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中共領導人借馮玉祥來批判彭德懷，評價之低，足以顛覆官史。中共高層幾乎一致認為馮玉祥是「偽君子」，是「作風」有問題的人。馮玉祥之所以給毛澤東等人留下此種印象，原因有三。本文摘自2013年8月12日騰訊網，作者於瀚，原題為《毛澤東和林彪為什麼看不起馮玉祥？》。
馮玉祥一生八次倒戈，人送外號「倒戈將軍」。1935年，被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軍銜，抗戰期間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委員長
在以往的宣傳和文章中，多強調其與中共患難與共、相互扶持等方面。但這都是出於統戰需要說的場面話，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內心裡到底是如何評價馮玉祥的呢？
毛澤東等人曾以「馮玉祥式的人物」批判彭德懷
中共領導人私底下對馮玉祥的直接評價並不多，但是從一個小細節可以看出他們其實大都看不起馮玉祥，或者說對馮很反感。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曾一口氣給彭德懷扣上5頂帽子——「這回是招兵買馬，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馮玉祥式的人物。」也就是說，在林彪看來，馮玉祥是負面典型，可與「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相提並論。隨後，毛澤東對「馮玉祥式的人物」做了解釋，他對彭德懷說：「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林彪）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真偽有矛盾。不能說全部假，對敵鬥爭是真的。心中很嚴重的東西不拿出來。」當時劉少奇也以「魏延的骨頭、朱可夫的黨性、馮玉祥的作風」批判彭德懷，並將其說成「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從這些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高層幾乎一致認為馮玉祥是「偽君子」，是「作風」有問題的人。馮玉祥之所以給毛澤東等人留下此種印象，原因有三：一是他素來喜歡標榜樸素節儉，卻多是做做樣子；二是他在軍閥混戰中愛背主倒戈，據統計共有八次，換得「倒戈將軍」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兩次與中共交惡。對於前兩個問題，坊間已有諸多討論，此不贅述，本文擬細談一下第三個問題。
1927年「清黨」，馮玉祥第一次與中共交惡
「北伐」期間農民協會抵制馮的部隊征糧徵兵，引起了馮的很大反感
1926年底馮玉祥與廣州國民政府合作「北伐」時，正當國共合作，加上蘇聯給了馮不少武器彈藥援助，因此馮與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很密切，合作也比較順暢，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陝甘等地支持組織農民協會，主張提高工人的工資等。然而，隨著馮玉祥統率的國民軍不斷擴大，軍餉和武器裝備問題日益凸顯：此時國民軍人數約20萬，本來廣東國民政府應允每月拔款100萬元，但實際領到僅60萬元，且當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後，認為馮已據有陝、甘、寧，便把拔款減為30萬元，但這些款項也「因交通阻隔，匯兌不通，亦等於無」。而陝、甘、寧貧瘠，加之連年戰火和盜匪，基本已山窮水盡。同時，由於路途遙遠，運費昂貴，蘇聯答應援助的武器裝備雖多，但實際運到的數量並不大，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據馮玉祥所述，1927年初，國民軍計程車兵已是「衣履俱無，糧秣不給，軍械缺乏，俱賴補充，凡此困難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將領索餉請械之文電必至百餘起，毫無應付之方，實陷匱絕之域」。對此，馮玉祥雖心急如焚，卻一籌莫展。
