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1/4世紀裡，中國成功脫貧並跨進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相關統計數據是驚人的：以美元計的名義GDP增長了20倍，出口增長了40倍，電能生產增加了8倍多。中國如今比美國多消耗了20%的能源。世界銀行評估，儘管按眼下的匯率，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0%，但若按購買力平價計，中國2014年的GDP就能趕超美國。
這種令人矚目的成就緣於政策和機遇的雙重恩惠。30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政策決定是1994年的固定匯率制。之前，持續的貨幣貶值使得中國經濟按市場匯率折算保持了一個較小的體量。在1978年至1994年間，以美元計的名義GDP增長率年均只有6.1%，而新匯率政策實施之後，這一數字逐漸增加到了15.5%。
固定匯率制迫使決策者放棄貶值幻想，集中精力在提升生產效率以增強競爭力上。之後的結構性改革，諸如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國有企業改革、住房市場化，以及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沒有固定匯率的約束，恐怕都不會出現。
僅僅依賴政策或是良性的全球經濟，一個國家未必就能實現飛躍。經濟起飛還需要社會有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現代化的路上已經努力了一個世紀。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斷地被戰爭和革命拖入泥潭，但人力資源仍然在不斷積累。就20世紀30年代的東部沿海而言，其發展水平已經趕上當時的發達經濟體了。
1949~1978年，通過國家教育體系，中國消除了大量文盲。政府也建立起了基本的醫療保障體系，提高了全民的身體素質。這兩項成就對後來的經濟騰飛至關重要。
中國實現了經濟發展，但這都是在政府權力主導下完成的。因為沒有制度性的制衡，亂象之間，許多人滋生了「走捷徑」的心理。伴隨著經濟增長，這個民族的道德品行也走入低谷，有人因而誤以為這之間有因果聯繫。事實上，許多困擾中國的問題，都可以在不犧牲增長的前提下得到解決。
環境惡化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許多人都在推銷這樣的觀點，環境惡化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伴生結果。這種論調的目的在於誘導人們容忍污染，因為我們不得不在環境和發展之間有所取捨。但事實上，我們根本沒到要做這種艱難抉擇的時候，眼下環境惡化的主要驅動力乃是不受限制的貪慾。沒有有效的法制，你怎麼指望資本為環保埋單，尤其是在環保代價高昂而官員如此容易被買通的時候。
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也被解釋成實現經濟增長的一種代價，於是糟糕的現實似乎就必須忍受了，因為按照這種論調，若沒有增長，顯然一切會更糟。這個邏輯作為一種宣傳手段確實不錯，但現實是權力過於集中才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罪魁禍首。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具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源，但那些在車間和工地上勞動的人，卻很少得到該有的福利。錢都被玩弄資金遊戲的人拿走了，權力的中心不斷流出用於通脹的貨幣，接近權力的人獲得了最大利益。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過快的貨幣增速就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毒藥。一輪又一輪的高通脹伴隨著購買力貶值，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動盪。當1992~1993年的那輪通脹再次影響到政治穩定時，政府開始引入緊縮政策，經濟增長的戰略也從開動印鈔機轉向提高生產率。後續的系列改革以中國成功加入WTO為頂點，後者向世界經濟釋放了中國勞動者的生產力，同時提供出口市場和資本投入，撐起了中國經濟長達10年的快速增長。
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以後，印錢的頑疾復發。不同之處在於，當下的貨幣升值壓力，很大程度是加入WTO帶來的好處。中國眼下既不應該讓貨幣充分升值也不應該維持聯繫匯率制度，而應該讓通脹來調節幣值。過去的政策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緩慢但可預見的上升趨勢，升值的確定性激發了熱錢狂潮，這些錢吹起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這個泡沫成了地方政府和權力圈內人的搖錢樹。相應的代價是，勞動者的收入和儲蓄以通脹的方式被剝奪。中國今天這種收入和財富極度不平等的局面，政策錯誤是元兇。
目前，中國政府正面臨著如1993年那樣嚴峻的局面，它必須開啟結構性改革以轉換增長模式，努力提升效率並遠離印鈔機。核心即在於縮回政府的手，讓市場自決自治。這也是為什麼反腐是結構改革的核心，因為只有反腐才能削減政府權力。只要政府繼續堅持反腐，5年後中國經濟會迎來新一輪增長，而這會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起伏伏已經一個半世紀。每當世界環境和平、政府權力有節制，中國就會迎來繁榮。這表明中國人的基本競爭力是沒有問題的。不幸的是，在中國，主流的致富模式是從百姓那裡搜刮財富，大多數富人通過政府權力間接完成了這種財富轉移。每當經濟繁榮，政府權力就會擴張，於是它就能支配更多的錢，和權力有關係的人就成了富人。
在法治缺位的情況下，反腐敗運動是遏制政府濫權的唯一途徑。如果制度建設沒有跟上，當經濟好轉，政府權力就會再度膨脹。在真正實現法治和權力制衡之前，中國無法跳出這種不穩定的輪迴。但當這些好制度運轉起來，中國的人均收入將能達到經合組織國家水平，而經濟總量會是歐洲、日本和美國的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