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江青在這個年齡還忸捏作態，毛澤東不由得心生厭惡，一閃而過地浮現出一句古話：「以色事人，色衰而愛弛。」江青那略顯衰老的面孔，讓他生出嫌棄的情感。他喜歡年輕的生命，任何東西衰老了，就喚不起他的熱情了。而他總希望保持自己的熱情，總在尋找新鮮的生命和新鮮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鮮。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銳積極倒很有點可愛。不談感情，只談政治，江青倒頗有一種生龍活虎的新氣象。本文摘自《芙蓉國》，作者柯雲路，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抽著煙，一言不發地聽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匯報北京的運動情況。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剛剛從武漢飛抵北京。當人們問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時，他搖了搖頭，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立刻來他在中南海的住處。此刻，看著一屋子團團圍坐的部下們，他有著非常從容而又沉穩的心態。一個大政治家並不需要頻頻出擊，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時機做出有力的行為。
掌握政權到了這個年齡，他尤其顯得深思熟慮遊刃有餘了。
康生眼鏡後面那張瘦而多皺的臉，張春橋眼鏡後面那張顴骨凸起兩頰下陷的臉，江青黑眉眼鏡後面那張目光閃爍的臉，陳伯達眼鏡後面那張有點浮腫的短臉，姚文元那張惟一沒戴眼鏡的圓圓的胖臉，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著他。他們在匯報北京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學生反工作組和工作組鎮壓學生的情況。江青的話最多，其次是張春橋和康生，陳伯達話不多，姚文元話最少。無論話多話少，這些圍攏在他身邊的人都像一個忠誠的戰鬥小組。
隔著繚繞的煙霧，他們的目光都在小心謹慎地觀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應。這樣略皺著眉沉默不語地聽著這些如臨大敵的匯報，他有一種特別從容的好心態。事情到了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爾他也會問一兩個細節，譬如北京反工作組的學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僅僅二十四所重點大專院校，就有一萬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將近三萬人遭到不同性質的批鬥。」
毛澤東抽著煙背靠著沙發很舒展地坐著，繼續聽著匯報，
一位工作人員走到身邊低聲請示：「劉少奇同志來了，他想向您匯報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江青等人此時都停下匯報，目光一動不動地看著他。毛澤東抬起手用手背輕輕向外擺了擺。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員是他貼身的小護士，叫李秀芝，一個連江青也不敢輕視的年輕女性，她點點頭輕聲說道：「我就說您休息了。」毛澤東略抬眼看了看她，沒有表示反對。李秀芝步履輕捷地走出客廳，去做安排了。
匯報還在進行，毛澤東卻在心頭浮現出一絲隱隱的冷蔑。眼前浮現出劉少奇那不陰不陽讓他看著不順眼的面孔，同時過眼雲煙般掠過一些可以稱之為歷史性的場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開四清工作會議期間，那天開會，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沒有通知他。他很生氣，打了電話。鄧小平在電話中解釋：「今天是個一般性的工作會議，聽說主席這兩天身體小有不適，就沒有預先通知您。」毛澤東當時就說：「這個會我要參加，而且有話要講。身體小有不適，不影響開會，輕傷不下火線嘛。」到了會上，劉少奇、鄧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講了話，而且鄭重其事，口氣嚴厲：「農村現在的問題實質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這是主要的矛盾。」他義正詞嚴地強調了這個治黨治國之本。作為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的劉少奇這時卻在一旁插話：「農村的矛盾是各種各樣的，有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體的矛盾還是要具體分析，是什麼矛盾，還是作為什麼矛盾解決為好。」
劉少奇的話雖然聲音不高，卻明顯表現出一種固執的對立情緒，令他極為不快。這樣打斷他的講話，公開造成僵局，雖然短暫，性質卻十分明顯。他當即提高了嗓門，繼續講述自己兩條道路鬥爭的觀點，同時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劉少奇的觀點，他們之間也形成了相當一致的工作氣氛。他踏進這個會場時，雖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領袖的待遇，然而從劉少奇、鄧小平以及這班人的眼睛裡，他看到的是敬而遠之。他們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著，他來了，他們都有些尷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該來打擾他們，不該不信任他們，不該干預他們。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興的小孩見到家長，雖然不得不表現尊重，骨子裡卻眼巴巴地希望家長不要打擾他們，趕緊離開。他在這班人眼裡讀到的就是這種意思。他在聲色俱厲的講話中始終能夠感到，這些人不過在表現敷衍的尊敬。
劉少奇手中一直輕輕轉動著鉛筆，目光一動不動地直視著前面。鄧小平抬著頭似乎在聆聽他的講話，又時而低下頭看看手中的材料記幾個字，其實，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這是他自遵義會議執掌權力以來首次被冷落被頂撞的會議，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長期以來退居二線，將黨政軍日常事務交給身居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處理，已經在形成大權旁落。
在緊接著的又一次會議上，他決定做出反擊。他拿著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出席會議。會議一開始，他就做了一個讓全體都出其不意的講話，他看著鄧小平和劉少奇說：「你們一個是不讓我開會，一個是不讓我講話。」他一手拿起《憲法》，「這是一本憲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講話的自由。」又一手拿起《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黨章，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有權利參加黨的會議。」然後，他把《憲法》和《黨章》都放在桌上，沉穩有力地拍了拍，「你們有什麼權力不讓我參加會議？有什麼權力不讓我講話？我一講階級鬥爭，你們就不愛聽，共產黨不講階級鬥爭還算什麼共產黨？你們手中的權力到底是誰給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從那時起，他決定把丟失的權力奪回來。