為滿足糧餉需求，馮玉祥在陝甘境內征糧徵兵愈加頻繁，農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時，中共在馮的地盤上推行激進的農民政策，組織農協拒絕國民軍征糧收稅，甚至捕殺鄉鎮官員，據馮玉祥回憶說：「有一天一位國民二軍的何旅長很憤慨地報告一件事，說他們部隊分駐西安附近數縣，農民對於納租、納稅都嚴加拒絕，每逢徵發給養，必受當地農民協會的反對。農協在黨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兇橫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長官的同意與准許，就私自擅行捕人殺人，有幾個鄉鎮長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他們用鍘刀腰斬。說著他就拿出省農民協會發給各縣農協的一封信來，上面說，本黨有生殺予奪之權，你們看著地方敗類，該殺的只管捕殺云云。」這樣一來，不但擾亂了馮玉祥的統治秩序，還讓國民軍的糧餉困難雪上加霜，這就不能不引起馮玉祥的極大反感，他覺得工農運動影響他的稅收和軍隊的給養，因而斷言：「農民對紳士的鬥爭對革命事業是有害的」。特別是蔣介石開始反共後，中共在陝甘境內動員工農群眾反蔣，聲浪甚高，這些顯然超出了馮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對中共更加不滿。
蔣介石以重金極力拉攏馮玉祥，馮表示「誰的力量大，我們就和誰合作」
正在馮玉祥為軍餉和中共的激進舉動苦惱時，國民政府分裂，汪精衛（武漢）和蔣介石（南京）都想拉攏坐擁數十萬國民軍的馮玉祥，因此皆許以重利。而馮也正好利用處理寧、漢對立的時機籌謀向雙方索取軍費，以解國民軍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在鄭州會面之前，便向武漢政府要求每月撥給軍費300萬元，而武漢政府僅允150萬元，且實際僅給60萬元的紙幣、國庫券和銅元。在鄭州與汪精衛會面後，馮玉祥又要求武漢政府發給步槍10萬支，子彈50萬發，大炮500門，現款200萬元。汪精衛回電說武漢政府所屬全部軍隊也沒有此數。儘管鄭州會議上武漢國民政府不惜把豫、陝、甘三省的黨政軍大權都交給馮，但在馮看來，武漢政府已經內外交困、危機四伏，「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
相形之下，得到列強和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經濟實力則要雄厚得多。武漢政府控制的兩湖地區稅收總計不過3,000萬元，而蔣介石控制的地區，僅廣東一省即有8,000萬，江浙連上海之關余及市政收入亦有8,000萬，蔣介石控制的各省收入總計約在2億以上。（李朝陽《馮玉祥背叛大革命的原因論析——從雙重身份雙重目標視角的考察》）蔣介石對馮玉祥的拉攏也要實惠得多，就在鄭州會議結束後兩天，馮玉祥便赴徐州會見蔣介石。為了「把馮玉祥拉到自己一邊」，蔣介石可謂費盡心機：（1）給足了馮面子。蔣介石親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級將領到黃口車站迎接，親自用專車將馮玉祥接到徐州；（2）馬上給馮玉祥發軍餉。馮玉祥一到徐州，蔣介石當即贈與50萬元犒賞馮軍，並應允自7月起，每月撥給馮軍軍餉250萬元；（3）明白馮部被張作霖和張宗昌等部威脅的處境，答應馮玉祥要「共同北伐」以減輕其軍事負擔。（4）蔣介石還以山東地盤相許，對此馮玉祥大喜過望，認為「此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不乘此脫穎而出，一旦山東政權被人拿走，悔之晚矣」。
兩相對比，誠如馮玉祥派駐武漢的代表熊斌所說：「我們向南京要什麼有什麼，可是向武漢要什麼沒什麼。」在此情況下，馮玉祥明確表態：「誰的力量大，我們就和誰合作……南京有這個力量，武漢絕無這個力量」。也正是以此為背景，蔣介石提出要馮在軍隊及其管轄範圍內清除共產黨，馮慨然應允。
與蔣介石的趕盡殺絕有所不同，馮玉祥的「清黨」手段較為溫和
徐州會議後，馮玉祥開始在他控制的陝、甘、豫等省進行「清黨」，與蔣介石的趕盡殺絕有所不同，馮玉祥的「清黨」手段較為溫和。
（1）政策上，嚴禁中共活動。1927年6月28日，馮玉祥電令豫、陝、甘三省：「共產黨跨黨領袖，一律解除職務，開除黨籍，遇必要時，得以嚴重監視」；「不准以共產黨名義話動，亦不准假借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工作，違者按反革命條例治罪。」「共黨須脫離共黨黨籍，再入本黨，並宣誓不再作共黨工作為準，其活動並須隨時監視，以後如發覺有反本黨之企圖、言論、行為時，即按軍法辦理。」
（2）措施上，對共產黨員很照顧。1927年7月7日，馮玉祥明確指示：「對於共產黨之辦法，第一是要註明何時入黨，何人做保，願意走者，發給川資，其不願走而願加入國民革命戰線者，必須宣言脫離共黨，聽國民黨之指導，守國民黨之規則，然後始收容之。」8月11日，馮玉祥特別交代：「對此項黨人，只准拘留禁閉，不准槍殺打罰」。也就是說，馮玉祥是在想方設法「和平地」將共產黨員送走，這樣既能讓蔣介石滿意，又不得罪中共。馮玉祥是怎麼將共產黨員送走的呢？據李世軍回憶說：「馮將他軍隊中的共產黨員約二百餘人，和他管轄地區內的地方黨員幹部40人，都調到鄭州，先請他們吃飯，然後馮講話說：『你們到我這裡幫了忙，你們要反蔣，我是不能幹的，我要和蔣介石合作反張作霖。在我的軍隊裡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蔣，你們要反蔣，願意到哪裡去就去哪裡吧。』據軍需人員告訴我，馮玉祥送給劉伯堅1,000元，科長以上的每人100元，其餘每人50元，用一個悶子車皮把這240餘人，一下於拉到武勝關，讓他們下車。後來，這些人大多去武漢，少部分到西北去了。」鄧小平在1982年接見馮玉祥的親屬時還專門提到了此事：「煥章先生一直是比較好的，1927年蔣介石清黨的時候，別人都在殺共產黨，他對我們的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禮送出境。」
