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周恩來。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一本新書對周恩來的生活提供了一個激進的新解釋：他可能是同性戀。
他是20世紀的一位傑出人物，從戰場到權力的殿堂，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與毛澤東共事幾十年，人們不僅敬重他過人的才智，就連他的氣質也備受推崇。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1971年在北京會見了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為第二年美國總統理察·M·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具有開創意義的中國之行鋪平了道路，也為全球政治的新時代拉開了大幕。
周恩來與妻子鄧穎超的照片，拍攝時間不詳。這本書的作者蔡詠梅表示，周的性取向可以解釋他生活中的幾個謎團，包括他對妻子的冷淡態度。
周恩來一篇寫於1918年的日記。「有生以來沾著這個『情』字，至於赤子之心……」這句話的其餘部分，被一條粗重的烏黑墨跡掩蓋住了。
周恩來一篇寫於1918年的日記。"此心之傷實歷兩月。每當月夕風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難受也！」
1920年代的周恩來。書中沒有給出確鑿的證據，來證實他是同性戀者。只是從周的日記中，以及他與妻子的書信往來中尋找了一些蛛絲馬跡。
但是，本周出版的一本新書對周恩來的生活進行了徹底的重新詮釋：他可能是同性戀者。
這種說法肯定會在中國引起爭議，因為同性戀在中國並未得到廣泛接受，可能很多人都會認為，這是對周恩來的人身攻擊。實際上，這本書預計會在中國大陸遭禁，就像其他未經授權的周恩來傳記一樣。
這本書名為《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作者蔡詠梅(Tsoi Wing-Mui)寫道，周的性取向可以解釋他一生中的幾個謎團，包括他對妻子的冷淡態度，以及他與毛澤東之間小心翼翼的關係。
蔡詠梅是一名記者，曾在香港一家自由派政治雜誌擔任編輯。她在書中沒有給出確鑿的證據，來證實周恩來是同性戀者。書中沒有往日戀人坦白的往事，有的只是從周恩來的日記中，以及他與妻子的書信往來中發現的蛛絲馬跡。
蔡詠梅說，她希望自己的詮釋能增進人們對一個重要歷史人物的理解，給他的個性添加質感。「寫這本書之前，我對周恩來真的沒有什麼好印象，」她在接受採訪時說。「但後來，我對他非常同情。」
她說，周恩來年輕時的一則日記提供了一條線索，透露了他內心的熱望。
1918年底，時年20歲的周恩來住在日本，打算在那裡上大學。數周之前，他離開了中國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一個比他小兩屆的學弟李福景也同時離開，前往香港大學學習。周恩來對兩人的離別感到十分痛苦，他在日記中寫到了這一點。
「此心之傷實歷兩月。每當月夕風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難受也！」周恩來用毛筆寫道，字跡又粗又急迫。
周恩來與年輕的李福景（「慧弟」）之間的關係，超越了密友的程度，蔡詠梅寫道，周恩來愛上了李福景。
認為周恩來是同性戀者提出了一些問題：如果中國社會接受同性關係，那麼周恩來的人生方向和中國的走向會是怎樣的？
周恩來和李福景一直保持著聯繫，兩人於1921年前往英國，希望進入那裡的一所大學讀書，蔡詠梅寫道，他們在同一時期居住在倫敦。李福景被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錄取，但周恩來負擔不起在英國居住的高昂生活費。心情沮喪的他搬去了法國，蔡詠梅寫道。
在法國，周恩來獲得了蘇聯資助的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提供的津貼，從此在共產黨內青雲直上。
「不知道他們在英國時發生了什麼，」這本書的出版人鮑朴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們是不可能在一起的，這一點他們自己也知道。」如果把周恩來視為同性戀者，1925年發生的一件事就有了新的詮釋，當時周的未婚妻鄧穎超抵達南方城市廣州，有翔實資料記錄了當時的情況。周恩來是在歐洲通過明信片向她求婚的，蔡詠梅寫道。那時兩人已經有五年沒有見過面了，之前從未有過戀愛關係。
曾在中共體制內供職的歷史學者高文謙在2007年出版過傳記《晚年周恩來》，該書也在中國被禁。高文謙寫道，鄧穎超乘船抵達廣州時，周恩來並沒有去接她。
於是，她前去廣東省總工會找周恩來。
「看到鄧穎超走進房間，周恩來向她微笑了一下，但仍繼續進行激烈的討論，會議結束後，他起身匆忙地走出工會大樓，並沒有和他未來的新娘打招呼，」高文謙寫道。
中共官方的解釋是，周恩來的冷淡態度反映了他把全副心力都投入到了共產主義事業中。
蔡詠梅的另一個解讀遠遠更加重要，而且假設性更強：周恩來的性取向，可能影響了他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很多歷史學者，包括高文謙在內，都認為周恩來行事小心謹慎，超過了他應有的程度。
1930年代中期之前，周恩來在中共黨內的級別高於毛澤東。周恩來未能阻止國內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導致了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周保護了中共很多幹部，讓他們免遭紅衛兵極端暴行的傷害，因此受到了稱讚，但是他小心謹慎地一直效忠於毛澤東。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現年94歲。1946年時，他在中共位於西北部的根據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李敦白與周恩來保持聯繫的時間長達21年，他從來沒有覺得周是同性戀者。但他說，如果周真的是同性戀者，而且被外界知道，就可能一生盡毀。蔡詠梅說，周可能太過擔心自己的性取向會被毛主席知道。李敦白說，他「不僅會想隱藏這件事，而且是必須這麼做——如果這事被曝光，他就會一生盡毀。」
蔡詠梅說，同性戀被當成是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他們將其視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她說。
雖然毛澤東的發號施令，壓服了很多高層幹部，但也有人並不懼怕。周恩來是政府總理，本來可以制約毛澤東的權力。
「他為什麼這麼害怕？根源何在？」蔡詠梅問。「他的原罪就是他是同性戀者。」
蔡詠梅的書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該出版社的創始人鮑朴是鮑彤之子。鮑彤曾擔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策秘書。1989年時，趙紫陽因同情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學生，與其他黨員分道揚鑣而下台。
外界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周恩來和李福景之間是否超越了密友的關係。李福景於1960年去世，把他的一切秘密都帶進了墳墓。
周恩來本人也可能尋求隱藏自己最隱秘的感情。他只記了很短時間的日記，這些日記是在1952年被發現的。第一篇寫於1918年1月1日，其中講述了他以前的生活、他的夢想，以及他的缺點。然後他敞開了心扉。
「有生以來沾著這個『情』字，至於赤子之心……」
這句話的其餘部分，被一條粗重的烏黑墨跡掩蓋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