伍秉鑒，不得不為外商們和其他行商們的過失承擔連帶責任，甚至在1821年52歲時還因此被「罷官」——摘去了花費巨資購得的三品頂戴。
這年冬天，2月13日(農曆十一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著將伍敦元(伍秉鑒)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這是道光元年，剛剛即位的皇帝需要立威，伍秉鑒撞上了他的槍口。
罷官的理由，是伍秉鑒作為行商領袖，沒能做好防範鴉片走私的工作：「鴉片流傳大陸，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
一個月前，兩廣總督阮元向皇帝參了伍秉鑒一本，指責他協助走私鴉片：「蓋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鑒等，不是外商)與夷人最為切近，夷船私帶鴉片，即能瞞臣等之耳目，斷不能瞞該商等之耳目……乃頻年以來，從未見洋商稟辦一船，其為只圖見好於夷人，不顧大陸之受害，顯而易見。洋商內伍敦元系總商居首之人，責任尤專，各國夷情，亦為最熟。今與眾商通同徇隱，殊為可惡。」
在大清特色的體制下，行商們承擔了外貿管理的職責，要為外商們的一切違法行為承擔連帶責任，以達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責任人並非政府，而是為外商擔保的公行商人。這一制度設計，為官員們提供了絕佳的進退空間，既可以高調打擊走私，抬高「尋租」的行情，又不必親自動手，且可以隨時推卸責任。
阮總督要彈劾伍老闆，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料，實在是因為當年發生的「葉恆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氣。犯下命案的葉恆澍，是澳門行賄基金的負責人之一，為了保命，居然在牢裡揚言要公開廣東官員們的貪腐證據，最終，還真的僅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脫了命案。
走私鴉片一度是廣東的熱門生意。就在4年前(1817年)，伍秉鑒為一起存在爭議的鴉片走私案，被迫承擔連帶責任，而被判罰16萬兩白銀巨額罰金。犯下那起走私案的，是一艘美國商船「渥巴希號」(Wabash)。伍秉鑒不僅被罰款，還似乎和「案發地」澳門的「同知」(副市長)鍾英結下了梁子——鍾英因此事被問責，險些丟官，而記恨伍秉鑒。根據馬士的記載，「葉恆澍事件」發生時，已經升任廣州知府的鐘英試圖運用此事報復伍秉鑒，推動總督進行彈劾。
道光皇帝還是給伍秉鑒留了情面，雖然奪去了他的頂戴，「仍責令率同眾洋商實力稽查，如果經理得宜，鴉片漸次杜絕，再行奏請賞還頂帶，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別從重治罪。」
巨大壓力下，伍秉鑒等行商，也給外商們正式發出警告：停泊在黃埔水面上的鴉片走私船隻必須即刻退出，否則公行將報官處理;今後只有出具不裝載鴉片的「甘結」(保證書)，公行才能對外商的商船予以擔保。而公行的擔保，是外商在華進行貿易的通行證，沒有擔保，一切貿易都是非法的。
充門面
儘管行商們的日子並不好過，但面子還是要撐起來的。
1823年，被美國商人惡意欠款100多萬美元、到白宮上訪未果的廣東「行商」潘長耀去世。次年，只為外商討債的大清政府，宣布他的「麗泉行」破產，對其全部財產進行拍賣，以便償還他的外國債主，保住天朝臉面——至於他的外國債權如何收回，大清政府是從來不在乎的。
潘的遺產中，最有價值的，就是那座占地1公頃的豪宅，位於廣州西關，被外國人稱為「宮殿式的住宅和花園」。英國著名建築師和風景畫藝術家、設計過倫敦聖·彼得大教堂和英國下議院的Thomas Allom(1804-1872年)，曾為這座豪宅繪製了一套畫，至今仍能以極高的價格馳騁書畫拍賣市場。而1926年發行的中國農墾銀行一元紙幣，主圖就是這座豪宅。
「行商」的豪宅，總是世界人民的關注對象。1817年，英國使團副使HenryEllis，訪問了伍秉鑒的豪宅：「浩官(伍秉鑒)的別墅儘管還沒有全部完成，價值已達200萬元(約合如今人民幣2.88億元)，其規模與其財富相匹配。這座別墅、或稱為宮殿，分為幾個組團，以一年四季的不同題材大量採用鍍金和雕刻裝飾，顯得極有品位。」