然而，隨著之後中共武裝起義相繼爆發，對馮玉祥控制豫、甘、陝三省形成了一定的威脅，因此馮玉祥所部也開始逮捕共產黨員。據統計，三省因參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數分別為723人、423人和50人，而被屠殺者分別為450人、65人和200人。到了1928年2月2日，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局勢，馮玉祥終於下令，對於共產黨員，「凡訊明有據者，押送前來，定實行槍決。」至此，在中共看來，馮玉祥已經完全「背叛」，這次背叛儘管並沒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雙方也就再也沒有了坦誠相待的信任，剩下的僅僅是純粹的利益關係。
1933年察哈爾抗戰，馮玉祥與中共再生嫌隙
1933年馮玉祥聯合北方特科發起察哈爾抗戰，以圖東山再起
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軍土崩瓦解，馮玉祥失去對軍隊的控制。雖然還有不少舊部掌握軍隊，但都各自為政。喪失軍隊和地盤的馮玉祥迫切想東山再起，為此，他四處聯絡反蔣力量。而儘快與中共恢復關係是其東山再起的重要一環。馮之所以非常看重與中共的合作主要有兩個原因：（1）此時中共力量已經走出「大革命」失敗的陰影，各處軍事力量蜂起，馮看到「十六年之幾百個共產黨員，不數年間竟增至數十百萬，占地近十省」，確實不免「羨慕」和「眼熱」，迫切想向中共取取經，想在其幫助下東山再起，重新獲得武裝和地盤。（2）馮玉祥更渴望利用中共重新與蘇聯建立合作關係，以便獲得蘇聯的援助。據《李達傳記》記載：「1933年1月，李達接受北平地下黨組織委託，到張家口給馮玉祥講學。有一天飯後，馮故意將自己的日記本丟在李達的房間裡。李達翻開一看，其中有好幾個地方寫有馮要聯合蘇聯的想法，可惜沒人介紹，他想通過中共給他介紹聯合蘇聯。」
當時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馮玉祥在西北軍的舊關係發展華北武裝。雙方不謀而合，隨著馮玉祥向中共承認1927年背離中共的錯誤，雙方很快達成默契展開合作。在中共的幫助下，馮玉祥以日軍侵占察哈爾致華北危機為契機，利用以前老部下的關係在張家口「四處聯絡抗日力量，爭取各界支持。」很快，馮玉祥聚集了眾多舊部和雜牌軍，成立了抗日同盟軍，據馮玉祥自述，抗日同盟軍總數有12萬人。儘管這支部隊成員複雜，番號建制均不劃一，裝備亦相差懸殊，但馮終於又有了一直自己掌控的武裝力量。（吳成方《抗日同盟軍的醞釀和成立》）
抗日同盟軍建立期間，中共北方特科做了不少工作，且政策得法。比如儘管當時中共認為同盟軍的直接作戰目標首先是「嚴重打擊蔣和張的軍隊」，「『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話」，但他們在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很講究手法的，比如當時中共方面的負責人吳成方回憶說：「我們起初與馮玉祥商定的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和其它軍閥，而只提打倒日木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這樣，一些地方雜牌軍人甚至軍閥，看沒提他們，就不會與我們為敵，我們甚至可以逐步爭取他們來抗日。抗日同盟軍在成立時，對外界公布機構，幾乎都是馮玉祥的舊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紅色。這樣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蔣介石，使他們不摸我們的底細。如果照這樣先搞下去，壯大了抗日隊伍，也壯大了我們領導的武裝力量，是能夠做出更大的成績來的。」由此可見，這種注意利用馮玉祥這面旗子，「不公開共產黨的旗幟，不提關於南京政府如何反動，地方軍閥如何不好的話」的工作策略還是很成功的。馮玉祥很贊同這種策略，稱之為「里紅外不紅」的「西瓜政策」。這種方式既避免給蔣介石以口實攻擊同盟軍「赤化」，又使本來對中共心存戒心的馮玉祥開始信任中共人員，認為「共產黨的朋友是要交些個的，不怕什麼危險的」。（李朝陽《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
正是在雙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軍成立以後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一舉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三縣，並且經過五晝夜血戰，於7月12日收復了塞外名城——多倫。這一仗是日軍入關後吃的第一個敗仗。
