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日，中國歷史學家、首都師範大學原校長齊世榮病逝。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沈志華撰寫悼文《哀悼恩師，追思先生》披露，齊世榮生前曾十分氣憤地說起他在中南海講課的事情：當年請他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講世界史，並提供了舒適的環境，但是對他的講稿卻任意刪改，並要求只能照本宣科。
（編者註：新華社報導，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九次集體學習，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持。學習內容是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首都師範大學齊世榮教授、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主講。）
胡錦濤時代，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形成制度，每次學習由兩三位專家主講。圖為2013年7月30日，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央視畫面
2015年12月3日早晨6點多鐘，我正在伏案修改新作中朝關係史的書稿，突然接到齊世榮先生女兒衛華的簡訊：「我爸今天早上6點去世了。」我一時呆住了……，還沒緩過神兒來，徐藍又發來微信報喪，並附有痛哭的「表情」。
11月12日衛華簡訊：「老爺子腦出血、肝癌，送急診了。目前還算穩定，就是一陣清楚一陣糊塗。」我當時正在上海給學生上課，立刻打電話問了情況，感覺是問題不大，並建議衛華採取保守治療，先生畢竟已是90高齡，且情況穩定。我打算12月趁回京開會的機會去醫院探望。11月20日在台灣輔仁大學開會遇到首都師大梁占軍(他叫我大師兄)，他告我齊先生的情況不太好。24日我趕回北京，並於第二天晚上與丹慧同去醫院看望。衛華引領我們進入急診室時，先生還在昏睡，我們在一旁靜候。過了一會兒，衛華湊到先生耳邊大聲說，志華和丹慧來看你啦。先生睜眼看了一下，突然微笑起來，並向我們伸出手。我連忙趕上前，俯身握住他那乾癟纖瘦的手，叫了一聲：齊先生，我和丹慧來看您啦！不知怎的，一時間竟熱淚盈眶。先生微笑著說，你們來啦，好，好。再說了幾句，聲音還是很有底氣，但有些含混，我沒有聽清楚。衛華說，老爺子發病前還在改他的一篇文章，看他即將出版的論文集的清樣，入院後經常要他的書稿，但一時清醒一時糊塗，實際上什麼也看不了。說著話，齊先生又閉上雙眼，我就一直緊緊握著先生的手。過了一會，先生又睜開眼睛看著我，又看看丹慧，笑了，好像要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衛華說，他認出你們了。從先生的微笑和眼神中，我感覺他知道我們是誰，但一時叫不出名字來。我現在也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看著很熟的人，就是叫不出名字。先生再次醒來時，我們告別，我說，您好好養病，12月5日我要回北京開會，那時再來看您。握手之後，先生又睡過去了。就在我們要出門時，先生突然睜開雙眼，大聲說，過幾天再見。我又是一陣心酸。路上我們和衛華還說，看樣子齊先生挺幾個月沒有問題。不想，那天見面竟是永別。
我坐在書桌前，含著熱淚回憶起與先生交往的一幕幕……我是齊先生的第一個研究生。1979年我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的研究生，那時社科院有資格帶研究生的人不多，就在各高校聘請了一批老師。我報考的是世界現代史專業，先是讓我做非洲史，導師是吳秉真。入學後不久，世界史研究所所長朱庭光先生找我談話，為了配合當時要進行的經濟改革，確定讓我做蘇聯史，研究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於是指定齊先生做我的導師。齊先生是一位嚴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上課，一位同學好像在課堂上做了什麼其他事，先生一聲怒吼：你不想聽就出去！其實先生在私下場合併不是那麼威嚴，至少對我來說，不像很多同學那樣對他敬而遠之。我經常去先生家裡談話，除了學問，也談政治，交流看法。他說的很多話，在我看來是不大會在公開場合講的。從做學問的角度看，齊先生對我教誨最多的是：作為歷史研究者，首先要重視史料，特別是第一手史料。當時還談不上看檔案文獻，別說出國收集檔案了，就是外文資料都很難找到。我做蘇聯史，齊先生推薦的必讀書目中，最主要的不是蘇聯出版的通史著作(中譯本)，而是英國大家卡爾和戴維斯的英文多卷本《蘇俄史》，因為書中大量使用了檔案文獻。那時我就知道，判斷一本史學著作的價值，首先要看注釋，看看作者是依據什麼史料寫的。齊先生也特別重視理論，他說你要研究蘇聯史，必須認真讀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了解他們的思想。他給我留的作業中，很多是如何解讀列寧的著作。後來我寫出《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的道路》一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仔細通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列寧選集》。齊先生確實是一位史學大家，可以說是學貫中西，通古博今，他精通俄語、英語，還會日語和德語，做的是世界現代史研究，講起中國古代史也如數家珍。對此，我輩學人遠不能及。我對先生欽佩不已，當時就立志要隨他做一輩子學問。我入學時已29歲，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加倍努力，曉雲的父親廖沫沙先生也是這樣鼓勵我的。我去求教，他為我提寫了一副字：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我的確很刻苦，在學期間發表了七八篇論文。