另一位美國牧師Howard Malcom，則記載了伍秉鑒豪宅室內的奢華：「除了華麗的中式燈籠，還懸掛著不同規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燈。義大利的油畫、中國的掛軸、法國鍾、日內瓦的箱子、不列顛的碟子等裝飾著同一個房間，並點綴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蠟制水果模型和造價不菲的白鑞製品。」
潘仕成的「海山仙館」，絲毫也不輸於伍家花園。美國人William C.Hunter在《舊中國雜記》一書中，記載道：「得到許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麗住宅去遊玩和野餐是一種寵遇……規模宏偉，有布局奇巧的花園，引水為湖，疊石為山，溪上架橋，圓石鋪路，游魚飛鳥，奇花異卉，千姿百態，窮其幽勝。」
一名法國人則在《法蘭西公報》上炫耀說：「這一處房產比一個國王的領地還大……這花園和房子容得下整整一個軍的人。房子周圍有流水，水上有描金的中國帆船。流水匯聚處是一個個水潭，水潭裡有天鵝、朱鷺以及各種各樣的鳥類。園裡還有九層的寶塔，非常好看。有些塔是用大理石建造的，有的是用檀木精工雕刻出來的。花園裡有寬大的鳥舍，鳥舍里有最美麗的鳥類……婦女們居住的房屋前有一個戲台，可容上百個演員演出。戲台的位置安排得使人們在屋裡就能毫無困難地看到表演……大門外不遠處有一個印刷所，潘庭官在這裡印刷他家族的傳略，以傳之後世。」
WilliamC.Hunter居然還打聽到了，這座宮殿其實是潘仕成的後宮，他在這裡供養了50個妻妾、80個童僕，以及30多名花匠和雜役等。《清朝野史大觀》說：「潘仕成盛時姬妾數十人，造一大樓處之，人各一室，其窗壁皆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奸。」
如同皇家園林常常與天朝尊嚴掛鈎一樣，豪宅一直是廣東「行商」的重要名片，並非私人玩物，而是營銷工具，顯示著、或者假裝顯示著他們的資產實力及政經資源，成為中國式富豪的標準配備。著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說：「行商獨占時代，廣州商人之中，在其行館中皆附屬有工程浩大、各式具備的花園。」這些花園的規劃設計上，充分考慮到了大規模接待的公關功能，比如花園裡的步道就大大超出了一般路徑尺度。
「行商」們在後花園「燒」了不少錢，以此維護臉面、展示實力，而這些門面與他們的生意一樣脆弱，不知道何時會突然失去。
怪買賣
表面風光、內里精光的行商，還有個令國際貿易界側目的中國特色——「貴買賤賣」。
當時的美國商人Sullivan Dorr記載，「行商」倪秉發在進口西方產品時，給外商們(主要是英商)，提供高出市場價9%~15%的報價，但要求賒銷。同時，他在向外商們(主要是美商)出口茶葉時，不僅價格低於市場價，而且也提供相當數額的賒銷。
如此反向操盤，大大地擠壓了獲利空間。弔詭的是，這卻並非倪秉發一人的風格。那位因在美國起訴債務人、並向白宮遞交上訪信而「名留青史」的潘長耀，也是如此。
波士頓的一個商人評價潘長耀「腰纏萬貫，生意興隆，賒賣貨物時很隨意」，但「愛空許諾，臨了支吾了事。」另一商人Thomas W.Ward也有同感：「他(潘長耀)富有、愛巴結人、講究禮數，有時給些好貨、有時供貨又極糟糕，做生意時三心二意，你和他說話時得留個心眼，因為他老是空許諾，卻自行其是，這種人可不常見。」
如此做生意，質量與服務都成了大問題。SullivanDorr在1799年的家信中記載說，潘長耀「精於摻雜茶葉」，因此在上一年度遭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拒收。1803年，這位美商又抱怨：「自從水官(潘長耀)同意提供40箱小種茶後，我大概找了他20次，他卻沒法拿出貨來。」
因為雙向賒銷，潘長耀和倪秉發在大量拖欠英國人貨款的同時，也成為美國商人們的大債主。潘在美國通過法律渠道追討的債權，就高達100萬美元以上，而美商也至少欠倪秉發11.5萬美元以上。美國當代律師、學者Frederic D.Grant的研究表明，在潘的一系列討債訴訟中，美商總是抱怨賒帳買來的茶葉質量太糟，並以此為藉口，拒絕兌現期票，甚至反訴潘。
中國商人反常的「貴買賤賣」，其實出於兩個看似矛盾的動機：
一、通過「貴買」及從外商處獲取賒銷權，間接獲取流動資金貸款，應對中國國內的融資難問題;
二、通過「賤賣」及給外商提供賒銷，獲取貿易機會，保住自己的「行商」資格，拆東牆補西牆、用後帳填前帳，延緩經營危機爆發。
顯然，從融資的角度看，這兩種操作是反向對沖的。但是，資金與市場，卻又缺一不可，潘長耀、倪秉發們由此陷入惡性循環：犧牲了利潤的「貴買賤賣」，造成資金進一步緊張，進而更深地依賴「貴買賤賣」。如此飲鴆止渴，在出口商品的質量上做點手腳，也就幾乎毫無懸念了。當時費城最大的茶葉商人Stephen Girard指出：「賒帳的商人可能獲得兩到三年的信用期，但既然他在價格上占了便宜，茶葉的質量大概就比信譽卓著的商人買到的茶葉差了許多。」