但臨時中央認為馮是親日軍閥，「始終是我們的階級敵人」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軍迅猛發展的時候，中共對馮玉祥的態度卻出現了逆轉。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錯誤地認為馮是北方的親日軍閥，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經過他「伸手到中國北部與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而馮自己也想勾引日本進攻察、綏，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變相的第二滿洲國」。臨時中央認為，「馮玉祥始終是我們的階級敵人」，「馮與其他高級軍官是在玩他們的把戲，他們可以每天改變他們的顏色」。臨時中央甚至把南京國民政府對馮玉祥的絞殺，看成是蔣、馮之間爭奪賣國權力的「互相火併」。正是在這種判斷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間，臨時中央一再發出指示：「我們對馮等不應有絲毫幻想，我們利用他的態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種非正式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為著暫時便利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為了爭取土兵群眾，為了增加下級軍官的動搖，為了觀察在馮周圍的幾個部隊的傾向，我們必須從馮和其他軍閥那裡奪取領導權，而在我們的旗幟之下領導反對一切反革命隊伍的戰爭。」
正是在臨時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慶施到達張家口，之後中共在抗日同盟軍中的政策便越發激進，據吳成方回憶說：「柯慶施陸續通過河北地方黨組織調到張家口很多幹部，其中有做工運、青年團，學校、抗日禦侮救亡會等群眾工作的，也有搞軍隊工作的，大多數是青年學生。柯慶施初步熟悉了張家口的鬥爭情況以後，便採取了同我們原來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開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認為馮玉祥、吉鴻昌、佟麟閣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們視為最危險的敵人，疏遠了抗日同盟軍中的非黨軍事幹部，對於外圍關係如晉軍和東北軍也不予理睬了；在黨內，則對原來與馮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屬於我們派去的幹部採取排斥態度，或調離工作或撤銷職務，甚至開除黨箱。在工人、學生、士兵中發動了罷工、罷課、罷操的運動，公開反對馮玉祥。……馮玉祥正在躊躇滿志地組軍抗日，以待東山再起，忽然朋友們換了態度，把他當做了敵人，他當然不會同意更不會理解這種做法的。」（吳成方《抗日同盟軍的醞釀和成立》）
在柯慶施等人的運作下，里紅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認為是「以拉攏與鞏固軍閥集團代替組織群眾」。1933年5月27日，柯慶施等在參加「察哈爾禦侮救亡大會」的遊行示威時，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號，並組織群眾砸毀察哈爾省國民黨黨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糾察隊搗毀國民黨平綏路特別支部。在《老百姓報》報社的外牆上也被刷上「為建立察省蘇維埃鬥爭！」的大字標語。甚至在同盟軍收復察北失地的當口，臨時中央竟然命令北方黨組織「必須搶在馮企圖摧殘我們之前，先發制人」，在張家口及其附近地區發動以兵變為中心的革命武裝暴動，企圖把抗日同盟軍變成紅軍，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是擬定中的暴動還未發動，馮玉祥就已下野，同盟軍也隨之瓦解。（《國共兩黨與察哈爾抗日》）
這些做法，給急於尋找藉口鎮壓抗日同盟軍的蔣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馮玉祥頭上除聯俄、聯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條「赤化」。國民黨各級黨部紛紛炮製「察北赤化危機」、聲討赤化的輿論。蔣介石從南昌發給汪精衛的電報，也明確表示：「馮在張垣為共黨熒惑……馮有今日，因早料到，今其赤色旗幟已益鮮明，使中外皆易認識，不為所蔽，則中央處置更易。速籌軍事之徹底解決辦法。」6月中旬，何應欽便派龐炳勛等以到察省「剿赤」為名，進犯察哈爾邊境，逼馮玉祥下野。（李朝陽《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就這樣，馮玉祥本想聯共東山再起，中共的激進政策卻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礙。