萬沒想到，就在我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時候出了問題，1982年5月，還差十幾天就要論文答辯了，我因捲入一個莫名其妙的涉外案件，突然被捕入獄。在黑暗的單身牢房中，我感到今生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世界史所所長朱庭光和導師齊世榮，他們都曾對我寄予很大期望，而我卻讓他們失望了。1984年出獄後，老朱為了讓我重回中國社會科學院，想方設法，四處奔走，但終未如願。那時，作為一個勞改釋放人員在北京是很難找到工作的，就是我在獄中寫就的那本關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書，也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於接受。後來，我聽說廣東搞了一個特區，在那裡「英雄不問出處」，可以各顯身手，便決定去闖一闖。臨走前我先去看過老朱，感謝他為我工作的事情費心，現在沒有辦法，只能先解決生計問題。然後到了齊先生家，記得徐藍當時也在那裡(她是我的師妹，但我得叫她大姐)。我很激動，對先生說的大意是：弟子不孝，辜負了您的期望，如今走投無路，只能外出求生。但只要我賺了錢，一定回來，重頭跟您做學問。如果弟子無能，那就客死他鄉，永不回頭。出了先生的家門，我仰天長嘆，眼角流下一行淚水。
90年代初，我回到了北京。那時有幾十萬元，已是不小的數字了，我想自己做學問沒有任何問題，還可以資助別人呢！我再見到齊先生時，第一句話就是「弟子回來了！」我對歷史學的資助第一筆錢就是給齊先生的，當時國家教育經費很少，齊先生作為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會長，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竟感到囊中羞澀。我資助他在河北師範大學開會，並親自開車送他去保定。然而面對眾多師生，我卻是一個陌生的外人，一個商人，沒有資格參加會議。43歲那年，我決心重新開始學術生涯，並懇請齊先生再次把我領入學界。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戴逸、王慶成、金沖及、劉家和、劉桂生等學術前輩，還專門帶我拜訪了他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時的老師周一良先生。與周一良先生暢談一番後，他讚賞我重歸學術的選擇，並欣然答應出任我所資助的東方歷史學術文庫評審委員會主席，其他幾位老先生都是評委(周先生去世後，戴先生、金先生、齊先生先後擔任主席)。後來，周一良先生送給我一本他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還用左手簽了名。光是這個書名就令我感慨萬分，我想，以後我要寫回憶錄，免不了取個類似的書名，比如《還是做書生》。同時，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到莫斯科收集俄國檔案，組織整理翻譯；利用這些解密檔案研究朝鮮戰爭、中蘇關係；在國內組織冷戰國際史研究，每年自費召開學術討論會……。在齊先生的幫助和引領下，我的後半生再次交給了學術研究。
這段時間，我與先生經常見面，但多是談東方歷史學會的工作，討論學術問題不多。不過，有兩件事給我印象很深。《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發表了我的專題文章《俄國檔案文獻：保管、解密和利用》，那時我寫了不少介紹俄國解密檔案、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利用檔案文獻的文章，但我也指出，研究者不能迷信檔案。我在這篇文章中寫到：「人們可以舉出無數的案例說明俄國新檔案文獻的問世如何改變了歷史學家對蘇聯歷史以及相關歷史事件的看法，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輕易使用這些檔案文獻可能給人們理解過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還說：「當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機密』或『絕密』字樣的檔案文件時，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儘量利用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窮源。其實他不應該忘記，檔案文件中的白紙黑字未必就是歷史的真實。確如卡爾所說，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擬定者『希望別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齊先生看過這篇文章後給我打電話說，「你能這樣寫，說明你已經成熟了。」我理解先生的意思，研究歷史當然應該重視第一手史料的收集，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讀和利用這些史料。2003年我的《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一書終於被允許在大陸出版了，這是我的成名作，自然要請恩師作序。先生在短序中這樣寫道：「二十幾年前，我已認識沈志華同志，那時就覺得他是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現在，他在學問的大道上已走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著述豐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顧亭林說：『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華同志謹記顧亭林的話，繼續努力，攀登歷史科學的高峰。」在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幫助你、提攜你，在你取得成就的時候，提醒你、鞭策你，師生關係莫過於此。