當然，這絕非真正有實力華商的做派。Stephen Girard也指出：「我不相信講信譽的中國商人，特別是那些經營優質茶葉的商人，會像那些為了獲得長期賒帳的商人那樣手段低劣地購入茶葉。」
十三行「總商」、當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鑒，其產品質量就十分過硬。美國現代學者Foster Rhea Dalles在《舊中國貿易》(The Old China Trade)一書中說：「無論是保證書還是茶柜上的商標，他都言行一致，在倫敦、阿姆斯特丹、紐約或費城，他的茶葉質量絕對保證」。同樣，在伍秉鑒之前擔任「總商」的潘振承，也十分關注質量。178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質量有問題的武夷茶，潘振承沒有二話，立即賠償，開創了先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商業聲譽。
問題在於，儘管喜愛向老外們炫耀財富，大多數的中國商人卻既無資金實力、又無管理能力，經商如同摸著石頭過河，混一天是一天，不斷透支信用與信譽的「虧本買賣」，也就成了苟延殘喘的強心針。
而正因如此，無論政府還是外商，都從心裡看不起中國的商人。政府對商人們退出生意都予以嚴格限制，很重要的一個心理因素就在於「蔑視」。
無寧日
1826年，伍秉鑒終於盼到了花費巨資、苦候17年的退休證。
東印度公司的文件對此評價說：「他擁有大量資本和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體行商中，居於卓越的地位，他的財富與地位的影響，反而使他由於天性懦怯，致有某種程度上的抵消，以致不適宜於與一個專制和腐敗的政府的官吏抗爭，所以在很多事例中，他就成為他們巨額勒索的犧牲者。我們相信，他急於現在退休主要是希望保護他的財產。」(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但是，他個人雖然退了，家族卻無法退出，公司管理的擔子交給了四子伍受昌，開啟了這個家族的第三代，而伍秉鑒本人則在幕後垂簾聽政。誰都確信他依然是幕後的掌舵者，有了麻煩還是要找他。
1831年，年輕的第三代「浩官」伍受昌差點送命——他在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面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疏通關係，請求准許其在商館前建築碼頭。結果，這大大刺激了廣東巡撫朱桂禎，下令將他下獄處斬。嚇壞了的伍受昌長跪1小時，再加上粵海關監督的說情，才得以逃脫。兩年後(1833年)，伍受昌因病去世，年僅33歲，很難說，他的早亡與巨大的壓力沒有關係。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伍秉鑒，此時已經64歲，只好強打精神，安排五子、年僅14歲的伍紹榮(伍崇曜)接班，成為第五任、也是第三代的第二位「浩官」。
年輕的伍紹榮，不僅繼承了一份碩大的家業，而且也繼承了一份碩大的麻煩——隨著中英之間圍繞著鴉片貿易的衝突越演越烈，被大清帝國當作中外貿易緩衝物的行商們，兩頭受氣、處境艱難。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伍家參與了鴉片走私，但這絲毫不能阻止新任兩廣總督林則徐將他們拘禁起來，敲山震虎，給洋「猴」們殺只「雞」嚇唬嚇唬。
林則徐將年僅20歲的伍紹榮投入了大牢，給已經70歲的首富伍秉鑒戴上了鎖鏈，讓他出席行商會議。與會的其他行商們，則都被摘去了代表著地位的頂戴(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根據廣州的英文報紙《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記載，1839年3月23日，披掛著鎖鏈的老首富，來到寶順洋行(Dent&Co.)，催促寶順的老闆、英國商人顛地(Lancelot Dent)趕緊進城繳煙。老人「苦苦哀求，指著自己去了頂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鎖鏈說，如果顛地不進城，他肯定會被處死」。
此時的首富，是否會在心中埋怨創業的父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