蘇聯也認定馮玉祥是「日本代理人」，拒絕向其提供援助
讓馮玉祥更鬱悶的是，他從蘇聯獲得援助的願望被蘇聯總領事否決了。據高興亞回憶說：「馮叫我到天津跑一趟，找蘇聯在天津的總領事談談，試探一下，在械彈方面蘇聯是否可以象北伐時那樣，給我們直接援助或假手外蒙古政府給予支援。」蘇聯駐天津總領事的答覆是：「除非我們的對外政策，有了兩面作戰的決心，那時才有可能給馮先生以軍火援助。因為馮先生對日作戰，我們若接濟械彈，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口實，助長其北進派的囂張氣焰。您須知道，我們還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敵呢？雖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可完全是衷心的實話，以免馮先生存有一個不現實的幻想，影響他的實際軍事行動。」總之，他堅決表示，現在蘇聯不可能在察哈爾幫助軍械。
不僅獲得蘇援無望，更可悲的是蘇聯當局對馮玉祥及其抗日同盟軍也持完全的反對態度，同盟軍剛一成立，蘇聯《真理報》就發表消息說：「馮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動是反對南京政府，是在為日本人服務的。」「由日本代理人直接資助並指導的馮玉祥集團採取了反對南京政府（蔣介石）的態度。馮玉祥表面上當然是反對『日本軍隊』的，而實際上他是日軍的急先鋒……馮玉祥的活動為日軍指揮部在察哈爾發動新的進攻並占領張家口提供了絕好的藉口」等等。由此，馮玉祥聯共求蘇援的目的也落空了。
馮事後以「一半固為抗日，而一半仍懷別種企圖」來解釋察哈爾抗日失敗
馮玉祥聯共的兩個目的都落空了，而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卻讓張家口的局勢越來越緊張。馮玉祥注意到，群眾運動中已經出現了工人、農民做工要求增加工錢、縮短時間，以及空喊革命等傾向。為了維護「西瓜政策」，馮採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動，如下令取消同盟軍總政治部，禁止宣傳隊上街講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號，派人監視平綏路工會領袖，改組有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日報》編輯部，不准登載有關紅軍蘇維埃的言論。馮的這些行動對秉承激進政策的中共黨員來說無疑是在「出賣同盟軍」，因此他們提出「我們必須在同盟軍戰線內部開展階級鬥爭，決定組織一個反對取消抗日同盟軍的運動。這個運動鬥爭的對象是老馮」。這樣，中共便在張家口發起反對馮玉祥的反妥協運動。馮下令不許士兵參加此運動，中共便組織士兵在軍營內寫抗議書。為擴大反妥協運動規模，中共還在抗日同盟軍各部隊中開展下層士兵運動，組織反長官鬥爭。如第四師某部士兵開大會，將長官捆綁起來；騎兵五、六師在黨的領導下驅逐了長官李海青，「槍斃十餘個法西斯蒂分子」；馮玉祥的衛隊團則全體罷崗、罷操，以至交槍不干。士兵與長官的衝突走上極端尖銳的形勢。張家口氣氛一時緊張起來，張垣戒嚴，馬路上設雙崗。
終於，隨著中共與馮的關係不斷惡化，加上蔣介石派兵緊逼以及同盟軍內部齟齬不斷，1933年7月底，內外交困的馮玉祥決心迎宋哲元回察，取消同盟軍。可他又怕中共再搞反妥協運動，遂在一方面仍布置軍事行動，而實際上以極端秘密方式安排下野。8月6日晚，馮玉祥「始以7日發表之取消同盟軍之通電稿示人」。中共雖「積極動員與布置以反對他的行動，並準備實行同盟軍之分裂。然而7日早他即將此電發出，並令前線部隊撤退，而由宋哲元部接替。」同盟軍大部分高級將領也同意馮玉祥的做法。由吉鴻昌、方振武率領同盟軍一部由於執行了中共進攻北平的激進策略，很快就被瓦解了。（李朝陽《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
此次失敗，更加深了雙方的芥蒂。馮玉祥在總結失敗原因時指責道：「一半固為抗日，而一半仍懷別種企圖。弟吾等又無確定之政治目標，使渠等（指中共）雖居異派之立場，而未能歸吾所利用。吾等在張抗日與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為渠利用。故不能達於最後之抗日目標者，實多因此。」（李朝陽《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此後馮玉祥完全喪失了軍事實力，中共也沒有再與其進行過實質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經形成，這種印象正是促成馮玉祥日後成為中共領導人口中負面典型的主要原因。
亂世求存，馮玉祥的這些鑽營和投機，究竟該如何評價，不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