2004年，陳兼和楊奎松拉我去華東師範大學，與黨委書記張濟順面談，學校有意聘請我來主持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的工作。作為民間學者，我在學界遊蕩了十幾年，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小有名氣，但隨著年齡增長，也想到了學問傳承的問題。儘管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做兼職教授，也帶了幾個學生，不過總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的感覺。如今，華東師大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台，況且讀研究生時，在朱庭光所長的領導下，我便熟識了上海葉書宗、王斯德、李巨廉幾位老師，可我長期游離於體制之外，現在「出山」，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是否能夠承擔起這個重任，心裡著實沒有底。於是，我又去找齊先生請教。先生很贊同我回到體制內，說這樣可以為歷史學的發展發揮更大作用。他詳細地向我講述了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情況，各種規章制度，各校的特點和短長，還推薦天津師大侯建新教授、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給我「上課」，甚至親自帶我走訪一些學校。我到華東師大上班後不久，先生又專程來到上海講學，為我「站腳助威」。這些年下來，我漸漸摸索出一套把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優勢結合起來開展研究和教學的路數。可以說，在學術生涯中，是齊先生又把我帶上了一個新台階。在上海教書、研究的這些年，事務繁多，除了開會相遇，我與齊先生私人會面的機會漸漸少了，但是每年過年前後，我和丹慧必定要請先生吃一次飯，常常還邀金沖及先生、張椿年先生、阮芳紀先生作陪。齊先生愛吃海參，所以每次我都為他點一道高檔的小米煮海參。三年前一次相聚，我發現齊先生突然瘦了許多，但精神很好，說話底氣十足，便沒有在意。後來衛華告訴我，先生那時就發現患了癌症，但他不許家人對外說起。看著先生到處開會，講話，還時常寫文章(先生每次發表文章都會寄給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已經絕症纏身。用衛華的話說，老爺子就是一輩子好強。好幾年前有一次聚會談到寫作，金先生問齊先生，你的學問那麼大，寫了很多文章，編了很多教材，為什麼沒有寫一部專著？齊先生笑著擺了擺手，沒有作答。後來金先生還讓我去勸說齊先生，趁著體力還行，抓緊時間搞一部專著留下來。我猶豫再三，沒有再提起這個問題。為什麼？齊先生曾十分氣憤地對我說起他在中南海講課的事情：那年教育部請他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講世界史，並提供了舒適的環境，但是對他寫出的講稿卻任意刪改，並要求只能照著稿子講。我想這大概就是先生不願寫書的原因，不是不能寫，而是不願寫。歷史學家留給後人的白紙黑字，應該是他自己滿意的作品，是他認為可以留得住的作品。很多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成名的作家，後來沒有再寫出一部有影響的著作，大概也是這個原因。無論如何，先生這樣走了，還是留下了遺憾，是他的，也是我們的。
那晚在中日友好醫院急診室的病榻前，我緊緊握著先生的手，頭腦中翻滾著本來準備到過年聚會時要對他講的話。我想告訴先生，今年4月，經全國社科基金規劃領導小組批准，給我下達了一個國家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我正在組織這個龐大的工程，希望聽取先生的意見和教誨。我想告訴先生，今年10月，我苦心研究了幾年的《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已經完稿，儘管中文尚未出版，但美國、日本、韓國都在翻譯，而且徵求意見稿送出之後，也得到了一些好評，在大陸出版中文本不是沒有可能。這是一個極為敏感也是前人幾乎沒有研究過的課題，希望先生對書稿提出修改意見。我還想告訴先生，我主持的上海市社科重大課題《中朝關係：俄國與東歐國家解密檔案選編》已經基本編好，我正在做最後的統稿，今年年底便可結項。在離開醫院回家的路上我還想，待12月見面先生精神好一些的時候，我再行匯報。學生有了一點成績，第一個就想讓老師知道，這大概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能為師門增光，就是盡了弟子的本分，我多麼希望先生可以親耳聽到這些消息。然而，現在，今後，所有這些話，我只能到先生的靈前去傾訴了。
我相信，先生在九泉之下聽到這些消息也會微笑的……恩師駕鶴仙逝，弟子悲痛萬分，唯可告慰先生的是，學生定會繼承您的事業，不辱師門，為中國的歷史學發展奉獻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